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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警告:我们将会迎来下一次劳动力短缺高峰,L型不是一两年

作者:蔡昉  时间:2017-01-01

 

  核心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指出,我们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劳动力短缺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这个趋势不光是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我们的经济增长,还通过劳动力供给短缺带来的工资上涨影响,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就提高,加速向发达国家靠拢,我们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就会下降。

  他认为,从中近期看,“L”型轨迹的取得也得靠改革红利,必须得靠改革。现在最应该操心的不是增长速度,而是经济风险,我们不希望有这个风险,所以我们要有下限、上限,如果可能做好的话,我们争取得到一个“L”型轨迹。

  上限是什么呢?可以达到“十三五”时期平均6.7%,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个期间就是可行的。下限是按照“十三五”时期测算的,假如什么都不发生,就是正常趋势,平均是6.2%。

  以下为演讲实录

  今天,我利用这个机会谈一点“关于经济增长”的看法,其实在别的场合我也谈过这个,但是好像还没在北京讲过。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判断形势,遵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大逻辑,用正确的促进方式,我们有望实现两个“L”型的轨迹,一个是近期的,再一个是稍微长期一些的。

  首先,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希望是“V”字型,或者说我们不能指望“V”字型的经济复苏。原因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不是过去的能够给我们带来“V”字型复苏的需求侧的问题,而是供给侧的问题。

  一个是说我们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如果它是我们过去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它的消失不可逆转,所以你用这种动能回到原来的增长速度上也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我们已经知道的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负增长是从2011年开始的,2010年是峰值,2011年开始下降。我告诉大家,可能还会出现下一次劳动力短缺的高峰,因为按照当时的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在这一段时间内,也就是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以后,劳动参与率还会提高,按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出劳动参与率还会提高,劳动年龄人口乘以劳动参与率等于经济活动人口,就是等于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所以我当时的预测是,从2017年开始经济活动人口达到峰值,在这之后也负增长。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劳动力短缺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是,我又得到一个新的信息:无论从我们自己在六个城市的调查数据,还是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最近我们人口所的同事得出,过去这些年劳动参与率实际上是下降的,虽然下降不多,但是至少没有提高。假设劳动参与率不变的话,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经济活动人口也就减少。只有假设劳动参与率提高,才会出现经济活动人口的峰值晚点到来的情况。但是,现在劳动参与率还略有下降,那就意味着,我们真实劳动力的下降比这条线显示的要严重得多。这是做了一点更正。

  这个人口的趋势不光是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我们的经济增长,还通过劳动力供给短缺造成的工资上涨来影响。当工资上涨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因为单位劳动成本等于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就提高,加速向发达国家靠拢,我们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就会下降。我们劳动力的素质,人力资本是靠新成长劳动力来改善的,不断的新鲜血液,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如果这部分人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存量的人力资本低的特征改善的速度就慢。因此,我们预测人力资本的增量也是下降的。资本的回报率也相应下降,这是我们知道的,经济新增长理论、新谷点增长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就是当劳动力是固定的,不是无限供给的,就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情况。

  再有,资源重新配置,劳动力不断从低生产力部门转向高生产力部门,资源配置改善,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也放慢了。下面那条蓝色的线表示农村16-19岁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口就是每年新增的进城的农民工,而他们2014年到达峰值,这之后也是负增长。因此,相应的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也就大幅度减慢了,去年只到增长0.4%。这些因素都是从供给侧降低潜在增长率的因素。这是过去预测的,2010年之前我们的潜在增长率10%左右,“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6%,“十三五”潜在增长率如果没有改革发生的话,没有刺激发生的话,潜在增长率就是6.2%。潜在增长率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导致的,因此我们不能假设有一个“V”字型。

  我们可以算一下,我们知道了潜在增长率,我们也知道实际增长率,用实际增长率减潜在增长率,如果是正的,就证明我们是在能力之上实现的经济增长;如果是负的,就说明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潜能。历史上这个是0,潜在增长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就是增长缺口,最后会表现为“V”字型,从需求侧进行宏观经济的刺激,可以回归到充分利用你的生产要素。因此我们历史上需求侧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都回归了,都显示出了“V”字型。

  如果我们还认为潜在增长率为10%的话,现在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率一减,就得出粉色那条线,我们也有增长缺口,因此,我们也觉得还可以回归到原来的水平上。但是事实上,正如我前面说的,我们测算的结果:现在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到了6.2%,这是“十三五”的平均值。如果按照我们实际测算出的潜在增长率看,我们没有这个缺口,所以两者实际增长和潜在增长能力是相符的,没有缺口,不能指望回归。如果还形成“V”字型,那就意味着你超越了自己的增长能力,就可能是过热的经济情况。

