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十三五”: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

作者:迟福林  时间:2016-06-17

  实践案例说明,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地区也好,常常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转折点。如何“赢在转折点”是企业与政府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首先,“十三五”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将为我国今后10年、20年的可持续增长奠定重要基础。其次,“十三五”转型发展的特点十分突出,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以转型改革促发展是一个大趋势。再次,“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市场空间,同时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十三五”需要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以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目标。

  一、“十三五”:经济转型的基本趋势

  经济发展的活力在于结构变化和制度创新。经济转型升级是“十三五”发展的最大潜力和最大亮点。尽管当前经济下行和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矛盾增多,但经济转型升级趋势初见端倪。

  (一)产业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

  1.走向服务业主导的大趋势。第一,2000年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迅速,服务业规模每5年翻一番(见图1)。第二,服务业占比明显提高,从2001年的41.3%提高到2015年的50.5%(见图2)。第三,服务业成为拉动GDP增长的主导力量。2014年,第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为3.5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0.1个百分点。  第四,服务业成为创业的主要领域。2015年,我国新登记注册服务业企业358万户,增长24.5%,占全部新登记企业总数的80.6%。第五,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领域。2015年年末,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接近一半,达到42.4%。

  图1:2000-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情况(单位:万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和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2:2001-2015年中国服务业占比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和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工业化后期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是一个经济规律。工业化后期,比工业、农业更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大方向。在这个特定时期,服务业占比一般都在6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化初期,加工和轻工类产品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成为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个阶段是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开始成为主导产业。“十三五”,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是一个客观规律。

  3.“十三五”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当前,我国服务业进程与工业化的阶段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2015年,服务业占比为50.5%,比金砖国家低了大约8~10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低了20多个百分点。国家“十三五”规划将服务业发展的预期目标定为56%。从实际来看,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有可能达到58%:

  第一,“十三五”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服务业占比年均提升1.2个百分点是有条件的。预计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将由现在的50.5%提升到58%左右,有可能接近60%。由此,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第二,服务业有望保持8%~9%的年均增长速度,服务业规模将有可能从当前的30多万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50多万亿元。

  第三,服务业内部结构明显优化。目前,以研发、金融、物流等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15%左右,占服务业的比重为40%左右。而作为制造业强国的德国,其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大概是40%,占服务业比重高达70%以上。我国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偏低也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出短板。预计在国家创新战略驱动下,到2020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将达到25%左右,这将成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巨大推动力。

  4.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条件。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制造业变革的大趋势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在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背景下,未来的5~10年,全球制造业正处在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目前,全球500强企业所涉及的51个行业中,有28个属于服务业,56%的企业在从事服务业。[1]当前,我国产业变革和新一轮的全球科技革命交汇,将有效促进制造业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型升级,为我国推动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革的重要内生动力。当前,教育、医疗、健康、旅游等服务型消费需求将全面快速增长,成为产业结构变革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城镇化结构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

  1.城镇化仍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2014年,我国规模城镇化率达到54.7%,2015年提高到56.1%(见图3)。从总体上看,城镇化水平还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从实践看,工业化后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一般应达到65%左右。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5%,仍有10个百分点的发展空间。此外,我国中小城镇化发展比较落后,新型城镇化的区域布局也不合理,城镇化在中西部的发展空间巨大。

  图3:1978-2015年中国规模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和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十三五”基本形成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无论是从城镇化与工业化相协调,还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需求看,“十三五”人口城镇化发展都应当达到以下两大目标:

  第一,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低于60%。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未来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以每年不低于2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65%左右。

  第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50%左右。目前,虽然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以上,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严重偏低,2014年仅为38%,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了18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偏低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突出矛盾,它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不相适应。国家“十三五”规划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预期目标定为45%,我认为,如果户籍制度改革有所加快,就有条件、有可能达到50%左右。

  3.人口城镇化历史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建国之初,我国并不存在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国实行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工业化发展到今天,户籍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第一,城乡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随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展开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会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

