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走向消费主导的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战略

作者:迟福林  时间:2012-11-16

  进入后危机时代,我国长期投资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2年工作时又强调“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如何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客观趋势,扩大内需、拉动消费,走向消费主导,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也是中长期的战略选择;既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突出矛盾,也是改革攻坚的重大挑战,对未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一、消费主导是决定未来的大战略

  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释放城乡居民消费的巨大潜力,逐步使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可以为我国未来5~10年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奠定重要基础,为社会成员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社会稳定和谐创造良好的现实条件。

  1.以消费主导应对外部冲击。未来5~10年是我国发展外部环境剧烈变化的时期。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欧美发达经济体增长在欧债危机、弱增长态势下不容乐观,新兴经济体增长则面临出口市场低迷、国内物价上涨、结构性问题突出等新挑战;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由此使世界经济格局仍处于寻找再平衡的阶段,旧的格局难以持续,新的格局能否尽快形成,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有可能处于较长时间的不稳定状态。由此,我们有如下两个判断:

  (1)投资主导难以有效应对欧美市场萎缩所造成的外部冲击。自本世纪之初起,我国消费贡献率有一次大的下滑,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65.1%下降到2003年的35.8%,3年内下降了29.3个百分点。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外贸依存度急剧攀升的阶段,所以投资消费失衡被良好的出口形势所掩盖。但自2008年以来,欧美金融危机演变为主权债务危机,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已从优势转为劣势,使得我国必须正视欧美市场萎缩所带来的外部冲击。如果消费率进一步下滑,外部市场冲击有可能造成我国经济成长过程的中断。

  (2)在促进消费主导中应对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明显加大、外部需求萎缩成为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下,我国的现实选择是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经济转型。因为在外部冲击加大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一定规模的投资,更取决于居民消费能否有效启动。只有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着力提高全社会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由此支撑未来10~20年的经济增长(迟福林,2011)。

  2.以消费主导避免“成长陷阱”。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新矛盾、新挑战,但与拉美等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有很大不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和转型中的大国,我国面临的是“成长陷阱”风险,突出地表现为投资消费的严重失衡。走向消费主导,重要的是使经济发展建立在多数人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应对“成长陷阱”的挑战。

  (1)在消费主导中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都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经济增长乏力,最终导致财政危机,没有能力通过发展来消化自身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我国经济高速增长30年后,未来30年能否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由此为解决新出现的矛盾与问题奠定基础呢?这主要取决于能否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改变经济结构,有效地培育内生增长动力,实现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有效地启动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

  (2)在消费主导中解决结构失衡问题。当前我国的结构性问题,集中反映在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上,并且直接影响到产业、城乡、区域、收入分配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结构失衡。具体地,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消费和投资在绝对值上都有较快增长。但是消费增长速度长期滞后于投资,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明显:投资率由1978年的38.2%上升到2010年的48.6%,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10年的47.4%,投资消费失衡的趋势明显,加大了全社会产能过剩的威胁。由此判断,调整结构重在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以产业结构为例,需求与消费决定供给,消费需求变化决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当前,在我国消费结构中,发展型消费需求尤其是服务消费全面快速增长,对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出新的要求。同时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重化工业投资相对空间越来越小。如果能够顺应消费结构变化,加快促进服务业发展,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就能使短期投资有效地融入到中长期消费中,由此优先投资结构。

  (3)在消费主导中实现公平发展。消费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的最终体现。消费主导意味着经济增长将不再是为增长而增长,而是建立在广大社会成员消费能力和福祉普遍提高基础上的增长。消费能力的普遍增长将为人的自身发展,尤其是扩展多数人的机会和能力创造条件。例如,教育消费提高人的知识储备,改善人力资本;医疗消费提高人的身体素质。消费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差距,直接影响到不同收入者可行能力的差距,影响到社会公平发展。因此,避免“成长陷阱”,重要的是在走向消费主导中实现公平发展。

  3.消费释放正处于历史拐点。我国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和消费需求,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未来5~10年正是我国释放消费需求的重要历史时期。

  (1)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将释放消费需求。城市是重要的消费载体。过去10多年,城市化在加快推进,从2001年的37.66%提高到2011年的51.37%,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按这个趋势发展,城市化率在未来5~10年至少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空间。麦肯锡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城市消费量在2008年到2025年的增量,就足以创造一个相当于2007年德国市场总规模的新市场”。

  (2)服务业发展的巨大空间将释放消费需求。我国的服务业比重只有43%左右,远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未来10年,如果服务业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将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以文化产业为例,2010年我国文化消费占GDP总量仅为2.75个百分点,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例如,日本、韩国为15%左右,美国达25%,欧洲平均为10%~15%。如果未来5年文化消费占GDP比重达到5%以上,将新增约4万亿元的消费规模。在医疗方面,要实现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均等化的目标,8500亿元投入还远不够,实际可能需要上万亿元。

  (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将释放消费需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具有明显作用。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将提高0.2个百分点。根据中央部署,到2020年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将明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消费率。

  4.确立消费主导的基本目标。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和未来趋势看,能否走向消费主导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如果消费潜力能够有效释放,最终消费率达到60%以上,投资率回归到正常水平,即40%以下,那么未来10~20年实现8%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应当说是有可能的;如果消费率一直上不去,甚至逐年下降,那么,即使投资率上去了,也将面临“低消费陷阱”的挑战,不仅难以实现8%的增长,而且还将面临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矛盾和风险。为此,亟需确立走向消费主导的基本目标。这个基本目标的实现可以分两步走:

  第一步,初步实现消费主导。在未来的第1个5年里,最终消费率从47.4%提高到55%以上,居民消费率从33.8%提高到45%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40%以上,消费初步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

