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逐梦改革三十年

作者:金敏 郭信峰 张钟凯  时间:2014-09-12

 

  “改革没有完成时,需要不断积累不断去做,所以我的工作、我的精力、我的追求、我的情感都与改革相关联,我不会放弃我的追求”。

  “你也不当官,成天奏折子。”有人这样调侃年过六旬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下称中改院)院长迟福林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成为中国发展的关键词,迟福林成为媒体追逐的“重点对象”之一,在公开场合遭围堵,采访电话不断。

  “这种热情反映出大家对民间智库的声音越来越重视了。改革开放36年了,现在改革的氛围从上到下正在形成。”日前,迟福林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说。

  除了参加一些改革相关的会议活动,迟福林最近忙着组织一系列改革专题调研。“去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历史性突破,在这个方案下如何落实"市场决定"、采取哪些行动,是我近期一直在不断思考的课题。”迟福林说。

  作为一家民间智库的负责人和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因前沿的改革理论和频繁的改革建言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在圈内同行看来,研究改革三十年的迟福林不仅“能言”、“敢言”、“善言”,也是一位探索自身改革的执著实践者。

  “改革开放就是一种历史责任”

  今年63岁的迟福林经历过多次身份转换:军人、高校教员、政府公职人员、民间智库负责人……身份变化虽大,迟福林对改革的“痴情”却30年如一日,不同的身份变化让他对改革有了更深刻认识。

  “对于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改革开放就是一种历史责任,身上就是有一股加班加点做改革研究的劲头,无论是在困难还是在顺利的时候,研究改革始终是我这30多年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迟福林对本刊记者说。

  军人出身的迟福林1984年考上中央党校研究生,在中央党校一次关于改革的理论研讨会上,他做了一个发言。很快,中央党校理论部成立改革理论学术小组,他被任命为组长,业余时间给中央党校党政干部搞讲座,自此开始了改革研究生涯。

  随后,迟福林被调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1987年底参与海南建省筹备工作,次年初进入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海南省体制改革办公室主持工作。

  “1988年海南要建中国最大的特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当时我就毫不犹豫地接受邀请来到海南,我也是当时中央国家机关下派到海南的最早一批人。”迟福林回忆起这段经历,依然热血沸腾。

  到琼之后,迟福林负责成立了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这就是中改院的前身。后来国家体改委的负责人提出,干脆把“海南”两个字给括起来,变成中国的改革研究机构,就这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于1991年成立。

  此后,迟福林参与推动了包括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深化农村经济改革、政府转型等多个领域的重要改革。建院以来,中改院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了150多份政策建议报告,许多被直接采纳,有的则被作为重要参考。

  迟福林是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海南建省之初,我们设想将海南建成特别关税区,后来条件变化想法就搁置了,1993年至1998年海南增长陷入低迷期,我们就考虑海南的增长动力到底在哪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之际,就落脚在旅游拉动产业升级上,直到2009年这个建议成为国家战略。”迟福林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

  今年初,中改院出版了《市场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大考》研究报告,系统阐述了关于当前深化改革面临各类问题的思考,并给出了深化改革的路线图。迟福林预言,“市场决定”必将伴随一场更深刻的思想解放。

  迟福林说:“我最希望我们国家通过改革,再用6年时间,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格局基本形成,依法治国的大格局基本形成,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大格局基本形成。到2020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明显提升,中等收入群体达到40%以上,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

  用改革的办法办院

  改革的最大难点在于自我革新。迟福林当年为了探索在体制上用改革的办法办院,大刀阔斧地“革自己的命”。

  中改院在建立之初被定为正厅级事业单位,实行财政差额管理,80个编制中30人可以吃“皇粮”。迟福林却主动要求放弃行政级别,退出事业编制,不要财政拨款,扔掉“铁饭碗”,如此壮士断腕般的改革勇气在当时的社科界引起一片哗然。

