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监管变革是深化简政放权重点

作者:迟福林  时间:2017-01-17

  现在政府放了很多权,但是政府放权后谁来接?如何发挥各方面的力量?这就需要重视发挥社会的力量。

  2017年1月14日,首届凤凰政能亮高峰论坛在北京国际饭店开幕。本届论坛以“政策与机遇”为主题,将从政府、企业、学界等多方视角,探讨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提速等新形势下,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转型发展。

  论坛由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指导,由凤凰网主办,凤凰评论承办。在“如何给新经济简政放权”的高峰对话环节,凤凰卫视主持人胡玲提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发言 

  主持人:2017年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的当头炮是简政放权。谈到国务院的工作,李克强总理特别抓的事情就是简政放权,为什么17年用这个做当头炮,您如何看待这样做的意义?

  迟福林: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很重要。首先,经济社会很多的矛盾和问题需要监管。比如说,如果金融监管体制比较完善,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金融风险。第二,进一步开放市场。尤其是在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争端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我国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市场积极应对。开放市场的前提,就是监管转型的变革,使监管变革适应并服务于市场开放。2017年,我认为是简政放权重要的一年。

  主持人:如何理解监管变革?监管变革最需要变哪一个部分?

  迟福林:2017年,监管变革已经成为政府简政放权重要任务之一。监管变革变什么?有几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监管理念要改变。到现在为止,监管的理念仍是“谁审批、谁监管”,就是说“自己生的孩子自己管”。2015年,资本市场发生了问题,这与“谁审批、谁监管”直接相关联。证监会必须是一个独立、专业的监管机构。一个权威的监管机构必须有其独立性、专业性,而现在监管部门仍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审批上。这说明,“谁审批、谁监管”的传统观念面临多方面的突出矛盾问题,需要改变。

  第二,监管体制要变。监管体制变革是什么呢?就是审批权和监管权的适当分离。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如果还要“谁审批、谁监管”的体制,那么经济金融领域的很多风险矛盾都难以解决。在混业经营格局的今天,分业监管的体制难以解决现实经济金融领域中的突出问题。

  第三,统一现有体制。当前,不要说一个省,就是一个市的监管体制都有所不同。以河北廊坊市为例,有的县监管机构是合一起的,有一些县则是各自独立的。这种五花八门的监管体制,难以建立自上而下统一有效的监管体制。

  主持人:去年在贵州的大数据博览会上,李克强总理会见企业家,包括一些互联网大佬代表的时候,马化腾提了“网约车”。如果当年政府给到这样一个空间,就没有今年的淘宝,也没有现在的马云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出台政策之后,各个地方都是相继出台了一些措施。如何看待监管的审慎力度?如何把控?

  迟福林:最近几年,简政放权确实为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是本届政府的一个突出亮点。我认为,自2017年开始,简政放权的重点应该放在监管变革上,其中有几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就是金融监管的变革要尽快出台政方案。一方面,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金融矛盾风险很大;一方面,发展新经济,需要金融的支持。由于多方面的认识不一样,又触及到部门利益关系调整,到现在方案尚未出台。从防范金融系统风险出发,建立有利于经济转型的金融秩序,需要尽快出台金融监管的方案。

  第二件事情,2017年对于面对特朗普上台后出现的国际贸易壁垒,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需要主动开放市场。开放转型从今年开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而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一个重要条件——政府监管能不能到位。

  举个例子,国内自贸区发展得很快。目前,处于一个尴尬的局面。为什么?现在全球进入到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新阶段,无论是整个进出口的扩大,还是多边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的推进,其重点、焦点都在服务贸易。自贸区122项的负面清单,其中80余项限制服务贸易。这使得自贸区在服务领域开放与服务贸易结合发展难以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放开服务业市场,实现服务业市场和国际服务贸易的融合,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需要研究如何给122项负面清单瘦身,前提是监管变革要跟上。

  第三件事情,就是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随着服务业的开放,老百姓对于消费的安全性更加关注,这就使市场监管成为一个突出矛盾。例如,服务业市场开放以后,统一有效的食品药品监管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大问题。在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毫无疑问,适当扩大进口是一个大趋势。这个趋势下,监管的重点就要放在服务贸易领域。例如,食品药品标准要不要逐步与发达国家适当接轨?适当接轨了以后,监管标准如何定,监管如何相适应,都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现在监管的乱象已经到了需要解决的时候了,需要破解当前五花八门的监管体制,统一监管体制。

  第四件事情,要发挥社会力量在监管中的作用。现在政府放了很多权,但是政府放权后谁来接?如何发挥各方面的力量?这就需要重视发挥社会的力量,尤其是注重发挥各类行业协会的作用。

  主持人:去年两会咱们曾经聊过,过去每年两会的时候,去到一些政府部门做新闻,那里停满了车,送礼现象普遍。最近几年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况了。我们发现虽然表面上看不到了,其实该有的审批项目还在,感觉就是换了件马甲。再比如以此衍生的各种“红顶中介”,中央政府说要剔除“红顶中介”,但大家又在不停换马甲。对此迟院长有什么破解之道?

  迟福林:讨论简政放权,核心是如何做到“放管服”。从现实经济生活看,当前“放、管、服”的关键在哪儿?如何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如在监管中服务,那监管不到位怎么服务?就是说,“放、管、服”焦点是在监管上。如果监管变革不破题,“放”只是一般数量地放,也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服务也很难服务好。

  监管变革的突出矛盾是什么?是如何大幅度地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于企业而言,最难降的成本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因此核心是解决制度性交易成本。这个背景下,从2017年开始推动简政放权向纵深发展,关键在监管变革上,政府在监管变革上要有担当,要有实质性突破。

  监管变革的核心问题是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如果监管变革不到位,简政放权就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新阶段,监管变革如果不破题,简政放权就难以向纵深发展。

  当前,监管变革成为简政放权向纵深发展的重点。不能满足于放权的数量,而应在于质量,关键还是监管要到位,这样放权才能放到位。也就是说,2017年要以大幅减少或者是明显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为目标来推进监管变革。目前,简政放权到了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就要在放权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到监管变革上,以使政府的市场监管与开放转型、经济转型升级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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