  第二,农民工的结构发生重要变化。随着80后、90后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中的多数人已经扎根于城市,很难再回到农村。“十三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第三,以居住证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历史条件已经形成。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点是用居住证制度全面替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需要让农村转移人口享受和城镇化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居住证制度设计上,有人担心由此会不会形成大中城市的“盆地效应”。在实践中,大城市标准可以高一些,中小城镇标准适当放宽,在这个条件下逐渐允许人口自由流动。总的来看,在加快建设公共财政体制、总体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下,到2020年我国有条件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

  (三)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

  1.消费结构变化的历史关节点。

  2008年以后,我国总体上进入一个以人的自身发展为重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城乡居民的消费更多地用于人的自身发展上,这是社会发展阶段发生深刻变化的集中体现。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城乡居民消费规模不断扩大。例如,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1年的18.39万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30.09万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3.4%,高于GDP增速近6个百分点(见图4)。

  图4:2011-201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和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消费结构正在快速升级。

  第一,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由工业品为主向教育、医疗、健康、旅游等服务消费为主转变,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由生活必需品向工业消费品为主转变。

  第二,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的升级。人们对绿色消费、信息消费、便捷消费等新型消费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例如,过去10年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规模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

  第三,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的升级。2000-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支出从1960.92元提高到7563.44元,年均增长9.4%,2014年服务型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32%的高位。预计到“十三五”末期,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占比将提高到50%以上,一些发达地区有可能达到60%左右,这将是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3.“十三五”消费结构升级的目标判断。“十三五”,我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将进入全面快速增长的新阶段,由此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明显提升。

  第一,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10.6%,“十三五”消费年均增长9%~10%是有条件的。

  第二,到2020年,消费总规模由2015年的30万亿元左右达到50万亿元左右。

  第三,2013-201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48.2%提高到66.4%。考虑到这是在投资贡献率快速下降条件下实现的,“十三五”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大致会稳定在65%。

  二、“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与经济增长潜力

  “十三五”,我国经济正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一方面,增长将呈现“L”型;另一方面,新的增长动力开始出现,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总的来看,“十三五”将保持6%~7%的经济增长,平均增速有望达到6.5%。这不仅意味着我国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意味着我国对新阶段世界经济增长将带来稳定的贡献。

  (一)转型增长的突出特点

  1.增长对转型的依赖性明显增强。“十三五”,经济转型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实现经济转型的突破,不仅能缓解短期经济增长压力,而且将形成中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

  2.一个地区能否成功转型是决定这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例如,“新东北”现象主要是由东北地区转型发展不足和开放程度不够所造成。

  3.经济转型升级将释放增长潜力。经济转型升级的条件下,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6%~7%的区间,这是我国维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基础。由于新的增长动力的形成和释放,我国有条件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

  (二)现代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

  1.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加快经济服务化进程,将带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一,初步测算表明,到202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58%左右,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从2014年的62.8%提高到72.5%~79.6%左右。

  第二,1978-2014年,在我国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时,第二产业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6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33个百分点。

  第三,初步估计“十三五”期间服务业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提升0.49个百分点,由此可以带动3.8~4.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2.现代服务业对创新的影响。以区域创新为例:服务业每增加1个百分点,区域创新能力提高10.4个百分点;区域创新能力每增加1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提高4.3个百分点。

  3.以现代服务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我国制造业做大做强的关键在于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引领制造业走向中高端。把握全球制造业高端化的大趋势,推动制造业向服务环节延伸和产品定价权向服务环节转移,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服务型的转型。当前,尤为重要的是要改革不合理的科研奖励制度,形成以成果为导向,着力向科技人员倾斜,形成有利于科研发展的大环境。

  4.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引领经济新常态。

  第一,形成6.5%左右的增长新常态。服务业年均增长9%左右,就能为我国6.5%左右的经济增长奠定重要基础。

  第二,形成新增就业不断扩大的新常态。有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只有70万~80万人;而到2013年,GDP每新增1个百分点,对新增就业的贡献是150万人。[2]这说明,就业不仅与经济增长相关联,也与产业结构变革相关联,服务业已成为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

