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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未来消费最大潜力在7亿农村人口 需彻底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时间:2017-03-13

  近年来,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逐渐提升,并逐渐取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与此同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逐年提升,未来上升潜力巨大。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经济增速换挡器,面临着很大的下行压力。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在什么地方?消费群体还有多大的挖掘潜力?为此,记者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此进行一一解惑。

  记者:2016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6%,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近年来提升比较快。2016年,投资低迷,进出口数据不乐观,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动力最强,贡献最大。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改变?在调结构和去产能背景下,您认为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些产业或者领域?

  迟福林:消费结构的变化,是经济转型一个重要趋势。目前有三个变化非常关键,第一,老百姓的消费结构正发生重大的带有历史性的转折,比如说现在教育、医疗、健康、旅游、信息、文化、娱乐等服务性的消费,已经提升得越来越快或者叫全面快速增长。现在总的情况是城镇居民的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约40%,估计到2020年可以接近或达到50%,也就是说城镇居民消费的一半来用于服务型消费。其中,农村居民大概不到30%,如果城乡一体化能够发展比较顺利、比较快,到2020年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会提到40%左右。如果接近14亿人消费结构发生这种历史性的变化,它不仅拉动消费,而且更重要地会拉动产业结构的变化。

  第二,我们消费总量快速地增长,估计到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会从去年大概33万亿元达到50万亿元这个总量。

  第三,就是在老百姓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尽管我们的贫富差距还比较突出,城乡差距还比较大,但是消费每年大概会在保持9%左右的增长,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5年消费的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达到或者稳定在65%-70%左右,消费尤其消费结构的变化,开始成为不仅是拉动增长,也是我们调结构的一个重要的引擎。

  记者:您觉得未来哪些行业,发展潜力比较大呢?

  迟福林:比如说医疗、健康、教育、文化、旅游、信息等。尤其是60岁以上人口比重提高以后,健康服务需求明显增大,估计5年以后,在健康服务方面或者健康产业的市场潜力可能会超过医疗市场潜力。现在很多健康服务业还未从医疗行业分离出来,健康服务业发展空间相当大的。在这方面,我们的服务产品、服务体系、服务供给标准和服务人才,还远未达到要求,所以这正是供给侧改革着力解决的大问题。

  记者:您认为未来经济的新增长点会在什么地方?

  迟福林:未来的经济增长点,我认为有几个方面。第一,我们的产业结构正处在转型变革的历史关节点。比如说,估计到2020年我国的现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有可能接近58%甚至60%。未来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对经济拉动的增长作用会超过工业。有人说,中国是个大国,怎么不搞工业型主导,服务业主导经济发展能成为现实吗?有三件事特别重要,第一,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或者中后期。服务业占比在60%以上是一个规律,中国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第二,现在的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比如人工智能。我们必须适应制造业的这个趋势,如果再搞重化工业为主导,恐怕产能过剩是不可避免的;第三、最重要的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太低。

  拿德国来说,德国是一个制造业强国,他有两个70%,一是服务业占GDP比重为70%左右,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是70%。我们的情况是什么呢?2016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51.6%,刚刚超过50%。而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大概只等于德国的一半左右。我们制造业大而不强,恰恰反应了我们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现在搞新技术革命,从“工业3.0”到“工业4.0”核心表现在哪里,就是生产性服务业,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带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所以,第一条,我们的产业结构变革,将成为中国经济拉动的基本的推动力。

  第二,消费结构变革。刚刚谈的第一个问题里提到的内容。

  第三,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城乡关系迎来转折。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14亿的人口一大半还在农村。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还刚刚超过40%。每三个农民的消费才等于城镇一个居民的消费。如果人口城镇化进程加快,实现城乡关系的变革,中国将释放巨大的内需空间。所以说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要把短期和中长期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对中国经济有信心,也才能够真正下功夫,搞结构性改革,释放经济转型的巨大潜力。

  记者:您最近多次谈到“发展服务贸易”,建议“把服务贸易开放先行先试作为国内自贸区建设的当务之急”。第三批7个自贸区即将挂牌。如果可以试点,您建议服务贸易可率先在哪些自贸区先行试点呢?如何试点,您有什么想法吗?正在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您认为会在自贸区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放宽限制吗?

