鲍盛刚:如何实现收入倍增计划?

作者:鲍盛钢  时间:2012-11-16

  收入倍增计划是一个宏大的计划,一可以拉动内需,增加社会购买力,推动中国经济再增长,确保就业的稳定,中国内部市场巨大,这无疑是一个诱人的宝藏。二可以改善民生,加速中国进入普遍小康时代,化解社会不平等的矛盾,推动中国和谐社会的发展。共同富裕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问题是如何实现收入倍增计划呢?
   实现收入倍增,企业就要增加工资,但是目前中国企业增加工资的空间非常有限。企业给员工增加工资的前提是生产效率与利润的提高,而中国企业现在的竞争力来源于低成本特别是劳动力廉价成本,所以,如果增加工资,中国企业也就将失去自身的竞争力,结果不是企业倒闭,就是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或者转移到海外,而企业员工可能面临涨了工资,但没了工作的处境,对此如专家分析的那样,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来增加劳动者报酬,但增加工资的副作用是降低就业的增长,当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力增长一个百分点的时候,就业增长会减慢一个百分点。增加工资给劳动者报酬,会增加每一个有工作人的报酬,但不能增长所有劳动者报酬的总和,就是因为增加工资以后,参与劳动的人数会降低。保企业,才能保民生,企业跨了,也就谈不上收入倍增。

  那么,中国是否可以模仿美国和西方国家采用信用消费模式呢?所谓信用消费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债务消费模式,既然企业给员工增加工资空间有限,而政府又是非生产性机构,所以信用消费模式是唯一能够被接受又能够拉动内需的手段,它能够提升内需的空间,推动经济的繁荣,信用消费模式出现于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美国当时出现的柯立芝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消费模式,即在不增加企业和政府的负担情况下,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的增长。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信用消费模式达到发展的顶峰,甚至泛滥的程度,伴随信用消费的发展,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的繁荣。同时,它能够迅速催生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壮大,推动社会结构向橄榄型方向发展。但是,信用消费模式的致命弱点是它建立在债务基础上,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人因为信用消费模式已经把以后几代人的钱都花完了,一旦债务危机爆发,人们突然发现所谓繁荣只是非理性繁荣,所谓中产阶级梦想只是一场梦幻。

  既然以上两种方法都不足以拉动内需,或者有很大的后遗症,那么,政府是否可以有所作为呢?事实上,政府不仅是有所作为,而且是主导地位,其方法是政府以税收承担收入倍增,通过外部对企业的补贴和奖励,在不增加企业成本和负担的情况下,投资民生,以拉动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首先,政府投资民生,可以为投资找到新的增长点,之前中国投资集中于铁公基,那么,如果现在转向投资学校,医院,保障性租房,建设养老院等,不仅能够继续拉动投资,而且能够改善民生的硬件环境。其次,政府投资民生,可以将百姓从房地产,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释放和拉动内需,提升幸福指数。政府投资民生不仅仅指硬件的投入,更主要指保障民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包括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或廉价住房,以及政府承担社会保障等等,政府应该是最大的慈善机构,中国发展方向应该是福利型国家。其三,内需的扩大,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没有内需,显然这一转型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中国叫得响,但是做得少,已经失去很多时间。其四,政府承担成本上涨的负担,可以为企业减压,提升企业竞争力,保住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政府必须认识到保住企业,才能保住和促进民生的发展。同时从政治意义上讲,政府投资民生,可以化解社会贫富不均现象,化解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有助于建立和谐社会。最后,投资民生,可以使中国避免和跨越中等国家收入陷阱,从目前的国富民穷发展为民富国强。所以,投资民生,改善民生应该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点,同时也应该是中国改革的下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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