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第二次改革目标: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作者:迟福林  时间:2013-08-06

  摘要: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当前,必须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只有发展了党内民主,党的生命才能得到鲜活的体现。党内民主的开展和发展,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制度。没有民主集中制,不可能有党内民主的发展。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中,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而民主集中制一旦缺失了民主,剩下的就只有“集中”了,这样的“集中”,实则是专权。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民主集中制既讲了民主、民主制,又讲了集中、集中制,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其中的民主和集中、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更进一步地问道,民主和集中、民主制和集中制二者孰轻孰重,那么究竟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引起争论、事关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它包容着丰富的、深刻的理论内含量。解读什么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什么?是我们更好地发展党内民主的需要,是大力推进党内民主事业的神圣使命。

   

  迟福林: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时间:2010年7月18日上午

  地点:市少儿图书馆一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迟福林

  迟福林:十分高兴第二次来到南都公众论坛,我记得去年好像是5月24日的一个大暴雨的日子,跟大家交谈的也是改革的话题——“危机挑战改革”。今天在深圳特区30周年的一个背景下,主办机构也请我再一次和大家就下一步的改革问题做一个讨论。我年初出了《第二次改革》这本书,现在还发行了几万本,也主编了一本《第二次转型》。总体来说,深圳,或者以深圳为代表,在我国头30年的改革中,在以提高经济总量为目标的第一次改革中起到了示范作用。30年以后,我们国家正处在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十字路口,能不能够在这个十字路口做一个重要的选择?能不能够顺利地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和改革?这对于深圳也好、全国也好,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选择。11点半以前我和大家做一个讨论,主办者说还有半个小时互动时间,欢迎大家提出问题。

  我想和大家讨论三个问题:第一,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所处的背景;第二,未来5年或者10年(我重点讲“十二五”时期),我们改革面临的重大任务,或者有什么样的趋势;第三,我们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我重点谈第二个问题,第一和第三个问题比较简单。

  第一个问题,和大家讨论一下背景,就是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和特定背景,从一个总的大背景上和大家做一个讨论。

  有三个事情很重要,30年的改革开放,到底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总结改革经验很多,深圳今年也会隆重的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也会有很多的经验。但是从全国来说,30年的改革开放,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实现了我国发展阶段的历史性提升”。那么这个发展阶段的历史性提升是什么呢?我们在座的有一些老同志,30年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吃饭问题、穿衣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存性问题需要解决。生存性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温饱的问题,30年的改革开放,通过极大的解放发展生产力,应该说我们这件事情解决得比较好,吃饭问题我们解决了,尽管还有4000多万的绝对性贫困人口,但是这个事情从全国来讲总体解决了。也就是改革开放30年的功绩,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解决了以温饱为目标的生存问题。

  解决了生存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呢?生存性问题解决了,但是老百姓的自身发展问题突出了。教育、医疗、就业、养老,还包括诸多的问题,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安全、住房保障等等。这些问题反映什么呢?温饱问题解决以后,老百姓自身发展的问题突出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一个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概括起来是什么呢?我把它叫发展型新阶段。我们从一个生存型阶段,开始进入一个发展型的新阶段。

  发展型阶段的变化,首先它引起了一个最大的、最突出的问题,社会的突出矛盾变了,社会突出矛盾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我们过去把生存型的问题概括为私人产品短缺,通过国家极大的提高生产力,增加经济总量,解决4亿多人面临贫穷的问题,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叫私人产品短缺。我们刚刚谈到老百姓所需求的教育、医疗等等公共产品,或者叫做基本公共产品突出来了。而且不仅突出来了,这将是未来几十年,一个时代性的问题,就是公共产品短缺成了今天社会的突出矛盾。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从一个私人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转变到公共产品短缺,尽管我们一再讲,中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始终是一个主要矛盾。但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是什么?是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所以一定要看到社会突出矛盾开始发生了变化。所以,从私人产品短缺到公共产品短缺这样一个社会突出矛盾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个历史性变化的本质反映了广大百姓,或者广大的社会成员,从对物质追求开始到对人的自身发展追求,这个本质是这样。