  我们不想“V”字型,我们要想“L”型。近中期有一个“L”型的轨迹,“十三五”时期我们的经济增长下限和上限应该是什么样的?下限肯定是按照“十三五”时期我们测算的,假如什么都不发生,就是正常趋势,我们平均是6.2%,当然每年是不一样的,是逐渐向下走的,但是没有这么陡。我把纵轴弄得很小,以便让大家看得清楚。这就是下限。上限是什么呢?加上了一些可能的改革红利,我们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没有那么快了,我们还会有一些适度的帮助企业的措施,甚至我们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带来一些劳动力供给,这些都是微弱的,不是大幅度的见效,但是可以达到“十三五”时期平均6.7%,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个期间就是可行的。

  到目前为止蓝色的线是实际增长率,是在这个区间的,没有问题。但是到这区间,今年实现了6.7%。我们设想,如果从明年开始我们的改革红利逐渐显示出来,不用太高,就保持在今后四年平均6.5%的话,最后的结果会逐渐向上限靠拢。如果是这样的话,和这两条上限和下限相比,这条线接近于一个中近期的“L”型轨迹了。从中近期看,“L”型轨迹的取得也得靠改革红利,必须得靠改革。

  为什么我们要设上限和下限呢?简单的说,设下限是必要的,如果你突破了底线,突破了潜在增长率,就意味着会出现周期性失业,我们目前没有周期性失业,但是我们不希望突破这个底线,这是保民生的一个基本需要。但是超越了上限的话,就意味着你一定是用刺激的办法,会导致增加的流动性进不到实体经济,最后流向了那些和你的竞争力比较无关的产业,导致经济泡沫,这种情况我们当然不想看到。而我们现在最应该操心的不是增长速度,而是经济风险,我们不希望有这个风险,所以我们要有下限、上限,如果可能做好的话,我们争取得到一个“L”型轨迹。

  长期的“L”型轨迹是什么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领域非常多。我简单列几条,其实很多改革都是具有这样效果的。

  一是户籍制度改革,两条非常明显的供给侧效应,可以提高劳动力在非农产业的参与率,从农业转移出来;或者,本来40岁以后他可能想回去了,但是户籍制度改革就把他留下了,这样我们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劳动力的供给就提高了。清除了制度性障碍,劳动力会继续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我把这个叫“库兹涅茨过程”,这种人口劳动力的流动是改进生产率的,否则,新成长的进城的劳动力已经越来越少,如果户籍制度不改革,那些到了一定年龄往回走的人会多于每年进来的人。农民工回到家也不是不工作,也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他的就业就是在生产率更低的部门就业,因此,那个过程就变成了“逆库兹涅茨化”的过程,那样会对我们的经济增长带来新的负面影响。户籍制度改革还有需求侧的效应,就是扩大一个消费的群体。

  二是“三去一降一补”,既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把资源配置得更有效率,还可以提高资本的回报率,都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能力的。当然我们的教育、培训、增强人力资本、生育政策调整可以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同时这些都会带来附带的需求侧的改革效应,但是更主要的,直接见效的,带来改革红利的是在供给侧。这是我们改革的措施。

  按照前面我讲的这几个方面,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生育率的调整提高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等等,可以组合成不同的改革情景。因此,我们预测到2050年有三种改革情形:,一是不怎么改革的,改革的力度不大,按过去的趋势进行的;二是有一定的改革;改革幅度更大一些;第三种情况是,改革力度最大,而且我们预期生育政策的调整会产生效果,未来的总和生育率会接近1.8的水平。

  总之,潜在生产率是要下降的,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增长速度必然是要下降的,因为越来越需要自主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同的改革情况会带来不同的变化轨迹,在情景三这张图上,最接近于一个长期的大“L”型的增长轨迹。这种能够变成“L”型的增长轨迹就是我们改革带来的潜在增长率的提高,也就是改革红利。如果说什么时候你真看到了“V”字型的变化轨迹,我想它应该是刺激出来的结果,与其说我们期待它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回归,还不如说我们更应该警惕它所带来的经济风险。

  按照我刚才测的情景三的情形,我们估算一下,中国未来什么时候跨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完全是按照第三种情况,未必是真发生的,但是它是一种最好的情形。

  按照那个预测,2014年人均GDP是7400美元,目前大概8000美元左右。到2022年我们可以达到12600美元,就是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门槛,这一步已经跨进去了,但是跨进去并不那么安全、并不那么保险,因为历史上有些拉美国家,比如阿根廷,进入过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后来又退回来了,到今天也没有回去。我们还要继续发展,到2030年,我们就可以达到19000美元,相当于目前爱沙尼亚的地位。再到2040年就达到32000美元,接近于目前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7000美元。到2050年就是52000美元,相当于目前加拿大的地位。但所有这些,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为了提振信心,都是在这种最好的改革情形下,而且你做到了这步的改革的假设下,同时这个改革带来相应的成效。因为,我们可以放宽人口生育政策,但是不能决定,这个生育政策放开以后是不是能够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8。那有没有努力可以呢?有,但仅仅放开生育政策还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系列配合的政策,让人们养育孩子的成本降下来,使人们能够按照政策的要求去生育应该生育的那些孩子。这只是作为一个参照。

来源:原子智库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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