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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改院20周年庆典

  时间:2011-10-23

   

 

[视频库视频: 中改院20周年]

 

   中国网:

  “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过几天,也就是11月1日,中国改革研究院将迎来它20岁生日。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了中国访谈的一位老朋友,来自于中国改革研究院的院长迟福林教授,迟教授,欢迎您作客“中国访谈”。

  迟福林:

  我也很高兴在中改院建院20周年前夕,再次来到中国网,和各位网民做一个交流,也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中国网:

  没几天了,我先预祝中改院20岁生日快乐。中改院从1991年成立以来,走过了20年的岁月,当时成立中改院的初衷和背景是什么呢?

  迟福林:

  我们是1991年11月1日成立的。用两件事可以说明当时的背景,一是在我们成立之前一两年,1989年的政治风波;二是我们成立以后的一年,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中改院正处在两件事情的中间,在中国改革一个最关键的时期,中改院成立了。

  当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和海南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一拍即合:海南是大特区,中国的改革正需要一些研究机构来给国家出主意,给政府出主意。一拍即合,说在海南设立一个,而且设立的时候就提出来我们不要走原来传统的老路,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办院,所以当时就用改革的办法,在中国准备设立的重大经济特区办一个全国性的改革研究院。

  中国网:

  很多网友都参与到我们节目中,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他们都以为中改院是在北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海南建设中改院?

  迟福林:

  我到国外访问的时候,很多外宾问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这样一个研究全国改革政策或者研究全国改革发展的一个政策咨询机构要设在海南岛呢?我说其实当时的考虑就是两条:

  第一,就是海南当时是一个比其它特区更特的一个大特区,这样一个大特区的开放程度可能原来预计会比其它地区更大,更快一些,所以适合于搞改革发展政策研究。

  第二,我说用改革的办法办院,改革的办法办院是干吗呢?就是搞改革体制政策研究的一定要有客观性,所以设在海南岛,不在北京,使你能够在机构相对独立和改革研究的客观性上,可能会比北京更好一些,更相对客观一点。应该说这是两个基本性的考虑,所以就设在了海南,而且中间有很多次说是不是要搬到北京,但是我一直说还是设在海南好。实践证明,设在海南岛对于今天发挥作用应该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选择还是对的。

  中国网:

  中改院作为一个国家的智库,已经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20年,其实这20年中我们国家经历了不同的改革开放阶段,在这样一段形势不同的时期中,中改院扮演着或者说充当着怎样的角色呢?

  迟福林:

  因为中改院一成立,我们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办院,第二句话是以改革为己任,就是要把研究改革、推动改革作为自己的基本责任。应该说20年来,中改院的成长、发展过程是跟国家这样一个改革发展进程相适应、相一致的。

  这个月的13日,《人民日报》有将近半版对我的专访,标题是《与改革同行》。我们搞改革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适应改革的发展需求,为改革的政策决策提供咨询,为改革的研究提供一些理论的支撑。所以在我们这20年来,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研究重点,我们在这里的行为都是和国家这样一个过程相适应的。

  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初期,研究的最大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中国要不要发展市场经济,中国怎么样发展市场经济。进入本世纪,尤其是2003年SARS危机以后面临一个新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背景下政府怎么发挥作用?到了最近几年,我们的社会阶段性特征到底在哪里?突出矛盾在哪里?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些突出的矛盾?最近一两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市场关系面临一个新的挑战,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到底要不要改?怎么改?我讲这些就是中改院是适应了这样一些改革发展形势的需求、改革政策决策的需求来规定自己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从建院到现在,有国家相关各部委委托的课题,有地方政府委托的课题,但是总体上说都是自己给自己出题目,自己给自己压担子,什么时候研究什么问题,这个观点怎么表述,这个问题怎么向上面提出建议,都是出自于我们大家的判断。

  中国网:

  从这种新的研究课题的不断出现可以看出,我们的研究团队一直没有松懈,一直在创新,保持与时俱进的状态。这20年的改革中,面临了机遇也有挑战,就中改院来说,产出的这些成绩和遇到的困难在这20年中又有哪些?

  迟福林:

  一句话很难说,可以概括说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某些方面做出了自己应当做的一些努力和贡献,但是在这样的背后有付出,甚至也有委屈。因为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改革本身就是大家理念不断发生变化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搞改革研究是有一定的复杂性的,甚至在某些特定的背景下还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我们自己要坚定改革的信念,我们坚定比如说现在大家说市场化改革,有人提出质疑了,但是从我们的改革研究来说,市场化的改革正是中国过去30多年保持经济活力的最重要的源泉,市场化的改革中有失误,也有某些缺陷,但是这样一个方向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重要的成果,我们得自己建立信念。

  第二,在关键时候你敢不敢讲话,怎么样负责任,敢于客观地表达意见?比如2003年SARS危机,暴露了经济社会失衡的问题,我们就看到政府的责任严重不到位,经济建设型政府的色彩太重,公共服务型的色彩太欠缺,不到位。这个时候,2003年7月12日,我们在北京王朝酒店举行了一个研讨会——“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座谈会”。

  当时很多人不赞成,说经济建设型政府有什么不对?我们说中国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而且社会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正是需要政府提供经济性、社会性、制度性的公共服务,所以政府转型成为我们整个改革当中最关键的要素。这样一些建议得到了一些领导的赞同,也逐步成为了大家的共识。“政府转型”几个字8年来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口头禅。

  迟福林:

  再比如,现在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没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老百姓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30年大家要解决吃饭问题、生存性问题,现在要解决什么?解决大家的健康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就业问题、基本住房保障问题、环境问题等等,也就是说公共需求全面快速上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提出社会的突出矛盾是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而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不到位,成了一个突出矛盾。所以,我们就大胆提出来。在这样提出来以后,才有我们搞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教育医疗,是在这样一个判断突出矛盾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我们是伴随这样一个过程,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们研究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保持体制独立性的同时坚持改革研究的客观性,不是看谁需要不需要,不是看谁赞成不赞成,而是看这样的一件事情同改革发展的趋势是不是相适应,同社会的需求是不是相适应。我想这是一个改革研究机构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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