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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潜在增长率概念中西有别 改革红利不能忽视

作者: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时间:2016-08-13

 

  提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分析长期增长,应该更多地关注供给侧,而非需求端。西方经济学中的潜在增长率概念以稳态作为基础,而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变迁之中,潜在增长率可能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我国的经济增长不必向“新平庸”回归。把学术研究转化为操作层面的思维还需要更为细化的分析,需警惕操作与理论脱节从而适得其反的可能。推进改革需要决策者真正认识到改革红利的存在,并且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实现激励相容。

  中国经济还在结构变迁中 不必向“新平庸”回归

  白重恩老师的课题报告《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了解该报告部分内容请戳:为什么中国要慎用刺激政策?答案在这里和是药三分毒:投资能救命,亦能致病)做得非常细致。报告看的是长期增长的趋势,这符合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应该关注供给侧的因素,主要不应该看周期性的因素,也不是短期的需求侧的问题。虽然宏观经济学把长期经济增长和周期问题往往分开,但是认识长期增长趋势是认识周期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结合潜在增长率讨论趋势项的做法,我很赞成。

  潜在增长率的概念理解起来挺复杂的。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经济学,它的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增长下的稳态。在新古典经济中,供给就是个稳态,本身没有周期。因此,当实际经济增长偏离稳态,就是来自于需求端的冲击所导致的,是周期性的因素。实际经济增长率可以偏离稳态,而稳态又是一个稳定的潜在增长能力,所以在西方经济学的语境下,潜在增长率就是趋势增长率。

  而包括我国在内的赶超型经济体,并不处于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稳态中。我们的发展还具有阶段性,还会有结构性的变迁,使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发生本质性的提高或者降低。我国处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时期,有很高的潜在增长率,并不为整个世界的平均增长率所限制。待到我们经过若干个重要转折,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我们的潜在增速会降下来。总之,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不必然向全球的平均增速回归。中国经济的减速和所谓的全球“新平庸”虽然并行发生,但实质上,根源是互相独立的。中国从供给角度来看的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而同时国际需求也疲软,两点恰好碰撞在一起,我们也不用勉为其难去充当世界的供给者。

  对于西方经济体不用特别地强调供给侧的因素,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变化,长期就是处于稳态。所以,除了少数经济学家从供给侧寻找西方经济增长中的问题,大多数还是着眼于需求侧的因素。而对于我们来说,供给侧因素就特别重要,我们在理解问题和做测算的时候,要把需求侧的因素暂时抽象掉。

  然而,我们现在做生产函数估计的时候,往往不能够很容易把需求侧的因素清理干净。比如资本劳动比的上涨,有的是趋势,有的是人为刺激的因素,还有扭曲的产业政策的因素。我们使用的数据终究来自于以往的现实,所以很自然就把这些需求侧的因素也都加到供给侧的模型里面去了。还比如说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刺激的因素。白老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投资率过高,会给全要素生产率带来负面的影响。这其实就可能是受到了需求侧因素的影响,所以这点我觉得应该特别注意。

  改革当以机制为导向,而非指标导向

  我有如下五点建议:

  第一,着眼于供给侧计算潜在经济增长能力,强调结构性改革,是正确的研究思路,也符合中央的大逻辑。尽管不同的人可能对于中央精神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我觉得白老师的思路是正确的。然而,报告中的投资率仍然有需求侧因素的影响,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劳动生产率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最终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可以靠两种方式达到:一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我们认为这个方式是可持续的,它真正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能够让资源充分利用;另一种是资本劳动比提高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它可以是好的,但是也可以是不好的。

  如果在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下降的时候遇到了巨大的劳动力短缺,再加上扭曲的刺激政策,资本劳动比提高得就特别快,这个时候就很自然地出现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者之间的不匹配,此时实际的效率就并不高。这也是白老师在其他文章里讲到的资本回报率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二,在由理论向政策含义引申的时候,需要更加细致的分析。白老师的报告里发现的投资率和TFP之间的负向关系非常重要,可以作为一个政策建议来认真地向政府建言。要把学术研究转化为具体操作层面的政策思维,我们还需要更细化的分析。中国经济学家最先关注全要素生产率,这个词后来就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最后又出现在了总书记的讲话中,这是经济学家的功劳。但是在操作层面不一定能够跟理论分析一致。比如我们提倡创新,而创新有不同的做法。如果大规模提高政府投入,政府的投入和民间投入就有可能失衡,而政府投入不一定比民间投入有效率。