  “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改革研究要客观,如果体制上不能够相对独立,客观性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既要拿财政钱又要客观讲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迟福林解释说。

  迟福林执拗地认为,既然自己搞改革,就要用改革的办法办院,自主经营,自求发展。改革后的中改院实行事业机构性质企业化管理,在法人治理结构上,推行董事局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然而,像改革开放后涌现的其他民间机构一样,在体制上取得的独立身份却成为这个偏安海南一隅的研究机构在发展之初面临的最大障碍。

  转型适应、人才招募和资金来源成为改制后的中改院面临的三大难题。“虽然已经不是国家机构,但还会受相关规则的约束;没有了铁饭碗和行政编,很多人不愿意来这儿工作;机构越发展,活动量越大,资金需求也日益增长。”迟福林说。

  迟福林坚信创新体制和治理将给予机构新的生机和活力,他愣是带领四十多个人探索出一条“小机构、大网络”的管理模式,将中改院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网络型、国际化等特点的智库机构。

  “坚持小机构,可以提高效率、节省成本;打造大网络,就是广泛联络对改革研究有造诣的国内外精英直接或间接参与中改院的研究,这种模式既解决了作为智库所需的高层次人才问题,也整合了多学科进行改革研究。”迟福林说。

  在迟福林主持下,中改院已成为一个放眼八方的“学术重镇”,研究领域涉及改革发展中的诸多热点和焦点问题,建院以来召开了200多场以改革为主题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参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政府干部达4万人次。今年年初,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了国内第一份《中国智库研究报告》,中改院位列中国民间智库影响力之首。

  “现在中改院全院共49人,人员已基本稳定,实行全员聘用制度,全员参加社会保障,从我开始。现在看来,我们的路子选对了。”迟福林说。

  “研究改革没有完成时”

  迟福林祖籍山东、出生于黑龙江。在朋友们看来,迟福林真挚坦荡、刚直豪爽,在工作中充满激情,常年不分节假日,身上永远洋溢着一股生机勃勃的斗志,在公共场合三句话不离改革。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对改革研究很感兴趣,一直走到今天,有自己的情感因素也有责任驱使,感到改革任务越做越多,越做越重,越做越做不完,做了30多年感觉这个选择是对的。”迟福林说。

  迟福林长期深入基层调研,他曾经到甘肃的一个农村,这个村子集体签了一个公约,村民不管什么病,只要花费到2万元就只能回家等死,村干部说在当地2万块钱会把至少3家的亲属全都搞贫困了,这件事都让他感到震惊。

  “调研中了解到的很多事情都非常刺激我,也刺激我的情感,刺激我向国家建言。”迟福林说。

  迟福林两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在过去六年的“委员生涯”中,他提交了近30份改革方案,每年都会围绕社会改革热点问题提出建议。

  头上已微泛银丝的迟福林现在还在做另外两件事,一是开通“中国改革信息库”网站,二是做改革实物库的筹备。这两个项目旨在抢救性地收集珍贵改革史料,为年轻人提供一个全方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和交流互动的改革信息平台。

  “在国内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怎么让更多中青年人来了解改革,然后对改革产生共识,我感到今后自己的责任更重大,我还可以继续做下去。”迟福林说。

  带领中改院走过23年之后,迟福林开始重新思考中改院的未来:“我感到我们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在中国的改革研究中,我们在这个阶段怎么能够提升自己的研究质量,如何培养中青年的改革研究人才,这是我目前感到的最大压力。”

  迟福林说,自己没有硬性的退休时间,但未来谁来接班是让他感到十分紧迫的问题。“我想未来几年尽快选一个能够接替我的人,接替我的管理职务,使得我能更集中精力做改革研究,因为研究没有退休。”

  “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事,里面五味俱全,改革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需要下功夫,但是改革没有完成时,需要不断积累不断去做,所以我的工作、我的精力、我的追求、我的情感都与改革相关联,我不会放弃我的追求。”迟福林说。

  

来源:《瞭望》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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