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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新一轮金融改革四大突破口

——三中全会专家谈

  时间:2013-11-21

  ●如果说上一轮金融改革主要致力于改革微观金融机构,新一轮金融改革的重点则应逐步转移到构建制度、完善市场、改进利率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上。

  ●在进行利率市场化建设的同时,应同时推进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从而尽可能降低改革对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

  ●在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以此倒逼带动外汇市场、跨境投资、债券市场、金融机构本外币综合经营等领域的改革。

  《经济参考报》:三中全会全面部署了未来的改革方向,您认为金融改革对下一步整体的经济改革的重要性在哪里?

  巴曙松: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金融改革更易于地从全局和总量层面突破,例如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在金融改革领域积累的经验也会对重点突破金融改革形成了支持,而且金融改革的突破对于带动整个经济转型也会有积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金融改革有可能、也有必要成为下一步整个经济改革的主要突破口之一。

  目前看来,新一轮经济改革对下一步的金融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以金融改革来抓住全球经济再平衡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时间窗口;(二)以金融改革来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并支持城镇化的继续推进;(三)以金融改革来化解当前经济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金融风险;(四)以金融改革配合财税改革、要素价格改革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提高改革的协同效应。

  可以预计,随着三中全会部署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举措的落实并产生成效,中国的金融改革也会在多个领域取得显著突破,并为当前的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经济参考报》:未来金融改革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突破口在哪?

  巴曙松:如果说上一轮金融改革主要致力于改革微观金融机构,新一轮金融改革的重点则应逐步转移到构建制度、完善市场、改进利率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上。

  面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新要求,只有坚持市场化导向,进一步释放金融体系活力,建成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运行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才能有效分散金融风险,为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转型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从三中全会的部署看,下一步的金融改革预期会从几个线索推进:(一)深化金融业的对内和对外开放。具体包括降低民间资本进入的门槛、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等。(二)金融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以及加快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三)以适应整个经济改革需要和经济转型要求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其一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其二是大幅度提高债券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促进场内和场外市场,银行间及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其三是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其四是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多元化。(四)强化金融改革过程中的金融监管。

  《经济参考报》:许多专家认为要素价格改革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之一,您能否解读一下金融价格市场化的路径?

  巴曙松:金融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以及加快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利率是引导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市场指标,形成市场化的利率水平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具有深远意义。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必须建立在融资者、投资者风险收益约束清晰的基础上,否则会形成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和金融风险的积累。

  从长期来看,培育更加透明和更具市场约束的投融资主体需要进一步加快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以及财税改革,调整融资结构,发展直接融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其中的关键是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鼓励金融创新。

  从利率市场化角度看,需要在目前利率市场化取得长足进展的基础上,继续按照“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思路,进一步扩大中长期定期存款的浮动区间,并逐步扩大至短期和小额存款利率上浮区间,最后完全放松存贷款利率浮动限制。

  同时,逐步放开与存贷款有关联性或有替代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定价,推动整个金融产品与服务价格体系的市场化。

  进一步发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的基准作用,扩大其在市场化产品中的应用,同时促进利率品种的多样化和结构的合理化,形成完整的收益率曲线,各种期限利率实现动态联动变化。进一步确立市场定价权,允许市场化的债券违约的出现,使投资者能够独立判断客户风险并制定相应的风险溢价,形成风险收益曲线;加强金融机构风险定价能力建设,防止系统性定价错位。

  《经济参考报》:观察西方国家的利率市场化,这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进程,您认为其中哪些相关配套的制度建设最重要?

  巴曙松:在进行利率市场化建设的同时,应同时推进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从而尽可能降低改革对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一是规范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金融竞争必将产生“优胜劣汰”,建议在深化金融机构产权和治理结构改革的基础上,设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机制,以并购重组方式处置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金融机构。二是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体系。利率市场化的真正实现,需要放开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增加金融供给,使利率能够真正反映资金价格。

  《经济参考报》:金融危机后的几年,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的影响较大,这时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否合适?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巴曙松: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时间窗口。目前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融资活动中的使用得到明显促进。下一步,建议在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以此倒逼带动外汇市场、跨境投资、债券市场、金融机构本外币综合经营等领域的改革。

  一是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和灵活性,发挥汇率对调节国际收支的积极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逐步扩大波动区间。推进外汇市场各项交易制度的完善,减少中央银行对汇率水平的干预和日常性外汇买卖,增加其对汇率形成机制的调节。发展外汇衍生品,为金融机构和贸易企业提供更为丰富的外汇避险工具和产品选择,增强其有效防范汇率波动风险的能力。

  二是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根据相关研究机构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的评估,目前中国不可兑换项目有4项,占比10%;部分可兑换项目有22项,占比55%;基本可兑换项目14项。总体看,目前中国资本管制程度仍较高,与资本账户开放还有较大距离。下一步,需要根据三中全会的重要部署和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所制定的“突出重点、整体推进、顺应市场、减少扭曲、积极探索、留有余地”的总体原则,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使用,逐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放宽境内居民境外投资限制,逐步扩大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在这一过程当中,还要注重推进措施与国际金融形势、国内经济发展情况、企业承受能力的协调统一,并进一步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和预警,构建防范跨境资金双向流动冲击的体制机制,运用托宾税、零利率存款准备金等工具控制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动。

  三是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为人民币国际化先行先试的参照,实现在岸市场的金融改革与离岸市场的发展的良性互动。可继续率先在香港设计和推出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扩大人民币资产的交易规模,试点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相关改革措施等。

  《经济参考报》:在金融改革提速、金融创新日新月异的大背景下,您认为应该如何强化金融监管?

  巴曙松:一是三中全会强调的是完善监管协调机制问题,特别是要加强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协调。

  二是落实三中全会部署的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需要根据不同领域的状况,适当赋予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一定的地方金融监管职能,明确地方政府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力与责任,将类似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不吸收公众存款的小型准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的监管权限交给地方金融管理部门。

  同时,提高省级金融管理部门的独立性,降低地方政府对本地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从而减少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干预。加强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避免垂直管理的中央金融监管体系“鞭长莫及”、不同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各自为战”的问题。

  三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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