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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迟福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市场监管改革创新是重点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时间:2017-09-19

  加快推进以完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为重点的市场监管变革,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中之重,改革之路仍任重道远。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2017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从2013年度到2016年度,中国排名由第96位上升为78位,3年连续提升了18位。从排名的变化来看,中国近几年的营商环境已明显有所改善,但从排名的绝对值来看仍与大国的经济地位有些不相匹配。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优化营商环境是提升竞争力的现实需求,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未来几年,能不能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既取决于产权保护的制度化、法治化进程,又取决于税收结构的转型,更取决于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形成。

  “加快推进以完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为重点的市场监管变革,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中之重,改革之路仍任重道远。”迟福林表示。

  ▲建立科学灵活有效的

  新经济监管体制

  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动态过程,市场监管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迟福林建议,应明确把新经济监管作为市场监管部门的重要职责。

  近年来,我国新经济快速发展。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新经济已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因素。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新经济快速发展正在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化、传感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革,使新经济比重到2020年达到40%左右,2025年达到50%左右。

  但与新经济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下市场监管方式变革的滞后。迟福林举例说,如当前评定垄断的标准主要还是按以往的市场占有率,2016年有一家大电商企业在B2B平台的占有率为43%,第二名占有率仅为7.5%,那么这是不是垄断,目前还存在争议;又如当前新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些企业如华为,已开始建立开放式的产业生态和产业平台,中小型创业创新企业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孵化、发展。因此市场份额是不是界定新经济垄断的有效指标,如何判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再比如,在传统的监管手段和方式下,监管部门很难及时了解新经济的业务流程、业务形态和盈利模式,很难准确识别把握其风险点。

  迟福林指出,面对新经济跨界竞争、网络效应、平台模式等新特征,“不会监管、不能监管”的矛盾正在日益突出,这不仅会影响到市场的公平竞争,容易形成新的经济风险,而且对新经济发展也会带来多方面隐患。

  “因此,我们要尽快建立科学、灵活、有效的新经济监管体制”,迟福林表示。具体来说,新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排挤竞争者的基础上,不能以挤压中小企业发展空间为代价,不能加大经济社会风险。如应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不要轻易给新业态、新模式贴上垄断的标签,要给创新留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同时积极探索新的监管方式。如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可以加快探索构建“政府监管平台、平台监管个体”的监管新格局;并充分利用大数据进行监管,尽快构建“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市场监管新体制。

  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动态过程,市场监管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迟福林建议,应明确把新经济监管作为市场监管部门的重要职责。对新经济的监管既需要各个部门的协同配合,也需要市场监管机构来牵头主抓;同时可在市场监管部门成立专门的新经济监管机构,动态跟踪新业态,根据情况提出并试行新经济的监管条例,以适应新经济发展需求实行科学有效的市场监管。

  ▲适应服务业快速发展

  加快反行政垄断市场监管变革

  统一反垄断职能已成为市场监管改革的当务之急;同时应尽快整合分散在不同机构的反垄断职能,建立统一的反垄断机构。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明显,服务业已逐步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54.1%。从发展趋势看,无论是产业结构升级还是消费结构升级,都依赖于服务业市场开放。”谈及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迟福林如是说。“不过问题在于,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业发展面临着比较突出的行政垄断或行政管制。要适应我国经济转型与市场化改革的客观需求,需要把反行政垄断作为市场监管变革的重要任务。”

  那么具体该如何进行改革?迟福林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应适应服务业市场开放,建立行政垄断审查机制。他指出,多年来服务业领域难以对社会资本放开,问题关键在于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没有真正被纳入到反垄断的范围。而随着服务业市场的发展,建立服务业领域反行政垄断的审查机制、推进反行政垄断,对于促进和保障服务业市场开放与发展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对国有垄断行业、城市公用事业、公共服务领域等相关行业监管内容进行清理、修改,废除各类导致行政垄断的行政法规;实行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并不断减少负面清单长度。

  同时针对当前我国尚未将反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的现状,迟福林提出,应在反垄断法中修改增加反行政垄断的内容,将反行政垄断纳入市场监管范畴。“同时,要加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标准: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重点加快健康、教育、文化、电信等监管标准建设;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重点加快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研发、设计等监管标准建设。”迟福林建议。

  事实上服务业的行政垄断或行政管制只是一个缩影,从现实情况看,无论是传统经济领域,还是新经济领域,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挑战。迟福林认为其中突出的问题是,由于反垄断职能分散在不同机构,反垄断缺少统筹协调,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从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看,实现传统经济与新经济的公平竞争需要把新经济纳入市场监管的范畴;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看,实现内外资公平竞争,需要将内资与外资的反垄断统一起来。因此,统一反垄断职能已成为市场监管改革的当务之急;同时应尽快整合分散在不同机构的反垄断职能,建立统一的反垄断机构。”迟福林强调。

  而为了加强反垄断的统筹协调,迟福林建议还需尽快建立统一的反垄断体制,全面提升反垄断的公平性、有效性,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他举例说,如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标准和监管规则,实质性增强反垄断的有效性;并与国际接轨尽快建立既适用于内资又适用于外资、法治化、规范化的反垄断体制。

  ▲推动市场监管变革

  完善中小企业发展市场环境

  应将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市场监管的重要职能。

  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中,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数量明显增加。但迟福林也指出,我国中小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并不稳定:一是中小企业平均寿命短,仅有2.5年,与美国的8.2年、日本的12.5年有较大差距;二是民间投资增速和占比出现“双下降”。

  具体分析来看,迟福林认为,我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短和民间投资的“双下降”,既是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阵痛”,同时也反映了中小企业仍面临着某些不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此,他建议应将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市场监管的重要职能。

  “尽管说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市场监管变革,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可通过强化事中事后的有效监管,有条件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从而形成与经济大国相适应的商事制度的基本框架;有条件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全面推行法人承诺制等。”迟福林表示。

  近期,我国对2003年实施的中小企业促进法进行了修订。对此,迟福林也提出,从改革的实践来看,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政策的落实,涉及到众多的部门,这就需要有一个政府部门牵头来推进落实,才能保证预期的效果。

  “建议在市场监管部门组建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机构,主要职能是依据中小企业促进法,制定和实施改善营商环境的监管规则,形成并维护中小企业发展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迟福林最后说。

来源:人民政协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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