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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习近平视察广东三周年,全国多项改革均实现重大突破

  时间:2015-12-07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

  顶层设计和地方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不冲突。顶层设计不是“拍脑袋”,要以地方试验作支撑,否则顶层设计则无异于空中建塔,没有根基,设计难以落地。

  ———谢春涛

  很多地方呼吁“自上而下”地改革,说是“下动上不动、动了也白动”。因为一些地方试点推进后,改革受到行政法规、层级之间、部门之间利益格局的阻碍,地方和局部就很难推动。

  ———王满传

  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公方彬

  改革需要自上而下,也需要自下而上。改革的顶层设计很重要,也需要基层探索。

  ———迟福林

  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对改革持怀疑态度、觉得改来改去没有实质性进展?因为现在改革所针对的内容,大多是难度大、涉及面广、积累了几十年的问题,改革效果需要慢慢观察。

  ———周光权

  三年前的今天———2012年12月7日,习近平来到广东,先后调研走访了深圳、珠海、佛山、广州的农村、企业、社区、部队和科研院所。这是他就任总书记之后首次离京调研。调研中,习近平不断释放“力挺改革”的信号,他说,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一年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全面深化改革”一揽子提出60项改革任务。至今,多半改革任务都已在推进和落实之中。

  从“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到实施的这三年里,改革取得哪些进展?体现出哪些新时代的特征?目前还存在哪些待解难题?

  近日,南都专访了改革涉及的相关领域的专家,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以及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以“圆桌访谈”的形式,进行回顾和探讨。

  【话题一】

  改革最大亮点是什么?

  全面推进多个领域改革,涉及司法领域最多

  南都:同此前30年的改革比较来看,这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最大的特点(亮点)是什么?

  谢春涛:总体来说,本轮全面深化改革的广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规划的60项改革任务,涉及到经济体制、民主法治、文化体制、社会治理体制、社会事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军队建设等多个领域。从目前进行情况来看,多项改革都实现了重大突破。

  比如经济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重大理论突破,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注册登记制度改革、涉企收费清单管理制度改革、自贸区试点扩容等,向市场放权、激励创新创业的举措密集出台,大大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个力度是空前的。

  王满传:过去30多年改革从未中断,而新一轮改革,范围是全方位的,深度也更多地涉及根源性、体制性问题。

  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过去机构改革、简政放权做了很多,但更多是关注机构裁减。后来发现,光改机构,职能不转,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处理好,实际上是“拆庙赶和尚”,“神”还在,过段时间,“庙”和“和尚”还会以各种形式回归,就出现事业单位、中介机构管审批,借调人员上班等现象。这一轮改革中,直接对审批权下刀,要求部门亮出清单,政府职能转变了,权力消除了,机构和人员才真正不需要了。

  从改革内容上来看,过去30多年的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思想僵化,只要破除思想僵化的认识,就能推动改革使全体受益;而现在改革大方向是比较清晰的,改的内容是破除利益固化问题,所以力度和方式也有所不同。

  周光权:中央深改组成立后,召开了18次会议,共审议及审议通过92份规则、方案、意见,各领域改革中涉及司法领域最多,2014年来通过23个司法体制改革文件,在改革总盘子里占比很高。

  这主要是因为,经济领域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原来相对粗放的政策优惠、牺牲环境的发展方式,遇到了瓶颈,很多坎绕不过去,必须回到法治层面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

  对于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产生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市场主体的权益保护等国家改革发展中凸显出来的矛盾,都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解决方式可能有很多,但通过法治途径解决,成本比较低、后遗症也比较小,能够着眼于长远。因为法治不是“特事特办”而是“规则之治”,能把不稳定因素、领导干预等因素降到最低。

  为了实现法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提到要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司法体制改革就是为构建这种新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一种手段。

  公方彬: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军队改革也纳入其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治军理念很清楚,强调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一系列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此外,要建立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

  首先是把政治规矩立起来。军队是一个政治集团,相对其他集团应有更强的纪律观念,规矩意识,这样才能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和任务。

  同时强调作风建设,什么样的作风撑起什么样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决定了什么样的战斗力。如果作风散漫、官兵关系扭曲,就容易出现腐败,比如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的出现,如果不惩治,肯定影响军队战斗力,强调反腐转作风和风气建设,也是军队建设的重要抓手。

  再者也重视了军队的信誉和规范,比如军队中大吃大喝、军车违规使用等乱象,这些是离群众最近、最影响军队形象的,也作为治军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此外,最重要是军队聚焦能打仗打胜仗,突出军队演训进一步向实战靠拢,对演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再忌讳,狠治“假大空”形式主义,这些都是很好的成果。

  【话题二】

  “顶层设计”有何优势?

