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 —— 我在人民政协的改革建言 ​

  时间:2020-01-09

  2008年至2017年担任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的10年,是我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通过人民政协平台不断呼吁和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改革建言,是我10年履职生涯中的重要经历之一。 

  我国是一个发展大国,又是一个经济转型大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如何有效地发挥政府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课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国内居民公共产品全球全面快速增长的背景下,科学而严格地界定政府职能,使得政府更多地从直接参与经济建设中摆脱出来,提供经济性、社会性、制度性公共产品。基于以上思考,这些年来,我提出并不断深化关于政府改革和政府转型的研究和建议。

  

  2003年SARS危机是一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在这一背景下,我在2003年6月提出“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相关建议。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首先需要使权力从干预微观经济中解脱出来,政府主动从充当建设的主体、投资的主体的角色中退出来,转到为企业和经济中长期发展提供经济性服务上来。在当时的背景下,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政府转型,有专家不赞成,更有地方政府领导的不理解。记得有一次我在南昌市做学术报告,就有一位领导很不解:“不搞经济建设,还要政府干什么?”

  2006年前后,我又提出以政府转型为主线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建议,对相关决策发挥了一定的参考作用。在我看来,行政体制改革不突破,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就难以有实质性进展。

  自200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我即通过人民政协平台就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相关建议和提案。每年临近全国两会,我都会集中一段时间,与我的同事讨论当年提案与发言的重点。其中,政府转型与改革是我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之一。例如,依托人民政协平台,我相继提交了《把明显降低行政成本作为应对危机的重大举措》《关于尽快建立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建议》《加快推进市场监管转型的建议》《深化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加快推进政府监管变革的行动建议》,在服务政策决策、凝聚社会共识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2008年3月9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我以《推进新阶段全面改革的三点建议》为题作了大会发言。这是我第一次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发言。这次发言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

    我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涉及到政府转型及公共服务领域的问题,也涉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一系列问题。我在大会发言中提出,同以往的30年相比,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要大得多,迫切得多。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体制保障;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重点在于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立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以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其实质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一个合理的中央地方权力和利益格局,并建立与此相适应的财政税收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后,改革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以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潜力的氛围和趋势正在形成。
  2013年1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出台前,我在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提出,下一步的大部门制改革,要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把重点放在优化行政权力结构上。

  2013年3月,我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以《以政府改革带动全面改革的突破》为题作了第三次大会发言。我主要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为重点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第二,以政府向社会放权为重点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第三,把优化权力结构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

  两年后,2015年1月26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在这次座谈会的发言中,我提出了“行政权力结构调整”的建议。李克强总理当场“布置作业”,希望我所在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继续深入研究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改革的重要课题。总理直接交办课题后,中改院立即成立了由我主持的课题组。我们系统梳理了我国历次行政权力结构改革的基本历程、经验与矛盾问题,并分析国际行政权力结构调整的基本经验。

  我和我的同事加班加点完成了“作业”,提出行政权力结构改革成为新阶段简政放权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和重点,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居于中枢地位,牵动影响全局,并正式提交《面向2020年的行政权力结构改革(60条建议)》。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份报告中建议的“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国家移民局”“国家监察委员会”等都在后续的机构改革中有所反映。

  2017年的全国两会上,我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题作了大会发言。这是我10年政协履职生涯中的第五次大会发言。我提出,要紧紧抓住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牛鼻子”,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突破,处理好“三去一降一补”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好深化国企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好服务业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好监管变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

 
 

  2015年7月,受国务院办公厅委托,我们承担了“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第三方评估。这是社会智库首次参与国事评估。中改院组成了以我为组长的评估调研组并开展了广泛调研。8月15日,我带领我的团队共同完成《推动简政放权改革向纵深发展———关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政策落实情况的第三方评估报告》。9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汇报。我代表课题组就参与全国简政放权政策落实情况的第三方评估作简要汇报。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监管转型滞后已成为深化简政放权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监管转型滞后的矛盾问题突出、监管转型滞后掣肘简政放权改革,要以监管转型为重点形成深化简政放权的现实路径。建议把监管转型作为深化简政放权改革的主攻方向,对现有监管体制进行总体设计和系统性重构,以此带动“含金量”更高、社会受益面更广、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更直接的行政权力下放。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要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必须要深化监管体制改革,完善包括专业性监管和综合性监管在内的监管体系,实现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严格分开。第二,推行法人承诺制,形成以企业信用为基础的事后监管。第三,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同时,提出要率先推进重点领域的监管转型,加快推进市场监管法治化进程。

  在我看来,担任政协委员的这段经历,是人民政协为智库建言献策创造有利平台、智库在人民政协平台上积极作为的一个缩影。这些年来,中改院以直谏中国改革为己任,以“小机构、大网络”为机构特色,在建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曾有媒体评价“中改院这个偏于一隅的学术机构放眼八方,蜚声海内外。这个位居天涯海角的‘学术重镇’以巨大能量辐射全国,成为中国改革研究重要基地。”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改革开放事业尽自己的责任,做一点努力,做一点贡献,这也成为我这一生的价值追求。“责任”二字,我们将为此坚持、为此努力。

  作者:迟福林 

  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9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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