  这些矛盾的变化都是基础,这些矛盾的变化目的是什么?我们讲发展阶段的变化、讲突出矛盾的变化,是为了使我们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和政治制度安排,要适应这样的变化,适应这样的时代需求。这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一再讲的发展方式的转变,整个社会处在转变和转型的过程中。发展方式的转变,我讲的是广义的,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括社会和政府。这样一个转变,或者我们今天讲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它的本质在哪里呢?就像我们现在深圳,我们这个转变的本质在哪里?是一个发展导向的变化。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一再讲一个口号“发展是硬道理”。的确,发展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基础,发展是我们历史的长期的任务,问题在于怎么发展、发展什么、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有一个发展导向的问题。

  大家知道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矛盾在哪里呢?我们长期以来把投资出口作为拉动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尽管说今年上半年进出口的形势比较好,但是中长期看,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促使我们必须要改变以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情况。那么往哪里改变?要扩大国内需求,国内需求的前提和依据在哪里?就是国内得有需求,就是提升社会的总需求。过去30年我们以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的发展走到今天出现什么问题?从工业来看,产能过剩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我们的社会总需求不是在扩大,而是在某些方面有所缩小。也就是说我们继续追求GDP总量的增长方式,到今天看,难以释放和扩大社会的总需求。

  怎么样才能释放和扩大社会总需求呢?我们刚刚谈到发展阶段的变化、社会突出矛盾的变化,使得你的发展一定要满足于时代发展的要求、阶段变化的要求。老百姓在这个阶段,对公共产品需求的要求,这样才能够由此释放和扩大社会的总需求。所以我们讲发展,这就有一个怎样发展的问题。我们继续按照前30年的路子走下去,继续把追求经济总量作为发展的导向的话,现在看来越走越困难,走到今天非改不可。前一段时间深圳也在讨论,是建设一个幸福的深圳,还是继续做大深圳的经济总量,这两个本来是不矛盾的,但是问题在于你的导向在哪里,就是什么样的导向,能够满足广大社会成员的需求,从而能够扩大社会的总需求,然后使得我们未来10年、20年、30年的发展建立在国内需求不断扩大的基础上,这样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所以今天我们讲阶段变了、社会突出矛盾变了、发展的导向变了,实际上是由经济总量走向国民收入。就是说老百姓要有很强的消费欲望,要有安全的消费预期,要有一定的或者不断提高的消费能力,然后再分配是不断满足老百姓这样一个需求的。所以,由经济总量为导向的发展方式转入以国民收入为导向的发展方式,它首先是一个可持续性的问题,第二,在可持续性的发展过程中,它能适应社会矛盾的变化,同时解决一个公平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就到了这样的阶段,我们是要发展,发展是中国的基础,问题在于如何发展。所以我这里讲我们今天真正谈发展方式的转变,事实上是发展导向的根本性变化。

  这样一个以国民收入为导向的发展,既能解决公平的问题,又能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具体的发展中,从经济角度说就是如何从投资主导转到消费主导。

  为什么我们要提出以公平和可持续为目标,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这就在于改革开放30年以后,或者到了今天,社会的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们已经开始由生存性为目标的阶段转变为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的阶段。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社会的突出矛盾变了,社会上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很多事情是和这个矛盾变化直接联系在一起。在社会突出矛盾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讲发展方式转变,最重要的,或者本质的是发展导向的变化。这是我用一刻钟简单的给大家把这个大概念说一说,因为这涉及到一些基本判断和一些研究性的问题,大家有这个概念就可以。

  我重点给大家谈谈五来5年,或者更长一段时期,第二次转型和改革,它的重点在哪里?会呈现一些什么样的基本趋势?我从5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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