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增长主义”当退则退

作者:迟福林  时间:2013-02-04   浏览次数:0

  当前,改革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一方面,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都直接依赖改革的突破。另一方面,改革面临的利益矛盾更为突出,既涉及增量利益合理分配,更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调整。未来几年的改革能否在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进展,将牵动和影响发展稳定大局。

  未来5~10年,没有消费需求支撑和引导的投资,在保短期增长的同时,会给中长期的增长积累更多的结构性矛盾。所以,我们需要改变投资结构。要加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适应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基本趋势,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还需要优化投资来源,打破民营经济进入垄断行业的“玻璃门”,使社会资本成为投资的主要来源,以确保投资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已成为投资转型与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

  未来5~10年,通过深化改革收获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越来越依赖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改变“大政府、小社会”局面,建立有活力的“大社会”,逐步走向社会公共治理。

  在我国经济起飞阶段,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把社会资源有效集中在投资建设上,在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问题在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业项目为突出特点、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在带来投资增长过快、投资-消费失衡、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等问题的同时,还造成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服务的缺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企业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条件下,政府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是保证企业、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条件。长期把“经济建设为中心”绝对化、片面化,到了需要真正改变的时候了。

  “增长主义”政府倾向直接相联系的问题是现存的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等政府自身利益。实践证明,把以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重点和关键,才能实现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干部选拔机制改革以及其他政治体制改革的破题。

  政府要向市场与社会放权,在更大程度和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基础上创新社会管理,由此实质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在改变经济总量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建立中央地方公共职责分工体制的同时,通过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协调,建立行政范围内的分权体制,以实现权力运行的公开化、规范化,有效约束政府自身利益。

  未来应尽快形成行政体制改革的行动计划,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通过3年左右的时间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现垄断行业改革、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的新突破,推动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与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通过3~5年的努力,把部分政府职能交给社会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实现创新社会管理的新突破。

  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目标相结合,未来3年左右,以服务业营业税转增值税改革为起点,初步形成公共服务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再通过5~8年的努力,建立规范的中央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

  未来5~8年的转型与改革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既需要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协调;也需要地方层面的改革试验,允许摸着石头过河;更需要尽快成立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出台中长期改革规划,合理选择改革的主攻方向和优先顺序,创新改革的推进方式,有序有效地推进改革。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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