  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暗含人为选择未来潜在比较优势之义,即人为地选择赢家,这样做可以产生巨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可能产生巨大的战略性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讲清楚。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全要素生产率理解成就是资源配置效率。过去我们的资源配置效率,是通过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来实现的,而现在这一途径能够带来的收益日渐微弱。我们就进入到非农产业内部,进入到产业内部各个行业之间进行资源配置,或者进入到行业内部各个企业之间,继续寻找提升配置效率的空间。

  我看到很多文献讲到,如果我们非常狭窄地定义一个部门,里边的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非常大,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不够高。如果把中国企业间生产率差距缩小到跟美国一个水平,就可以把生产率提高1/3到1/2,这是非常显著的改进。而且人们也发现,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1/3—1/2恰好可以归功于企业之间的进入与退出,乃至生存与死亡,即所谓的“创造性破坏”。这跟我们的情况对应起来,就是说目前进行的去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这样的结构性改革,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TFP的重要途径,看上去是减法,实际上是加法。

  再比如说服务业,我们一般认为服务业生产率低一点,但是服务业也各有不同,真正的可能和我们未来比较优势相关的服务业,其实生产率也并不一定低,但是这些服务业恰恰是垄断行业。再比如说农业,农业可能更核心的在于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之间的关系。从这些来自看,我认为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在引申政策含义的时候,可以在这些方面做的细一点。

  第三,一旦我们测算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以后,还应该把改革红利也计算出来,这样可以增强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含义和决策价值。“权威人士”说,我们就算不刺激经济,经济也跌不到哪儿去。这句话很对,这就是潜在增长率在兜底。但是潜在增长率并不意味着是令人满意的增长率,因为我们还面临着妨碍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的制度性障碍,因此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潜在增长率加上改革红利。事实上,我们可以模拟改革的红利,看看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我们能够出台足够有深度的改革政策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增长前景是怎样的。我觉得这样做还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对于改革红利的计算很重要?大家都在说我们改革推进的比较慢,还有人说有的领域可能是停滞甚至倒退的。我们还能不能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在“十三五”结束时完成原来布置的改革任务呢?我想从我对户籍制度改革的观察这一角度来谈一下影响我们推动改革的因素。首先就是,大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改革有红利。虽然我们的说法是“宁肯牺牲一点儿速度,也要推进改革”,看似决心很大,其实还是把改革与增长对立起来了,对改革促进增长这一点没有信心。一般而言认识到改革红利的存在之后,我们可以先选择改革红利最明显、最立竿见影的领域,争取率先突破。有相当多的改革领域,推行之后很快就可以带来潜在增长率的提高。比如说,户籍制度的改革,不仅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从而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而且可以继续优化资源配置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消费群体在需求端发力,可谓是“一石三鸟”。

  第四,即便改革红利为人所普遍认识之后,还要关心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所带来的激励问题。地方政府有的时候明白改革是有红利的,但是改革的成本支出者和获益者不是同一个主体,付出与获得之间不对称。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进城所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预期是要由地方政府出钱买单,而地方政府肯定知道这个付出之后的改革红利并不全归地方政府所有。改革作为公共品有很强的外部性,因此必须合理分配改革所带来的成本,让参与各方有一个分享改革红利的合理预期,这样改革才是激励相容的。

  第五,改革应该是机制导向,而非指标导向。在实施去产能任务的时候,如果采取大家分配一下,结果不分效益,不管经营表现,按照均等方式安排指标,那是典型的指标导向。推进城镇化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把城镇化做了一个分解,其中城市自身人口的增长,也就是我们人口学家叫做自然增长的部分占了16%。没得到户口的农民工也为常住人口城镇化贡献了26%,这是未来城镇化的潜力。还有最大的一部分即53%来自于“就地转移”,这是因为行政区划改变导致原来的农村人口被统计成了城镇人口,这部分是我们目前粗放城镇化的一个主要来源。

  我们提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民工市民化。过去进展不是很理想,所以去年五中全会提出了一个“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指标,要求加快提高。总书记专门讲了这个指标要从目前的37%、38%,提高到2020年的45%。就是说如果不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这个指标是无法实现的。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就地城镇化”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地方政府有了指标激励,就利用这种机制迅速地增加就地转移的人数。从国家发改委的数字可以看到,这个指标在过去一两年里提高得很快。虽然如此,但是最后还是没有真正让农民工落户,达不到提高劳动参与率和TFP的效果。

  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我们要把改革红利进行分享,让大家有明确的预期,才能够促成激励相容的改革。虽然现实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充分完美利用资源的体制,即使是市场经济很完善的美国也做不到。然而,由于现实中仍然存在着阻碍要素供给和配置的体制障碍,因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还有制度和体制潜力,也就是说在原有的潜在增长率基础上,可以再加上一定百分点的改革红利,就能够保持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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