  迟福林:为什么开放服务贸易?首先进出口对经济拉动为负,这是由于全球这个周期市场发生的重大变化引起的。第二,从中国自己角度来说,服务贸易对整个对外贸易比重太低,2012年全球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达到22.6%,中国不到14%。最近两年服务贸易发展成熟,尤其去年一下达到18%。对比发达国家,至少有10个百分点的差距。这是我们的弱项,尽管是发展中大国,但是竞争力不强集中反应在服务贸易这个领域。尤其着重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全球化浪潮,这个短板要尽快补上。怎么补上?市场开放是发展服务贸易的首要的条件,国内服务业市场开放比较滞后。行政垄断、市场垄断在服务业领域大概还占到50%左右。所以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国内经济转型升级需求,又是以服务贸易重点开放转型的需求。

  更何况货物产品里很多附加值都是与服务贸易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服务贸易越来越成为对外贸易的一个重点。以货物贸易为主,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是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怎么来做这个事情?要坚定自由贸易战略,推进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此外,国内自由贸易区要转型要提升。所以,国内自贸区122项负面清单中有80余项限制服务贸易,能不能缩短一半?自贸区应率先做服务贸易,然后带动全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第三,在某些成熟领域,比如健康、职业教育、文化娱乐能不能实行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这对于推进服务贸易也十分重要,最重要还是开放服务贸易国内市场,我们才能尽快形成对外开放的优势。所以,以自由贸易为主线的开放转型将成为我国未来扩大开放一个重大的主题。

  记者:您刚也提到行政性垄断过高,问题到底处在哪儿呢?

  迟福林:国务院连续发文全面放开健康服务业等服务业市场。首先,但是在放开服务业市场方面还面临着很多政策体制的障碍。在国内经济转型需求加大、老百姓消费结构加大、国际竞争尤其在服务贸易竞争加大的背景下逼着我们不开放不行。第二,在服务业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打破对服务业在税收政策、土地政策和人才政策的多种障碍,使得服务业市场能够进入一个平等竞争的状态。如此社会资本才能逐步成为服务业市场开发的主体,比如信息产业,很多社会资本介入,把电商做成了龙头老大,所以这个市场开放十分重要。

  记者:您说市场开放很重要,但在对外开放中也有也些负面问题出现,比如希捷因14亿税款关闭了苏州工厂,近期也有许多关于“外资撤离潮”讨论。您怎么看当前的这种矛盾?

  迟福林:这是制造业成本的问题。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有时难以避免。在整个经济转型尤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企业发展的成本太高,发展实体经济遇到多种问题就是成本太高。首先是税费的成本太高,所以现在到了税收结构调整的重要阶段。能不能够以企业为主体的间接税向以社会为主体的直接税转型呢?这值得认真思考,也就是说,我们的税收结构,到了要要同经济转型、振兴实体经济发展的趋势相随,到了该拿出调整方案的一个关节点。但解决成本过高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等。大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很重要。比如一般项目备案制还需要吗?在符合环境标准、符合国家规划的条件下,是不是可以尽快放开一般项目的备案制?不能以投资多少来搞备案,一备案走程序一个月两个月就都过去了。所以,需要尽快解决体制成本的问题。

  记者:目前,各地都在制定国企改革路径,“混改”成高频词汇。全国来看,国企改革“1+N”体系还会出36个配套文件。您认为,今年国企改革将有哪些突破?当前国企改革面临最突出的问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您有什么建议?

  迟福林:第一,我想国企改革首先要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主要管资本问题上。政府应把主要管资本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攻方向,这是混改的大前提。第二,在这个前提打破垄断,推出一些重要项目,比如电信市场垄断、航空、能源、电信等。加快打破这些重要行业的垄断,混合所有制改革才能落地。第三,混改一定要搞严格的公司治理结构,政府不能过度干预企业经营行为。

  记者:实际操作上,比如员工持股等,您有什么建议?

  迟福林:我在90年代中期就开始提出“员工持股计划”,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我认为今天条件比较成熟了。比如华为民营企业员工持股的方法值得借鉴。第二,资本结构核心问题是企业家管企业,企业家是企业管理的主体,如何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企业家的主导作用,这是值得深入考虑的。第三,必须通过市场来选聘职业经理人。这些事情喊了20多年了,现在需要根据新的情况来有所突破和落实是最重要的。

  记者:具体哪些领域或者产业应该放开?

  迟福林:政府主要管资本面临几个大问题。第一,国有资本的战略格局,即那些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资本必须控制;第二,从整个国家社会全局出发,把竞争性国有资本和公益性国有资本严格分开,竞争性国有资本寻求在一些重要行业放开,公益性国有资本更追求是公益性效应和社会效应;第三,采取不同的投资运营模式,所有者、投资者、经营者三者分开才能把国有资本搞活,做优做强,把企业也做活做强。

  记者:就国企改革这个问题,应该说东北比较典型,矛盾也更加突出。解决东北国企改革的问题,除了您此前提到的一些共性问题,还需要从几个方面入手?

  迟福林:提到这个问题我很惭愧。去年在发改委支持下,我们和东北大学联合建立了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我是院长,还有一位是东北大学校长。这两年我们做了调研,召开了东北问题的相关论坛。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最突出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的问题。总体看,东北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大的突破,效益普遍比较低下。怎么解决东北国有企业的问题?