  顶层设计不是“拍脑袋”,要以地方试验作支撑

  南都: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说要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这一轮改革中“顶层设计”的措施很多,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怎样发挥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各自的优势?

  谢春涛:本轮改革,很多方面都贯穿了顶层设计对改革的指引。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就是改革顶层设计的架构。成立至今,深改组已经通过近百项改革方案。

  顶层设计和地方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不冲突。顶层设计不是“拍脑袋”,要以地方试验作支撑,否则顶层设计则无异于空中建塔,没有根基,设计难以落地。同理,地方试验也不能“包打天下”,有些改革仅靠地方难以成事。

  近两年的改革中,不少体现了顶层设计与发挥地方主动性的关系。以自贸区为例,先有国务院批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2013年9月),继而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上海自贸区“工作进展和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推广意见”(2014年10月),再是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2015年3月)。总的来看,是先有上海试点,继而经验推广,再是上海“进一步深化”,有条不紊。

  周光权:比如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前后分三批进行,每一批都考虑了东中部地区、各司法机关的案件量等情况,划定了地方可以尝试和试点的大致范围,给了地方司法机关一定的自主权。而且在改革试点中,地方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和难题,还可以不断地提出来,对于情况特殊、很重要的会考虑采纳地方的意见。当然,虽然情况特殊但只涉及局部利益的一些困难,恐怕就需要地方去克服。

  王满传:这么多年的改革探索,很多领域已经能清楚看到根本性制约是什么,具备了“顶层设计”的条件。我在地方调研也发现,很多地方呼吁“自上而下”地改革,说是“下动上不动、动了也白动”。因为一些地方试点推进后,改革受到行政法规、层级之间、部门之间利益格局的阻碍,地方和局部就很难推动。

  所以这一轮改革,涉及大框架、看得清楚的方面,都是进行顶层设计;同时,地方也有很大的探索空间,比如权责清单制度,深圳龙岗推的时候,就是根据中央指的方向,结合地方情况进行探索。

  也有一些地方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改革强调要“于法有据”,当改革受到现行法律法规制约,有些地方拿捏不准、手脚不敢放开。我认为,这就需要判断,到底是不是法律法规不适应形势,通过推进立法改革、清理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红头文件,减少对改革的困扰。同时,也要把握好大原则:改革是不是对大多数人有利?基于这两点,鼓励地方尝试探索。

  迟福林:改革需要自上而下,也需要自下而上。改革的顶层设计很重要,也需要基层探索,这些年的一个突出矛盾,是改革的基层探索还不够。这里面存在几个问题,一个是改革在推进中面临的利益关系问题。第二,强调顶层设计的同时,如何鼓励地方创新和探索,这方面的激励措施还不够。第三,新阶段也出现一些干部不作为的问题。

  【话题三】

  改革最大难点在哪里?

  面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如何破局和重新构建

  南都:有观点认为,这一轮改革面对的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对于改革不同的声音也更多,改革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凝聚共识,是这样吗?

  王满传:需要改革,这个大方向大家是清楚的,最大难点不是共识的问题,而是“取舍”。面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如何破局和重新构建,这就需要对当前利益、长远利益进行取舍和平衡。对大多数人有利、具有社会共识的改革就要抓紧推。

  周光权:司法领域甚至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现在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对这一点是有共识的。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保障当事人、诉讼当事人的权利,按照法律规定来办事,司法要透明、要走专业化道路,司法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只服从和服务于法律,防止、减少地方干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对这个改革方向,也是共识多于分歧。

  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对改革持怀疑态度、觉得改来改去没有实质性进展?因为现在改革所针对的内容,大多是难度大、涉及面广、积累了几十年的问题,改革效果需要慢慢观察,哪些方面是有进展的,哪些改革措施需要边改边调整,都需要进行梳理。总体来说,按照司法自身的规律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不要太心急。

  南都:那么,怎样找到改革的最佳突破口?