  第二步,基本实现消费主导。在未来的第2个5年里,最终消费率进一步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基本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消费基本成为中长期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

  二、走向消费主导面临深层次矛盾

  我国已初步具备实现消费主导的条件,但这些年消费率反而不断下降,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消费悖论的出现,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比如我国还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但关键问题在于,长期的投资主导不仅有发展阶段的原因,更有体制的原因。

  1.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的束缚

  在长期坚持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之下,我国消费率难以出现实质性的提升。同时,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方式使投资消费关系长期失衡,并且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

  (1)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客观上偏好投资主导。改革开放后的高投资率,主要来源于政府做大经济总量的冲动,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投资积极性。由此判断,投资长期膨胀,消费率不断下降,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直接相关。尽管这种增长方式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的结构失衡,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相当多的体制性约束。为此,提高消费率不能不约束政府的投资冲动,不能不下决心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2)投资型财税体制激励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服务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财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投资型财税的特点。第一,以间接税为主的财税体制,使各级地方政府的收入规模与投资和生产规模成正比,地方政府具有扩大投资的强烈利益动机;第二,上项目、扩大建设规模要求大量土地,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批租,可以获得大量的出让金收入,更强化了投资扩张倾向。1995~2010年,地方项目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从77.35%提高到91.87%,清楚地反映了这一趋势(见表1)。

  (3)资源要素价格被压低,强化了政府投资冲动。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难以改变,尤其是地方政府之所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拉项目、扩投资上,重要的是投资体制改革还相当滞后,资源要素价格被压低,投资冲动难以抑制。

  从资源配置看,生产要素市场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突出的问题是土地、能源、资本等要素市场发育滞后,价格形成过多的受到行政干预。例如,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在当前这种政绩考核和征地制度下,土地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和招商引资的手段。其结果必然鼓励企业扩张规模,使得我国这个土地资源稀缺国家的土地利用率严重偏低。有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土地至少还有40%以上的潜力。早在几年前,城市人均用地就达133平方米,比规定的人均100平方米高出30%;村镇居民人均用地达190平方米,超过人均用地控制指标高限(150平方米)的27%(薛明,2006)。

  2.不合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抑制

  为什么我国经济长期保持9%左右的增长速度,老百姓的消费欲望却仍然较低呢?一个重要的根源就在于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这些年,政府、企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居民收入比重却逐步下降,极大地抑制了消费潜力的释放。

  (1)投资主导客观上带来劳动报酬的偏低。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在1996~2010年期间,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从53.4%下降到45.0%,企业补偿与所得(固定资产折旧与营业盈余合计)占比则从33.8%提高到39.7%。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980年的17%逐步下降,到2004年达到11%的最低点,最近几年有所回升,但仍低于12%,明显低于20世纪90年代超过13%的平均水平(见图1)。

  

  (2)政府主导客观上使居民收入比重低。从1995年到2005年,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格局中,企业最终分配占比增长3.8个百分点,政府最终分配占比增长4.0个百分点,居民最终分配占比降低7.8个百分点。最新研究表明,1995~2010年,考虑到非预算收入,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4.25%上升到30.48%,企业所占比重由9.88%上升到15.82%,而居民所占比重从65.87%下降到了53.35%(马晓河,2012)。这表明,1995年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趋势,是居民的财富向政府和企业流动。

  (3)政府与公共部门占有财富过多,对消费带来明显的挤出效应。一方面,政府和企业储蓄成为新增储蓄的重要来源。1998~2010年,财政和机关团体储蓄存款由3470.8亿元增加到91630亿元,增长25.4倍,占全社会储蓄存款的比重由3.63%上升到12.76%;企业储蓄存款由32486.6亿元增加到244496亿元,增长6.53倍,占全社会储蓄存款的比重由33.95%上升到34.04%。在这期间,尽管居民储蓄存款也大幅度增加,但占全社会储蓄存款的比重却从55.8%下降到42.22%。政府和企业储蓄快速增加,增加了未来的潜在投资,进一步加剧了中长期产能过剩的矛盾(马晓河,2012)。

  另一方面,收租分红制度不完善使得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积累了大量可供投资的未分配利润,形成投资冲动的重要来源。根据财政部数据,“十一五”期间,国有企业利润分别为12193亿元、16200亿元、11843.5亿元、13392.2亿元和19870.6亿元,五年累计7.3万亿元;2011年累计净利润达16932.6亿元。在未向国家财政交租而且分红力度不大的情况下,这些巨额的收益成为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再投资的主要来源,助长了企业的投资冲动。

  3.不合理制度安排的制约

  我国不仅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转轨国家。当前,相当多的体制还处于“过渡性”状态,体制机制建设还不完善,由此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

  (1)城乡二元制度制约消费需求的释放。以农民工为例,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只相当于城市户籍劳动力平均工资的25%~30%。如果农村平均消费水平能提高到全国平均消费水平,即达到城镇平均消费水平的62.66%,按2010年数据测算,每年新增消费规模将超过3.7万亿元。

  (2)社会福利体系不健全制约消费需求的释放。由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且差距较大,使广大社会成员的未来生活保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支出预期较高,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广大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基本保障制度覆盖面窄,基金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不高,尤其是农民、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城市无业人员和城乡残疾人等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比较突出。这些因素使人们对未来生活保障信心不足,储蓄意愿增强,消费意愿降低,在宏观经济上表现为居民消费率明显下降。如果在覆盖13亿人的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上有重大突破,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投入基本到位,社会安全网基本建立,将有效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进而提高居民消费率(迟福林,2011)。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4期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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