  首先,大方向就像刚才说的,政府管资本,企业家管企业,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这种格局后,国有企业才能够吸引社会资本,才能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同时,东北还面临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社会保障等也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此外,东北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突出的矛盾就是市场开放度、营商环境的问题,破解投资不过山海关。从东北现在的社会文化来看,还有诸多不利,跟南方比还有明显的差距。所以要把改善东北的营商环境作为东北企业改革的一件大事。我到浙江去调研,有企业家就说我们进东北很忧虑,真的不想进去。第三,加大开放。这些年东北的开放程度跟全国比不是提升而是下降了,最近十多年下降了十多个百分点。所以,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如何加大东北的开放度,以开放促改革促转型促增长,东北还有相当大的余地。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争取今年在东北问题上会发声,为振兴东北积极为献言建策。

  记者:去产能位列“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首,今年去产能队伍从钢铁、煤炭也扩围到有色、船舶、建材、电力等。但去产能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产能去了又“死灰复燃”,是行政化干涉太多吗?如何有效“去产能”?

  迟福林:去产能的问题应该说行政力量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很多过剩产能又死灰复燃,比如近期钢材和煤炭反复的情况,这说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发挥行政力量同时,更多要用市场的力量、法治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去产能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实现市场的供需平衡,一方面低效产能、造成严重污染的产能不能再生产了,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去产能过程中形成新的市场需求。比如,如果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农村发展了,对钢材的需求就会明显增加。所以去产能一方面要发挥行政的力量,有效发挥行政力量,同时更多运用市场的办法,尤其是在扩大内需上实现去产能当中从供需平衡当中找到去产能的一个出路。

  包括去库存也一样,三四线城市吸引农民进城吸引力远远不够,为什么?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严重滞后,和大城市有明显差距。如果加快三四线城市的服务业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那么就会为农村人口向三四线城市转移,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同时也找到去库存最根本的一个途径。所以,行政力量推动很重要,但是市场力量也很重要。

  记者:国务院提出要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您认为,未来农村居民进城落户空间有多大?结合当前的备受关注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您认为从产权方面如何推动城镇化或者农村居民进城落户?解决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着重要解决什么问题?

  迟福林:我认为城乡关系到了一个革命性变革的前沿。这次政协会议我有两个提案,一个提案尽快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第二个提案2020年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历史。现在中国的整个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确实到了一个需要大变化的前沿,必须采取大的措施与之适应。比如农民土地财产权,如果是真正的物权,允许农民可以拿它抵押、转让,那农民就有了财产,就可以进三四线城市买房,也可以作为创业的资本,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作为扩大内需带来很大的红利,同时又能吸引城里各种过剩的资本到农村去,做活现代农业,做好现代农业发展的服务体系,这十分重要。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应该取消了。农民有了土地财产权,基本公共服务在制度统一了,尽管在未来五到十年有差距,但是把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落实好了,慢慢过渡,就有条件来全面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未来大家到哪去住?完全取决于自己。所以,用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这背后有土地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问题,如果这两年都解决好了,那你说我们不是一亿人进到城里来,可能更多的人会进到城里来。我们总讲扩大内需,农村不是内需的最大一个池塘吗?这里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的中产阶层要明显上升,农村有了土地财产权,进城创业、受到好的教育,他就可能成为中产阶层一分子,这样我们整个消费结构不就做得更好?所以到2020年全面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前提是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然后在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过程中,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统一,完全有条件,应当采取这些措施。

  记者:如何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迟福林:第一,改变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限于集体成员内流转的相关政策规定;第二,在法律上明确农民土地的物权属性;第三,从法律上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第四,打破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分割,统一城乡用地市场,建议建立两种所有制土地“同地同价同权利”的平等制度,建议在《土地管理法》第九条中增加一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建、改革或调整形成供需竞争性的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并打破土地要素的地域限制,允许在更高层级和其他地域的土地市场上出租交易等,同时可形成全国和几大区域的土地交易市场,电子平台、供需挂牌、价格撮合、政府监督,实现土地资源主要由市场配置;同时也给予城乡自然人和法人以处置自己物权更大的权利,允许协议出租和转让等。”打破地方政府行政独家垄断供地的格局,实现不同主体平等供地以及简化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程序。只要符合相关法律,遵守交易规则,无论政府、农民集体、国有土地用地单位等,都可以在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从事土地交易。

  农村产权制度核心的问题是承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承认农民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形式,这样才有支配权。物权,而不是债权,应该受到《物权法》的保护。它可以入股、流转、抵押,也可以继承完整的产权,这就把农村产权问题解决了,农村土地才搞活了。当然不是土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任何的国家,尤其中国14亿人口,土地的用途管制是严格的,比如种粮的地方不能改别的,严格的用途管制和规划限制的条件下,农民土地的财产权解决了,我们现代农业的发展才有了条件,农民的收入,财产性收入才明显提高,这个时候城里的一些资本到农村去了,一部分人也到农村去了,城乡也能实现真正一体化了。

来源:凤凰数据观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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