  第三,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常态。现代服务业是朝阳产业,是目前广大社会成员创新创业最有前途的领域。

  第四,形成利益结构逐步优化的新常态。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增加,将有效改变利益结构,加快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

  第五,形成绿色增长和绿色转型的新常态。初步测算,如果第三产业占比从46.1%提高到55%,以2012年GDP总量估算,我国能耗总量有望下降14.16%;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有望下降18.23%。[3]

  (三)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1.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服务型消费带动下,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服务型消费的快速增长,使投资与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作用发生历史性变化,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主角”地位逐步确立。2011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83%,首次高于投资贡献率(45.35%)。2015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为66.4%,比上年高出14.8个百分点,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第一推动力”的地位逐步稳固。

  2. 13亿人的消费全面快速增长不仅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亮点,也是经济转型的突出优势。尽管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但从实际来看,消费促进了产业变革,起到了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实践证明,消费既是生产的目的,也是生产的动力。

  3.以服务型消费引领新业态快速发展。消费结构变革驱动经济转型,服务型消费推动服务型经济比重和水平提高,成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驱动力。以健康服务业为例,近年来全球健康服务业在总支出中占比为15.6%左右,而我国只有1.5%左右。目前,我国对消费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重视还不够。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13亿人的消费需求,将形成我国经济增长重要的内生动力。

  (四)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

  1.人口城镇化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十三五”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将释放出巨大的“发展红利”:不仅有利于拉动消费,还有利于拓宽投资空间,为去产能、去库存创造有利条件。有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1.5到2个百分点。预计到2030年,中小城镇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其对城镇GDP增长的贡献将达到40%。[4]

  2.人口城镇化能有效带动投资。有测算显示,近些年每增加1个城镇人口,可带动10万元左右的投资,如果2.6亿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将带动26万亿元政府投资。预计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以上,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5]

  3.人口城镇化能有效拉动消费。研究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将增加2%。[6]目前,我国城里人的消费是农民消费的3.6倍。未来5~10年,城镇化带来的消费潜力巨大。

  (五)“十三五”转型发展要着力解决好5大关系

  1.速度与结构。“十三五”,我国经济转型既面临着短期经济下行压力的诸多矛盾困难,又面临着经济转型升级将释放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机遇。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关键是把握好、谋划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以转型发展释放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在保持6.5%经济增速的同时,要重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质量的提升。

  2.短期与中长期。不能就短期而论短期,把矛盾和隐患留在后面。尤其是不能为了短期的经济增速,而推迟经济结构的调整。解决短期问题,需要从经济转型升级入手,立足2020这个中期化解短期,实现标本兼治。

  3.政策与体制。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短期内政策刺激起托底作用。但化解经济下行压力,主要不是靠政策刺激,关键在于适应发展趋势,在制度创新中发挥政策的放大效应。而且,政策要与体制创新相配套,有利于制度创新。

  4.政府与市场。经济生活领域诸多的结构性矛盾源于过多的行政干预导致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但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中又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行政手段。结构性改革要防止政府进一步替代市场,高度防止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回归。

  5.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很重要,基层改革创新更重要。我国是一个大国,地方情况千差万别,相当多的改革不能一刀切。改革需要发挥顶层推动和基层创新这两大优势。就是说,既要强化改革的顶层协调和顶层推动,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突破既得利益;与此同时,按照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合理安排改革试点,鼓励地方结合实际进行探索创新,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地方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结合本地实际先行先试。建立鼓励改革的激励机制,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改革自主权,营造全社会改革的大环境。

  三、以经济转型升级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十三五”规划的一大亮点。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关键取决于结构性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经济转型的需求与趋势破题发力;取决于能否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取决于尽快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以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经济转型升级对结构性改革提出了内在需求,对结构性改革的依赖性明显加大,结构性改革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最重要的条件。

