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深化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作者:迟福林  时间:2017-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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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把他对我国如何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研究成果和建议带上两会。迟福林认为,面对内外发展的新环境和新变数,要实现未来几年的中速增长,进一步改善增长质量,关键是深化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

  经济转型蕴藏巨大的增长潜力

  “从这几年的经济运行情况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已经形成,并将带来巨大的增长潜力。”迟福林说。

  首先是经济转型升级呈现历史性趋势。迟福林认为,在产业结构方面,服务业占比有可能由2016年的51.6%提高到2020年的58%—60%,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城镇化方面,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由2016年的57.35%提高到2020年的60%以上,同期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望由41.2%提高到50%左右,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在消费结构方面,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有可能从当前的40%左右提高到2020年的50%左右,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基本稳定在65%左右,初步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在开放结构方面,服务贸易规模有望从2015年的7130亿美元提高到2020年的1万亿美元,占外贸比重有望由15.3%提高到20%以上,初步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其次是经济转型蕴藏着百万亿元级的内需潜力。迟福林的研究团队初步测算表明,2020年我国消费规模有望达到50万亿元,加上投资需求,内需规模将达到100万亿元。仅以农村大市场为例,如果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全国5.9亿农民一年新增消费就将超过4万亿元。

  “十三五”时期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迟福林认为,未来几年,适应大趋势,实现经济转型的突破,对企业、地区、国家来说,都具有决定性影响。转型得好,可以释放巨大的增长动力,实现可持续增长;转型得不好,错过了重要战略机遇,有可能带来比较大的风险。

  经济转型决定经济增长前景

  当前各方对经济增长比较担心,把“稳增长”看得比较重。对此,迟福林认为,短期“稳增长”“触底”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转型挖掘增长的新源泉,释放增长潜力。

  “首先,要通过经济转型实现中高速增长。未来几年经济转型如果取得实质性突破,我国实现6%—7%的中高速增长是有条件、有能力的。”迟福林说,从消费角度看,2020年我国消费规模有望达到50万亿元,能够支撑6%—7%的经济增长;从产业角度看,服务业在“十三五”期间保持9%左右的增长,将带动3.8—4.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为中高速增长奠定重要基础;从人口城镇化角度看,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给经济增长贡献3个百分点左右,未来几年我国人口城镇化至少还有10个点的空间,是支撑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从服务贸易角度看,随着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服务供给将明显加大,有助于释放全社会巨大的潜在服务型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其次,要以经济转型改善经济增长质量。“这其中,包括吸纳更多的新增就业、优化分配格局,建设共享社会以及助推绿色增长。”迟福林说,2016年服务业增长7.8%,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14万人。“十三五”期间如果服务业保持同一增速,每年将吸纳1000万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2020年服务业就业有望达到4亿人,占总就业比重达到50%。

  迟福林给出具体测算:“十三五”期间,如果服务业占比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劳动者报酬有可能提高3.8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50%左右。这有助于改变劳动者报酬下降的格局,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2020年达到35%—40%奠定重要基础。在绿色增长方面,迟福林认为,“如果服务业占比从46.1%提高到55%,以2012年GDP总量估算,年能耗总量将从36.17亿吨标准煤下降到27.65亿吨标准煤,减排效应明显。”

  再次,经济转型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重要动力。迟福林认为,在全球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中国需求”“中国市场”引起各方普遍关注。例如,我国未来5年将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7亿人次。更重要的是,面对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抬头的势头,我国坚持自由贸易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服务贸易战略,推进开放转型,成为应对全球化逆潮、引领全球自由贸易的重要力量。

  结构性改革决定经济转型进程

  “‘十三五’期间,经济转型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关键在于结构性改革要破题发力,以破解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和结构性失衡。”迟福林说,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就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就其所蕴藏着的经济增长新潜能、就其对利益结构冲击的深度、广度和复杂程度而言,都不亚于38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它将不仅决定我国经济增长前景,而且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和治理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对此他认为,首先,应有序放开服务业市场。一是着力破除服务业领域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在服务业领域全面实施企业投资负面清单,各类资本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二是有序放开服务业领域市场价格。三是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调整,包括土地、财税、政府购买等政策。

  其次,要改善企业发展环境,振兴实体经济。一是进一步强化产权保护,推进产权保护的制度化、法治化。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因经营不规范引发的问题,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从旧兼从轻等原则公正处理,不盲目翻旧账,在这方面要尽快出台具体措施。二是加快在混合所有制企业推进员工持股改革。目前已有企业开始试点,需要尽快拓宽试点范围,逐步推开。三是培育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再次,应推进以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为重点深化农村改革。迟福林说,近年来,城镇化中暴露出来的农村土地矛盾,与法律尚未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完整的物权性质直接相关。根本出路在于尽快在法律上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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