  公方彬: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说,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军队改革中,打破既得利益群体的障碍,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中央军委,采取了转变作风和反腐走在前面或同步推进。另一方面,为避免以往存在的裁判员与运动员双重身份集于一身,这次设计方案跳出了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局限。

  谢春涛:具体切入改革,必须“蹄疾步稳”。由于改革范围广、任务重,一些领域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如果匆忙出台缺乏调研基础和基本共识的改革方案,不仅影响改革的质量,而且会促使社会公众对改革产生误读,对改革形成新的阻滞。

  王满传:现在是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也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要找到一个好的方案和力度,需要更多的调研,让不同的群体参与进来。只有摸清楚“家底”,才能构建好政策。

  【话题四】:

  “共享”是不是大锅饭?

  并非“平均”,而是让改革成果惠及更多人

  南都:十八大以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关的一个关键词是“共享”,这一轮改革怎样让更多人受益?

  谢春涛:改革之难就难在一点———利益调整。改革会给不同人群带来不同的影响,大家的利益诉求不可能完全一致。十八大以来在重视人民群众获得感问题上做得非常好。比如公车改革,省部级以下取消专车,过去的专车制度可以说广受诟病,坐专车的人太多,国家在这方面花费巨大,浪费也巨大。现在省部级以下取消专车,甚至部级退休的人也取消专车,这让绝大多数人一致叫好。

  又比如降低央企高管的过高收入,取消职务消费,这肯定给央企高管个人利益带来一些损失,有的人收入一年降了很多,但包括央企普通员工在内的全国其他阶层群众,很多都认为这种改革是公平的。

  还有养老双轨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高考制度改革等,都是体现了这个思路。

  王满传:改革开放前,大家都贫困,只要改革,大家都得好处,所以受欢迎。随着蛋糕越做越大,现在群体与群体、个体与个体间绝对差距变大了,再推进改革,就要强调“共享”。否则,利益不均衡、差距继续拉大,就会出现“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共享”不等于“平均”,而是大家都受益、让改革成果惠及到更多人,是按照市场的规律、从社会公平正义两个角度,使得利益的分配更加公平一些。

  比如现在对7000万贫困人口,就是政府想办法要兜底;对于过去不够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制度、税收制度,都在进行改革和完善,另外,公共财政越来越多地用于公共服务领域,也是体现改革的普惠性。

  【话题五】

  广东如何当好“排头兵”?

  在“10+3”升级版中扮演重要角色

  南都:一直以来,广东都是改革的先锋。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视察时也提出广东应该做深化改革的“排头兵”。广东应该怎样做好“排头兵”?

  谢春涛: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十八大后,他首次到地方考察调研就选择广东,就是要在改革开放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回顾30年历程,进一步宣示把改革开放继续向前推进的决心,希望广东继续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得益于政策先机和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广东对全国改革都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个人认为,在“新常态”下,立足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广东改革仍然大有可为。广东现在在自贸区建设、双创建设上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同时,广东在社会管理、基层治理、城乡统筹等方面也可以进行积极探索,为全国改革积累可参考可借鉴的经验。

  周光权:这一轮改革,中央在规定动作之外,也给了地方自主权和施展拳脚的空间。各地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把中央改革措施所给予的空间、政策用足用够。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毗邻离香港,处于沿海地带,市场便利条件较好,广东的改革一马当先,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经过30多年的发展,广东与东部沿海地区甚至中部地区某些省市的差距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广东还想追求卓越、当好排头兵,就需要运用好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中央改革总体部署下有特殊的胆识、智慧和作为,敢于探索,敢为人先。

  王满传:现在的改革,逐步推向内陆地区。广东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依靠“特区”、政策优惠,指望先行先试的特权优势。但整体来看,中央是鼓励各地在于法有据的前提下,都大胆地进行改革。

  迟福林:广东不仅在过去30年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在实际探索中,广东一直在扮演重要角色。但我认为,广东在新时期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作用还有待强化。比如说,广东在和香港市场对接上很有机会;在新一轮以自贸区为重点的对外开放中,广东也有新角色。现在,广东的转型升级也处于关键时刻,需要改革推动。

  广东要形成新动力。新动力在哪里?一个是转型升级,这是内在的动力。一个是一定要开放,眼睛瞄在外面,和新加坡、香港比,广东一定要在“10+ 3”(东盟十国与中日韩)升级版中扮演重要角色。

  

来源:南方都市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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