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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推行权力清单,放权、分权、限权

  时间:2013-11-2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那么,通过《决定》,能否勾勒出一个明晰的“权力清单”,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新京报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新京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很多时候主动权在政府手里,从《决定》看,你认为释放了那些信号?

  迟福林: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此次《决定》的最新表述,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表述释放了两个重要的信号:一是坚定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无论是价格改革,还是市场体系改革等,都需要在这个方向下推进。

  二是明确了政府改革的路线,不再是简单强调审批数量的多少,而是强调规范政府权力,该属于市场的回归市场,该属于社会的回归社会,该属于中央的收归中央,该属于地方的下放给地方。

  新京报: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和市场领域的负面清单属于什么关系?

  迟福林: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权力清单是从政府角度看,明确政府应该干什么,限制政府在清单以外的权力,并把清单以内的事做好;负面清单是从企业角度看,明确企业不能做什么,稳定企业预期并且最大限度地拓宽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制定权力清单,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和基础;制定负面清单,也是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的前提和基础。

  在《决定》中,“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政府不再审批”“简政放权”这样的字眼并不少见,都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规范。所以,下一步的重点,就是尽快转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尽快形成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格局。

  新京报:你希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格局”?

  迟福林: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形成市场主导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格局,而不是政府主导下发挥市场的有限作用。为此要完善市场体系,形成资源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的体制机制。

  二是形成投资与消费动态平衡的新格局。不是不要投资,而是要把扩大投资建立在消费主导投资转型的基础上,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

  三是形成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的新格局。国有资本要加大公益性投资,发挥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作用。

  四是形成地方政府层面建设公共服务政府的新格局,转变竞争性地方政府格局。

  这四个新格局形成,才能说告别了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

  新京报:权力清单制度背后的执政脉络是什么?

  迟福林:首先是阳光政府,尤其是财政预决算的公开,以此来提高政府的公开性;其次是对政府行为的治理,包括社会对权力的监督;再次是强调权力的相互协调和制约;最后是突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现在,关键是在《决定》的基础之上,尽快形成一个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新京报:行动方案具体指什么?

  迟福林:《决定》中明确指出“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细化,在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等方面一一明确。

  在权力清单上,我归纳为六个字:放权、分权和限权。

  放权就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分权就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要在分离的前提下,形成相互协调的格局;限权就是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监督权力,就是权力制约权力和社会监督权力的结合,这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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