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华:见证中国转轨20年

  时间:2011-07-11

厚厚的一本《国事忆述》,记述了一位76岁老人与中国经济20多年发展的朝夕相对。从1978年至今的改革推进中,中国的发展之路上留下这位老人的许多痕迹:上世纪70年代,在“文革”的废墟上,助推宝钢;1983年一手筹建中石化;在主持国家体改委和计委的岁月里,推出了包括股份制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等,并经历了中国最触目惊心的通货膨胀……这位老人就是陈锦华,一位中国经济改革不可或缺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2005年中,上证指数跌破了千点大关。在一片叹惜声中,一位76岁的老人的焦虑尤为特别。他就是陈锦华。作为中国股份制改革的设计者之一,陈锦华既焦急又委屈:4年多的熊市,不仅不是他们力推的改革的目的,反而与这项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15年前,从大型国有企业调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陈锦华,成为第一个打破国家体改委主任任命惯例的人———这个部门1982年建制以来,他之前“主任”之职一直由国务院总理兼任。在陈锦华在位的三年里,这个人们印象中的“清议机关”以非凡的魄力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其中就包括股份制。

以超然地位作为改革智囊出掌这个政府部门,陈锦华并不讳言,他当年面临对改革徘徊的困惑。这段时光,被他称作“一生中面临困难最大的一段岁月”。

上海副市长:力挺宝钢上马

2003年,宝钢进入世界500强的消息让陈锦华为之欢欣不已。要知道,宝钢能有今天与陈锦华当年的勇气和信念是分不开的。

1976年10月,陈锦华是作为中央工作组的一员进驻这个城市的。在“文革”即将终结的当口,这个危机四伏的城市正孕育着一场武装叛乱,为“四人帮”作最后的挣扎。紧张状态平息了,陈锦华也就此同这个城市结下不解之缘。第二年5月,在工作组撤出上海时,陈锦华留了下来。宝钢,也就这样在陈锦华的从政之路上留下了印记。

宝钢工程是由邓小平亲自拍板,其耗资之大、技术之复杂,在百废待兴的20世纪70年代末可谓极其引人注目。何况又是引入日本全套工艺技术和生产设备,这难免受到刚刚结束的那场“革命”硝烟的波及,对工程的质疑声音也从未间断。

1978年12月23日,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当天,建设宝钢的工地上也打下了第一根桩。“我们上了日本人的当”,这样的话语也在随后不胫而走。的确,宝钢一期工程出现的桩基位移等问题,给反对者们提供了现实的标靶。指责,甚至谣言迅速传开,终于在1980年9月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形成了浪潮,当时的冶金部长为此受到严辞质询,发言中出现了这样的话:“宝钢决策者是千古罪人,应该从楼顶上跳下去!”

在这种气氛下,1980年冬天宝钢工程“下马”,这个与上海经济生死攸关的大工程陷入了瘫痪的状态。不过,作为上海市分管宝钢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和宝钢党委书记,陈锦华没有放弃。他在会上发言,会后又以个人名义上书高层。在再次论证下,宝钢续建成为了现实。这个超大型企业的成功经验至今让陈锦华还引以为豪。

在宝钢进入正常建设轨道之后,陈锦华再次一手打造了一个掌握着中国经济命脉的超大型企业———中石化集团,1983年成立的时候这个庞大的企业资产就已经达到210多亿。在执掌中石化的七年半中,陈锦华积累了管理大型企业的经验,并奠定了中石化在中国石化领域的地位。20年之后,中石化依照了他当初市场化股份制改造的构想延续发展强势,成为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名列世界500强第31名、国企业500强第1名。至今,这个企业的人事变动和经济动向还依然牵动着中国的神经。

体改委主任:左不得,右不得,快不得,慢不得

1990年,中国又面临着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国内,计划与市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占队,正让中国改革处于两难境地;国外,东欧巨变之后,刚刚与中国实现和解的苏联又苦苦挣扎在思想混乱的泥潭中,起步不久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争论。然而,就是在此刻,中央决定派陈锦华去统领一个负责中国体制改革总体设计的委员会。

