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走向服务业大国的转型与改革

作者:迟福林  时间:2015-04-16   浏览次数:0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服务业开始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十三五”时期,我国正处于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的历史节点,把握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重点在于加快服务业主导的转型改革,逐步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更是从中央到地方谋划“十三五”的关键一年。在这个承上启下的特定时期,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未来几年,能不能有效地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准确地判断和把握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十三五”时期,我国正处于走向服务业大国的历史节点,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关键是在推进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2020年:由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的窗口期

  2020年是我国走向服务业大国的历史节点。从国际经验看,由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逐步取代低附加值的传统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一个国家由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一个国家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必由之路。2015年至2020年正是我国由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关键几年,能否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的大势作出正确的选择,不仅关系到短期内的稳增长,而且对实现中长期的公平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201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8.2%,创历史新高。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服务业开始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一是工业转型升级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注入内在动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形成了一个历史性交会点。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适逢全球新技术革命的到来。我国能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把握先机,主要取决于能否有效提升研发、设计、物流、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为此,“十三五”时期要大幅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实现工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的全球化、信息化、服务化。

  二是人口城镇化释放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巨大空间。人口城镇化是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载体。从国际经验看,从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城镇化率至少要达到60%以上,但我国2013年城镇化率只有53.73%。2015年至2020年这几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取得重大突破,意味着将有众多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这将为生活性服务业释放巨大的发展空间。

  三是服务型消费全面快速增长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巨大市场空间。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快速升级的新阶段,消费结构正处在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的重要时期。预计到2020年,城镇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可能提高到40%至45%,一些发达地区甚至可能达到50%至60%。“十三五”时期把握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重在加快消费驱动的经济转型,以消费引领创新、以创新引领供给,在扭转投资与消费失衡格局的同时,为我国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提供内生动力。

  2020年: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

  “十二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实现较快增长。如果能够把握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打破工业主导的体制机制,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体制机制保障,我国到2020年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是有条件的,也是有可能的。

  其一,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大幅提升。与发展水平相近的其他金砖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占比明显偏低。我国要在2020年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格局,需要加快投资转型,扩大服务消费需求供给能力,力争“十三五”时期服务业占比年均提高1至1.2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占比争取达到50%左右。

  其二,服务业保持两位数增长。2001年至2013年,扣除价格因素后我国服务业年均实际增长在两位数左右。这其中不少年份服务业增速高于工业增速。初步测算,如果“十三五”时期要使服务业占比大幅提升,就需要服务业增长年均在9%至10%左右。从现实情况看,“十三五”时期服务业保持两位数增长是有条件、有可能的。

  其三,服务业规模趋于再倍增。2008年至2013年,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13.1万亿元增长到26.2万亿元,实现了规模上的倍增。如果“十三五”时期在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条件下,继续保持这个速度,甚至略低一点,实现我国服务业规模再倍增不是没有可能的。

  以服务业市场开放破题结构性改革

  “十三五”时期基本实现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它不仅是形成7%左右经济增速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形成质量效率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定性因素;它不仅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而且也是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现实出路;它不仅是形成经济新常态的主要标志,而且也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战略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十三五”时期实现服务业主导的转型升级,面临着多方面结构性矛盾的重大挑战。出路是深化改革,啃下结构性改革这块“硬骨头”。

  第一,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到了关节点。从实际看,经济增长正在发生趋势性的重大变化,服务业正在取代传统工业成为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的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实现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升级,面临着多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比如,作为服务业主体的中小微企业融资仍比较难;现代服务业发展缺乏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等等。就是说,服务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是综合性的、结构性的,不是单纯哪一项改革单独推进所能够奏效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以结构性改革为重点推进结构性转型,不仅对缓解短期经济下行的压力有重大作用,而且对“十三五”时期的经济转型升级有决定性影响。

  第二,全面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服务业发展不缺国内需求、不缺资金,关键在于市场开放。适应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的大趋势,要确立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新思路,以尽快实现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服务业领域对社会资本全面放开。把破除行政垄断作为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点,在加强服务业领域反垄断的同时,尽快放开服务业领域的价格管制,以形成市场决定服务业领域资源配置的新格局。

  第三,以“一带一路”为总抓手推进服务贸易强国进程。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把握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十三五”时期扩大对外开放重在加快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尽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新格局。2013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占比为6%,仅为货物贸易占比的二分之一。从国际比较看,2013年全球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例达到20%,我国服务贸易在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仅为11.5%,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当前,以“一带一路”为总抓手推进服务贸易强国进程,需要把握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快速增长的新机遇,扩大服务贸易比重;二是以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为重点带动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初步形成中国制造业全球布局的新格局。这就需要把握服务业市场开放的主动权,推进国内自贸区“提质扩容”,以促进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双边多边自贸区建设,以加快推进服务外包为重点形成国内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新平台,到2020年,服务贸易有望继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服务贸易总额有望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

  第四,从多方面破题结构性改革。以破解制约服务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为导向深化宏观体制改革,配套推进政策调整。比如,尽快启动消费税改革,有利于激励地方政府成为创造市场环境的主体、公共服务主体;财税体制改革在“放水养鱼”上要有更大力度,为激发社会资本创新创业活力提供更加良好的制度预期;支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社区银行、互联网金融机构等民间金融创新发展、规范发展;从经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调整教育结构迫在眉睫,要进一步放宽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的门槛,提高技术应用型高校的比重;尽快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等等。

  第五,以深化政府改革推动结构性改革的突破。结构性改革涉及政府理念的深刻变革,更涉及多方利益的调整。这就需要继续加大政府改革的力度。比如,把全面推行负面清单管理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点;建议尽快把建立公益法人制度提上改革日程,形成政府购买服务与事业单位改革、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的联动改革方案,形成多元供给的公共服务新体制。在政府购买服务上,需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体制内外分别,谁提供的服务质量高、成本低就向谁购买,以形成事业单位与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竞争机制。(作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原文刊载于经济日报4月16日第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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