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提升消费率,可以改变增长模式

  时间:2010-03-07

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目前老百姓对公共产品需求较大,政府应该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增加消费对经济的贡献。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消费和收入着墨较多。

该报告指出,今年将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他同时指出,要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继续提高农民收入、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部分优抚对象待遇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增强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

据了解,去年以来在国家政策的刺激作用下,消费得到了快速发展。2010年国家确定消费品零售目标增速是15%。

对于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居民收入与促进消费的关系等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记者于3月4、5日对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进行了专访。他目前正在做相关的“十二五”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收入分配的研究工作,并提出了国民收入分配倍增提案。

应该降低宏观税负水平

《21世纪》: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有人说根本点是减少宏观税负,因为每年6万亿的财政收入,加上国企红利1万亿,卖地收入1万亿,各种收费1万亿,实际宏观税负占到GDP比重的1/3,你对此怎么看?

迟福林:首先,整个税收结构需要调整。整体来看,我们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是比较高的,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应该考虑降低中小企业税收的起征点。

第二,个税的起征点需要提高,这个可以达到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

第三,有些税种需要增加,这可以起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不公的作用,比如现在谈到的物业税。更重要的是,对于物业税要作出一个具体的规定,出台的细则应该重点圈中一些房子,比如房屋面积比较大的,高档房、豪华房、两套以上的房子等,而不是针对中低收入者。所以,关键不在于物业税本身,而在于物业税的整个实施细则,能够针对现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规定。

《21世纪》:减少政府收入比重似乎要涉及到体制改革,比如减少财政供养人数、中央和地方分税比重以及国家各种税收的缴纳比例调整,你对此怎么看?

迟福林:困难是肯定的,但关键在于共识。首先在于共识,其次是魄力和决心。因为在共识面前,很多困难就不是困难了。而我们现在政府和社会正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从社会层面看,大家觉得政府财政收入比例过高,而从政府层面,不觉得这个比例高,这样就很难继续做事。达成共识之后,才能下决心做事、改革。

《21世纪》:目前社保缴纳比例高,很多低收入者缴纳后几乎没有多少收入,因此农民工退保比较明显,你对此怎么看?

迟福林:我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是很普遍。低收入人群是可以享受社保的,农民缴纳的社保比例也是比较低的,而且最困难的人可以享有最低社会保障。现在最低社会保障也正在发展,这带给社会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农民工退保的关键问题不在于缴纳的比例太高以致没有能力缴纳,而在于劳动保障能不能流动的制度安排。比如,如果农民在广东打工,缴纳了社保基金,但是农民工走的时候应该享受的社会保障带不走,这个缴纳对他实际没起到作用,他当然就不愿意缴纳了。所以,最关键的是社保能否流动和转移的制度安排。

此外,还应该考虑社保制度与城市的衔接问题。第一是能否转移,第二是能否与城市衔接起来,所以这里的主要矛盾不在于缴纳能力。

我想这个制度的问题应该能够在未来几年内解决。现在我们也在呼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怎么把农民工融到城市中来呢?

提升消费率,转变发展模式

《21世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现在农民从土地用途转变中受益的比例很低,小产权房合法化不是很好的解决途径吗?

迟福林:土地是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在土地出让的过程中收入太低了,大头在政府和企业,问题就在于农民在土地交易过程中的谈判力量太弱了。要解决这种状态,就要让农民成为谈判中的主要力量。《物权法》等应该从法律方面保证农民的这个权利,这样农民才能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那部分收入。

此外,还应该配合相关方面的改革。比如说,在农村建立农民合作组织,将农民组织起来,集合起来的农民就会比单个农民有力量,这样可以适当增加农民在土地转让中的谈判力量。

《21世纪》:“十二五”开始,你提出中国将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居民收入对改变模式有什么好的影响?

迟福林:增加居民收入对于改变增长方式意义重大。因为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不提高社保水平,是很难有大的消费能力提高的。

中国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目前还不到50%,只有49%左右,这比发展中国家还低了15%-20%。未来“十二五”、“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消费率如果能从现在的49%左右提到55%-60%,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将具有很大的持续性。这样就开始进入一个消费主导的时代,这方面需要做一系列的变革。

提高消费率,主要要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率上做文章,这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最关键因素之一。我想,如果在未来5-10年中国的城市化至少提到10-15个百分点,如果达到这样一个目标,这对我们扩大内需,对我们发展方式转型就构成了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21世纪》:提高居民收入,进而提高消费率,这对转变增长方式,有什么作用?
迟福林: 根本点,是要改变唯GDP崇拜的观点,这需要上下获得一致的共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8%,地方要把目标搞得很高,意义不大。
老百姓的公共产品需求较大,政府应该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增加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只有这样,居民的消费水平上升,中国才可以从一个生产大国走向一个消费大国,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

因此下一步的改革,应该是以满足于社会公共需求变化为主线的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这就需要通过加快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来确立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有哪些职能。这需要加快财政税收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等改革。其实很多东西并不难,比如限制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的增长。这里面需要实施财产申报制度,做到信息公开。而一旦信息公开,很复杂的事情就简单了。我预计“十二五”期间收入指标可能会列入“十二五”规划,今年有望在财产申报制度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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