  (一)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

  1.从工业市场开放到服务业市场开放是个大趋势。无论是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升级、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转型升级、从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升级,都对服务业市场开放提出新的要求。“十三五”,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是市场能不能适应工业变革、消费变革、城镇化变革的大趋势,发挥市场在服务业领域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改革开放38年来,工业领域的市场开放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在推动我国快速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十三五”,实现从工业市场开放到服务业市场开放,将为我国服务业发展带来强劲动力,并由此释放出新一轮市场化改革的巨大红利。

  2.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是市场化改革的“突出短板”。

  第一,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有数据显示,我国工业部门80%以上是制造业,属于高度市场化部门,而服务业50%以上仍被行政力量垄断,属于垄断竞争部门。[7]当前,教育、医疗、航空等服务业市场已经向社会资本开放。问题在于,这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滞后,国有企业在市场中仍处于垄断地位,民营企业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第二,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程度较低。例如,我国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推动服务业市场对外开放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从4个自贸区共用的负面清单来看,对服务业的限制仍然比较多。例如,在负面清单122项特别管理措施中,有80余项针对服务业,远高于国际一般水平。

  第三,服务化水平低。由于相当多的服务业领域存在垄断现象,服务质量整体不高。近几年来,我国因服务质量问题引发的消费投诉不断增多。例如,2010-2014年,我国消费者协会的万人服务投诉量由1.49件提高到2.08件,增长近39%。[8]

  第四,服务价格高。在价格管制、缺乏有效竞争的情况下,不少服务业领域价格居高不下。例如,2015年,我国宽带平均上网速度全球排名在第91位,而平均一兆每秒的接入费用却是发达国家的3~5倍。[9] 

  3.服务业市场开放是市场化改革的“最大红利”。目前,服务业领域社会资本投资增速超过工业,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社会资本占比过半,服务业市场开放可以扭转投资快速下降的势头。随着教育、医疗、电信等服务业市场逐步放开,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的势头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将给社会资本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以健康服务业为例,预计到2020年我国消费总规模将高于医疗消费总规模,健康服务业市场潜力高达8万亿元人民币。[10]

  4.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大任务。

  第一,处理好行业利益和部门利益,打破服务业市场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

  第二,推进服务业市场的便利化改革,使社会资本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力量。

  第三,全面放开服务业市场价格,以形成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

  第四,加快调整服务业与工业用地政策,实现工业与服务业政策平等。目前,服务业用地价格高于工业用地4~5倍,有的甚至高达9倍。

  第五,全面完成服务业营改增,以促进服务业市场开放为导向加快税收政策调整,通过结构性减税为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5.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公共服务业市场开放。在服务业市场开放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应改变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在政府采购中,以高效率和低成本为目标,有效提高公共服务业供给效率,降低公共服务业的供给成本。

  (二)以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为重点的结构性政策调整与结构性改革

  1.经济转型时期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具有紧迫性。在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实体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主要是要依靠市场为企业转型发展创造空间。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要为国企发展创造市场环境和市场空间,国企要创造机遇实现产品结构、组织结构和体制转型。积极稳妥地推进企业兼并重组。

  当前,产能过剩已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问题在于,在经济转型中某些产能过剩行业有可能走出困境。为此,对具有发展空间的“僵尸企业”应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

  2.向企业“放权”要有新突破。近两年的简政放权在减少审批数量上取得重要进展,下一步重要的是减少企业的制度成本。

  第一,借鉴国际商事制度经验,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目前,商事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改革仍有一定空间。

  第二,适时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我认为,目前总体条件具备,尤其是在实体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的特定背景下,尽快全面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有利于创新市场发展的大环境。

  第三,以公平竞争的政策取代产业政策。在工业发展起飞阶段,产业政策可以对工业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基本形成的背景下,应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市场监管,以公平竞争的市场政策取代产业政策。

  3.激发企业家精神,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角是企业和企业家,要重视产业变革中的企业家精神。要营造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

  4.破题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需要通过改革去产能。在当前财政收入增长缓慢的条件下,国有企业要脱困,需要在发展混合所有制上有新的突破,通过多种形式使社会资本能够参与国企改革,搞活企业。

