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尽快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

作者:迟福林  时间:2017-03-18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接受南都专访。南都记者 陈伟斌 摄

  二次改革、二次转型、二次开放,这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中国改革发展目前所处阶段的判断。

  在他看来,今天的改革和过去不太一样。今天的改革是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天的经济转型进入了历史性的新阶段,产业结构变革、消费结构变革、城乡结构变革蕴藏着巨大增长潜力,经济转型决定增长前景,结构性改革决定经济转型进程。今天的开放,是以自由贸易为主线的开放,不仅将为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注入强大动力,而且将对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带来重要影响,使我国由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转变为主要引领者。

  “过去我们是参与者,今天是主要的推动者,未来甚至要逐步朝着主要引领者的方向推进。”基于此判断,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迟福林呼吁,有必要建立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

  粤港澳服贸一体化尚未破题

  2014年初,为推动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有关内地对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广东省明确提出了到2014年底率先基本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同年12月,商务部与香港就两地在广东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签署协议。

  但迟福林在接受南都专访时指出,截至目前,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尚未有大的突破,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还需要顶层设计、顶层推动。

  在他看来,“广东提出了一个对的方向”,但由于总体顶层设计不够完善,到目前为止,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还没有大的突破,没有破题。

  他以珠海横琴自贸区的澳门大学分校为例:“学校原来有铁丝网,这两年拆了但还留有围墙。学校里的教职员工、学生进不了珠海,这怎么叫一体化?”迟福林认为,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应该是支持人员自由来往的,目前粤港澳三地的多次往返还不够便捷。

  构建粤港澳服贸一体化时机成熟

  迟福林在提案中建议,尽快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

  他告诉南都,当前构建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迟福林解释,粤港澳三地的产业互补性很强。目前广东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如何基本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是广东经济转型的重大任务。而在这方面,香港澳门有自己的优势,比如金融、会计咨询、物流、文化娱乐等。

  此外,内地经济转型升级,也让服务型的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内地的需求大了,内地的市场将支持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发展。由此,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将带动内地的产业转型升级,尤其带动内地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现在广东的转型发展缺乏外在的动力,香港澳门市场空间也面临着现实的天花板,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将是个有益的探索。”迟福林说,对普通市民而言,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将让老百姓在广东可以直接买到港澳标准的消费品,而不需辗转去香港;三地之间旅游等人文交流将更加便利;还将给三地居民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就业层次、增加收入等实际利好。

  需要中央顶层设计来推动

  尽管“时机已成熟”,但迟福林也指出,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还亟待中央顶层设计推动。

  迟福林给出了一组数据:目前中国工业领域市场的开放度大致在80%-90%,而服务业领域,有专家统计仅为50%左右,严重滞后于整个市场化改革进程。“在不够开放的情况下,垄断也比较突出,像信息产业市场被三大巨头垄断,电信市场的开放还远远不够;而现在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中,大多数项目是限制服务贸易。”

  他进一步指出,打破上述壁垒,仅靠广东、香港、澳门难以取得大的突破。“市场的开放,还是需要中央政府的决策。”他建议,从中央层面来制定总体方案、推动进一步开放、协调粤港澳三地的合作,加强对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的指导、督办、落实。

  迟福林还以中国加入W T O打比方:在当初中国加入W T O之际,也有担心会不会对民族企业产生冲击,结果加入后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今天同样面临着一样的历史性的情况。”

  对话迟福林

  “中国走到了税收结构调整的关键点”

  迟福林认为要在调整中降低企业税负,解决地方财政收入问题、缩小贫富差距

  营改增后地方税收暂时下降或不可避免

  南都:营改增之后有些地方的财政收入出现下滑,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地方财政的缺口该怎么补?

  迟福林:这反映出整个中国税收结构的问题。为什么最近企业反映税收成本比较高?可见税收结构到了一个调整的关键点。

  过去我们是把企业作为纳税主体、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企业处在转型期,税收结构要不要适应经济转型、实体经济发展,做出结构性的调整?我认为这个时候到了。

  应该稳妥地加快推进税收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中降低企业税负,解决地方财政收入问题、缩小贫富差距。在这个背景下,从全局来看,地方税收暂时下降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为了长期的税收结构的调整。

  南都:也就是说,“营改增”只是税制改革的第一步?

  迟福林:是的。经济转型升级客观要求推进税收结构性改革,尤其要通过税收结构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中国的税负水平整体虽然比较高,不过还不是非常高,但税收结构不合理,对实体经济发展带来各种矛盾问题就比较突出了。

  南都:你认为,税收结构调整将涉及哪几个主体税种?

  迟福林:将来主要的直接税税种是个人所得税、遗产税、房产税等这些。也就是说,如果能给实体经济降低成本、让它更好地发展起来,培养了更多的中产阶层,不也就是增加了税源了吗?

  与此同时,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还远没有发挥出来。到现在为止,比如遗产税等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的税种还迟迟没有开征。

  政府要建立为企业高效服务的体系

  南都:曹德旺去年也一直在谈企业负担重的问题。

  迟福林:还不能单纯从税收一个方面看企业负担。一是我们的宏观税负本身并不低,至少算中高水平;第二是各种费,像社会保障等费用,比例也比较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行政性收费,企业还要承担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就成了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

  南都:过去一年企业家们跟你反映最多的也是负担重?

  迟福林:是啊。我认为除了税收结构调整,还需要明显减少各种不必要的费,比如社会保障费,国家财力增加了可以适当加大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降低企业负担的比例。另外,很多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也要降下来。比如现在还有必要对一般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吗?能不能参照香港的企业自主登记制,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投资项目决策更快呢?对企业违法行为,政府以事后监管为主。推行法人承诺制,对必须保留审批的事项,只要申请企业提供责任承诺书,审批部门可立即发放许可证。

  我还常常听企业家说,现在办个事态度很好了,但效率并未明显提高,有的甚至降低了。所以政府必须继续提高效率,真正建立为企业高效服务的体系,这点更重要。

  过去我们是把企业作为纳税主体、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企业处在转型期,税收结构要不要适应经济转型、实体经济发展,做出结构性的调整?我认为这个时候到了。

  ———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采写:

  南都记者 程姝雯 见习记者 卜羽勤 实习生 廖祺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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