多年之后,陈锦华仍会想起体改委派秘书长接他上班的那一幕,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到:“面对一大堆文件资料,什么是中心问题?什么是改革的纲?从这一件看到另一件,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越看越迷惘。”的确,1990年2月22日,一家媒体发出的疑问———“是推行资本主义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足以勾画出当时人们对改革的关注与争论。陈锦华也不能超脱于当时整个大环境。在那个敏感时期就任那个敏感部门的主要领导,最能反映陈锦华心境的就是他所说的四句话:“急不得,慢不得,左不得,右不得。”

作为负责体制改革机构中的一员,陈锦华严格遵循着国务院办事机构特有的“只做不说”的铁律。体改委被赋予了“理论创新、设计大局、协调利益以及组织试点”的任务。虽然这位体改委的领导公开发言的机会寥寥无几,然而,陈锦华为数不多的公开发言于中国改革都颇具意义:1990年10月,他上任后的首次亮相,就在由经济界、企业界以及政府官员参加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上毫不避讳地赞同讨论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1992年6月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他不顾领导劝阻表明了探索股份制的决心和勇气。

陈锦华执掌体改委三年的工作与中国改革进程的某些标志性事件是息息相关的。当年参与改革全过程的刘纪鹏在2004年撰文写到:“国家体改委在中国推动的企业股份制改革中,凭其独特的地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集中了自15个部门的70多位同志,围绕着《定向募集股份公司规范意见》制定了13个配套文件……为以后中国股份制的推进及大陆企业到香港上市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值得今人引以为鉴的是,在推行改革涉及多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正是体改委超然的地位保证了自身利益与其他政府部门的毫无纠葛。

陈锦华一生中至少有近20年时间是在为中国人的传统忧患———住房问题而操劳。1970年代末上海任职期间,上海市每年兴建100万平方米的宿舍仍是杯水车薪,巨大的人口基数以及福利体制的惯性,已让陈锦华开始思索住房制度的出路。于是,1991年当他接手国务院住房制度政策领导小组工作后,就顺理成章地开始在全国推广1990年代初在上海开始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推动中国人的安居问题走上市场化轨道。可以说,房地产市场化商品化的观念一直支持着陈锦华,1995年时任国家总理的朱镕基与他商谈经济需要新的增长点时,两个人仍不约而同地将房地产作为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

虽然,陈锦华在任期间的一些重要举措给中国留下了怎样的发展模式,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极大争议。虽然,一些经济学家一如既往地认为,中国市场化道路带有太多政府操控的痕迹,垄断权力对经济的控制仍然是中国改革25年来难以回避的伤痛。陈锦华力推的股份制改革同样在今天面临着责难,当年政府大包大揽的发展模式现如今被认为是过多的干涉了本应由市场自主形成的规则;他引以为自豪的另外一项成果———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对房地产的重视,也被指责包含了过多政府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企图。陈锦华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熟、完善的过程中,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和维护公众利益,政府的调控仍然是必需的。

但是,在体改委和国家计委的八年,无疑是陈锦华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岁月,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我当时……压力特别大,我的体重一度减了10多公斤。”当体改委存在的意义随着中国市场经济逐渐步入正轨而慢慢消退,继而退出政治舞台,这一段经历仍然成为包括陈锦华等诸多当年元老在内的一段怀念。

陈锦华在回忆他为什么有这么积极的改革思想和巨大勇气时,笑着说:“体改委里都是赞成改革的人。反对改革的人怎么能进体改委呢?他们不受部门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影响,比较超脱。这些赞成改革的同志当然会经常对我产生影响。”刘纪鹏在《从想念体改委说起》一文中曾写到:“那时体改委的工作是光荣而艰巨的,也是很多有抱负的青年人所向往的地方……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与其建立像国家体改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这样的组织体制分不开的。”

来源:南方周末2005 年07 月29 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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