  (三)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

  1.经济转型升级对服务贸易依赖性明显增强。与2001年我国加入WTO时的对外贸易不同,“十三五”我国外贸转型的突出挑战是服务贸易的双向市场开放。

  第一,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要求加快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进程。重点是发展服务型的制造业和制定服务标准、消费标准和环保标准等标准。为此,应加快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以适应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 

  第二,全球新一轮贸易自由化的聚焦点在于服务贸易。加入WTO之后,我国的外贸政策聚焦货物贸易市场开放。目前,服务贸易不仅是双边和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聚焦点,也开始成为全球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聚焦点。在这个背景下,对外开放需要更多地聚焦在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市场开放上。

  第三,服务贸易开放成为我国扩大开放的基本趋势。未来5年,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全球自由贸易进程明显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对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的依赖性明显增强。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国开放的特点、重点都发生明显变化。

  在工业化初期,我国抓住全球货物贸易需求扩张和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历史机遇,推动制造业开放与制造业全球的直接融合,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同时也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做出巨大贡献。

  2.服务贸易发展滞后成为我国供给侧的“短板”。我国早已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但服务贸易比重过低。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占整个对外贸易的比重为20%左右,我国仅为12.3%。2014年,我国服务贸易额为6043亿美元,不足货物贸易额的1/7。我国货物贸易额在全球货物贸易总额中占比超过10%,而服务贸易额在全球服务贸易总额中占比仅为6.2%。在世界前十大服务贸易国中,我国人均服务贸易额为448美元,是美国的12%、德国的6%、日本的16%。这就需要把加快提升服务贸易水平作为优化贸易结构、扩大有效供给的重点。

  3.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二次开放。总的判断:与以工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推动我国制造业全球化的“一次开放”相比,“二次开放”的历史使命是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全面实施自由贸易战略,有序推进服务业市场的双向开放,在开放中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在开放中发挥中国在新一轮全球自由贸易中的重要作用。

  4.发展服务贸易需要特别重视建立中欧自贸区。2015年6月30日,欧盟首次表态,支持开展中欧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建立中欧自贸区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将对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和稳定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二是对于欧洲开辟中国市场和中国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是一个双赢。如果中国与欧盟的服务贸易比重提高到20%,双方服务贸易总额将达到2000亿~2200亿欧元。这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也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尤其是在环保、制造业服务化的技术转让方面。这就需要抓住机遇,做好中欧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并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开展中欧投资谈判和贸易谈判。

  表1:“一次开放”与“二次开放” 

  (四)以监管转型为重点的简政放权

  1.监管变革是简政放权向纵深发展的关键。在经济转型升级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在于监管转型,现实中经济社会转型改革难以突破与监管转型不到位紧密相关。与此同时,政府放权“一放就乱”的关键是市场监管转型滞后。因此,监管转型滞后成为简政放权改革的最大短板和重要掣肘,纵深推进简政放权需要把监管转型作为关键和重点。

  2.监管体制转型要有新举措。目前,审批权、监管权不分是最主要的突出矛盾。以证券市场监管为例,既有审批权,又有监管权,在现实中,导致相关人员难免要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审批上,这就会忽视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和标准性。要解决监管权和审批权不分的矛盾,关键是实现审批权和监管权相分离,并在监管转型中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分离。

  3.保障市场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调整优化市场监管的行政权力结构,在金融领域、消费领域、反垄断领域尽快建立统一的、综合性市场监管机构;形成政府与社会协同的市场治理新格局,在强调政府市场监管主导作用的同时,积极引导各类市场主体自治,提升企业社会信用,促进市场主体自我约束,诚信经营,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生态环境,尽快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市场治理体系。

  4.监管变革是一场深刻的政府革命。监管变革涉及政府理念、利益和权力结构等一系列变革,具有深刻性、复杂性,需要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并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破除既得利益。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迟福林. 转型闯关——“十三五”:结构性改革历史挑战[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

  [2]李克强.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拉动150万人就业[N].工人日报,2013-11-05.

  [3]迟福林. 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N]. 人民日报,2015-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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