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经济为何下滑?

作者:鲍盛刚  时间:2015-03-12

  经济下滑是因为投资不足,投资不足是因为利润不足,利润不足是因为成本上升。当然我们还可以换一种逻辑,经济下滑是因为消费不足,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而消费不足是因为收入太低。当然还有一种逻辑是,经济下滑是因为工资上涨太快,税收比例太高,社保成本内化,企业负担过重。最后还有一种逻辑认为经济下滑是发展自然规律,下滑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显然,经济下滑与危机是一种并发症,既有投资不足的因素,也有消费不足的因素,既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经济运行是一个生理系统,其中一环扣一环,而所有经济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比例失调,因为比例失调所以导致经济生理系统的紊乱与衰退。一般来讲面对经济下滑与危机有三大解决方案,一是技术解决方案,二是空间解决方案,三是制度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最著名的就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毁灭理论,他认为经济危机并不可怕,相反正是危机才是创新与经济进步的源动力,没有危机可能就没有创新与经济进步。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是一条螺旋上升的曲线,而其中创造性毁灭体现了经济发展的生命力。但是,问题是创新需要时间,它是间歇性的,人们要等待,而在等待时人们要忍受企业的不断倒闭,忍受失业的痛苦,人们眼前一片漆黑,不知道下一个经济增长点在哪来,何时它才能出现,也许毫无希望,所以凯恩斯讲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在等待中完蛋。另外,就是目前创新与转型升级越来越难,成本越来越大,而且在经济下行与危机来临时,企业更加无法承担创新的成本与风险。最后,企业往往选择产业转移而不是创新与转型升级,因为这样成本更低,结果经济周期就如同一只封闭的轮胎气囊突然漏气了,产业创新与转型升级变成了产业与资本大转移,最终经济发展就如同漏气的轮胎气囊陷入长期的停滞与低增长状态。对此我们只要看一下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它们在发展之后经济无不陷入长期停滞与低增长的困境,其原因就在于经济周期在进入到下行与危机之后,没有转变为创新与升级的动力,而是变成了产业与资本的转移,从而延缓和遏制了经济发展上升的动力。经济周期在此中断,螺旋上升曲线变成了一条水平线,这也就是现在人们讲的新平庸经济时代。    

  空间解决方案就是通过产业转移到低工资低成本的国家与地区,以增加企业盈利的空间。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面对经济下行,技术创新解决方案正在被代之以空间解决方案。以往的在国家内部封闭式的繁荣与萧条经济周期模式被代之以开放式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横向发展的周期模式。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认为从投入大量进入一个国家到当地工人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迫使工资上升和资本抽离大约为30年,目前转移周期正停留在中国和印度,考虑到这两个国家的体量,因此需要比30年更长的时间。另外考虑到这个过程在非洲与中亚还没有开始,因此资本主义要填满地球可能要等到21世纪末期。而一旦到那时世界各地的工资水平都会很高,利润就会下滑,整个世界经济体将从开放重新回归单一的封闭体系。由此,在世界各国比较优势趋同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发展只能再回到以技术和制度创新作为其利润和发展的来源,除此别无选择。但是,空间解决方案得利的是企业,成本与风险往往由社会和政府承担。首先,产业转移会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资本向国外流动,产业向国外转移,意味着本国投资减少,一般产业增长停滞。发达国家要实现产业增长,必须依凭创新优势,发展新技术产业,因为这种产业不但可以承受国内的高劳力成本,还可取得高利润。但创新不是说创新就能创新得了的。其次,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产业转移导致就业流失,政府财税收入锐减,赋税国家面临破产,高福利制度难以为继,而企业主要是跨国公司在国外的投入,是生产低成本的选择,收益比在国内投入更高,所以他们会更富。他们更富的来源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主要是劳力成本差异。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们追求更富,投入在国外,不受本国市场与民主机制力量的约束,因而不能惠及本国人民,甚至带来产业发展停滞和下降,导致失业增加,扩大贫困群体。资本与技术输出,使发达国家某些拥有资本与技术的少数人更富,而普通民众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贫富差距由此迅速扩大。美国占领华尔街的民众运动,反映了这种矛盾。 

  制度解决方案就是通过制度改革释放预期利润空间,吸引投资以拉动经济重新回到增长的轨道。事实上,制度创新不仅具有与技术创新同样的效用,两者都能够创造与释放更大的利润空间,推动投资与经济增长,而且制度创新显然比技术创新更有效,一是时间短,不用等待,二是成本低,三是制度创新可以推动技术创新,因为唯有制度创新才能激发人们的创新精神与动力。在西方历史上先有工业革命?还是先有制度革命?或者说先有制度创新?还是先有技术创新?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马克斯·韦伯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归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无异于是说贪婪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正是对财富的贪婪激发了冲动,并由此转化为冒险与投资,转化为节俭与勤勉,转化为财富的创造,科技的发展,工业的兴起与城市的建立。所以,后来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应该归于制度革命,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正是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组织造成了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反之如果社会没有刺激个人去从事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那么,面对经济下行,应该如何进行制度创新呢?对此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凯恩斯方案,认为应该开启和扩大公共投资,一方面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萎缩与不足,另一方面通过公共投资以吸引和带动私人投资,重返经济增长的繁荣。但是公共投资有一个不好的名声即无效与浪费,一想到公共投资,人们就想到挖地埋钱,再让人去把钱挖出的故事。另一个是新自由主义解决方案,上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第二次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既然是制度出了问题,那么自然只能是以再次制度革命加以纠正。新自由主义的要义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提升预期利润空间,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刺激个人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但是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复古和倒退运动,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变种,主要的靶子就是应对大萧条与二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殊不知一旦工资,福利与税收涨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来,否则就会引发道德与政治的风险。 

  比较以上三大解决方案,我们不难看出它们的目的都在于如何释放投资预期利润或者资本边际效率,以引诱投资,推动经济重新回到增长的轨道。因为显而易见,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创造就业,创造政府税收与社会福利。但是投资又取决于投资预期利润与资本边际效率。如果无利可图,也就不会有私人投资,不会有创新,不会有经济增长。利润是解开经济波动之谜的线索,这无疑是现代经济的本质,而这无疑又是建立在人性自我弱点基础上的。那么,我们又能如何呢?对此凯恩斯曾经讲到,我们不要把改变人性和管理人性混为一谈。在一个理想社会中,人们可以因为教育,感召,环境等关系,对于赌注根本不发生兴趣,但是如果一般或者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发财有强烈愿望,那么让他们在规则与限制下玩这个发财的游戏,也许政治家会认为这是聪明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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