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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改院院长迟福林呼吁:到2020年让城乡两元户籍制度成为历史

  时间:2015-03-13

 

 

      中国网:

  中国访谈·世界对话,这里是中国网“两会”访谈,欢迎您的收看。今天做客访谈的嘉宾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他作为中国改革的重要智囊,今天,将针对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的城镇化等问题,与我们分享他的提案与看法。迟院长您好,感谢您做客中国访谈。

  迟福林:

  您好,各位网友好。

  中国网:

  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15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增大。您认为应该怎样去应对呢?

  迟福林:

  我想这次总理报告大家评价比较高的其中一条是敢于直面问题。我们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总理报告也讲了,可能比去年还要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总理还谈到,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爬坡过坎的关口,体制性摩擦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对困难的估计应该说还是比较充分的。

  我们怎么看经济下行压力?首先有一个大的分析,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和过去有什么不同。我的看法是,我们这一轮的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转型升级有一个交汇点。所以,既有短期的下行压力,更有中长期的经济转型升级,就是如何把中长期的经济转型升级和缓解短期经济下行压力结合起来。所以我们要讲几点事情。

  第一,我们必须把握大趋势,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进程中来缓解短期压力。

  第二,在这个前提下,或者在保证调结构、转方式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的着力点是可以采取定向调控,微刺激,这个大前提很明确。所以现在很多微调为什么跟过去不一样,因为我们转型升级是大趋势,我们解决短期,不能忘了中长期。

  第三,短期、中期相结合,所以总理报告一再讲,我们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所以这个时候短期和中期关系怎么处理,我想这个报告立足于中长期,着力解决短期,来实现缓解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我们更为了中长期的经济新常态。

  所以这个报告我想在这点上体现得比较充分,首先是2015年的工作,但是对整个大趋势,对整个问题的分析很清醒。这样我们才有清醒的分析,采取的措施既有利于短期又有利于中长期。

  中国网:

  您为什么说“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后“窗口期”?

  迟福林:

  中国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理念从1995年到现在你看多少年了,我们刚才讲到一个特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下行压力交汇,有一个交汇点,还有两个特点;第二个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或者叫经济转型升级和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成了一个交汇点,能不能在未来的五六年时间,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这样一个机会,一个机遇,像以互联网为重点的信息产业来推动中国的产业变革,这个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这样才能够抓住大势,然后实现中国经济能够“两个结合”,在保持中高速的时候向中高端结合,这个是一定要看到的。

  因为所谓的最后“窗口期”,未来的五到十年,如果我们不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先机,我们就会错失发展机遇,所以这是我们经济,不仅在短期,而且在中长期成功还是失败的一个关键点。

  第二个我们现在的经济矛盾比较突出,像产能过剩、地方债、房地产,这些都处在一个矛盾集中反映出来的时期,如果这几年,我们解决产能过剩,解决地方债,解决房地产解决的不好,那对我们中长期发展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第三,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和整个国际经济新格局有一个交汇点,外面的整个国际经济大背景发生了变化,像过去我们出口,就是拉动经济很重要一个方面,现在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要把立足点放到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释放我们国内的活力。

  迟福林:

  所以综合这样的情况看一定要有清醒的判断。从现在开始到2020这六年是中国转型升级最关键的六年,这个怎么分析都不过分,我叫它是一个历史的关节点。如果经济转型升级,没有一个突破,我们这个关节点可能很难过得去,爬坡可能就要退下来,如果这个关节点过去了,中国就会有十年、二十年好的发展前景。有人说了,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怎么是最后“窗口期”呢?这是问题导向我们经济发展到今天,面对的问题,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如果抓不住,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关口就过不去。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我说我们经济发展转变到了最后“窗口期”了。

  第一,我们对问题的判断要清醒要客观。

  第二,增加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感。

  第三,更意识到无论是科技革命还是整个国际经济关系,这个变化是很快的,抓不住这个机遇可能就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条件。

  所以这个情况下,我说对“十三五”怎么分析都不过分。我主编了一本书刚刚出版,叫《转型抉择》,我们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抉择,何去何从,十分关键。所以“十三五”在我国的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今年开始我要把自己很多的精力放在“十三五”的转型改革研究上。

  中国网:

  您的提案中也提出了,经济转型的出路在于加快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并且到2020年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那么请您分析一下目前我们中国服务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迟福林:

  我们讲转型,这跟您刚才说的问题正好连接在一起,为什么是最后“窗口期”,就是面临着何去何从。有人很不赞成我的说法,说老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不搞工业行吗?说怎么能不搞工业呢?我的一个看法,我们首先问题导向,问题在哪里,那么我们工业问题在哪里,我们的中国制造全球闻名,中国制造的产品现在遍布全球,可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自己品牌的制造商品太少了,一般加工产品太多了,这是从现实来看。那么从数字上来看,像德国,德国是我们发展工业的一个榜样,它是一个制造业强国,那么德国是什么情况?它的服务业比重是75%左右,我们去年虽然创造历史新高,但是也只有48.2%。

  第二,德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多少呢?60%以上,我们占多少,还不到人家一半,刚刚接近30%。也就是说中国工业转型升级要从制造向创造,然后到 “智造”。这次总理讲转型关键是智慧的“智”,这个核心取决于什么呢?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必须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很大的提高,工业才能转型升级。所以中国要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必须发展服务业,主要是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

  我们刚刚聊过这个话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能不能拉动中国的产业变革,发生一个深刻的产业变革,这个决定我们工业转型升级。我们刚刚谈到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就是未来五到十年,中国要成为像李克强总理报告说的,到2025年这十年,要从工业的2.0到3.0到4.0,核心取决于什么,这个以发展互联网为重点的研发,这样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起来了,实现革命性的变革,我们的工业转型才具备了最重要的条件。严格讲,我们中国今天是一个工业大国,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我们产业变革进程还相当慢,自己有自己品牌和先进的制造业,应该说比较少。

  所以用新一轮科技革命,用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实现中国的产业变革,是解决中国从制造到创造,实现2025成为制造业强国目标的主要措施所在。所以,不是不要工业,而是从问题导向怎么去实现工业的转型升级。

  迟福林:

  第二,从老百姓来看,比如说你我来看,你很年轻,那么我们现在的需求是什么呢?你可能更多不是说吃的问题穿的问题,这个好解决,你现在需求最大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怎么得到多方面更好的服务,所以现在服务性消费需求(增长了)。就拿买房子来说,未来我买房子,后面是买服务,如果你这个房子后面是一个很大的社区,和大数据医疗结合起来,这个房子的品质就会提高,这个房子就可能好卖。那么现在我们城镇居民服务的市场规模占整个消费总规模大概30%到35%,这两年大概两个百分点的增长,我估计到2020年,中国老百姓,尤其城镇居民的服务性需求,可能至少提到40%,搞不好要到50%,也就是服务消费需求成为消费的主流,就拿健康服务业来说,我们现在按照美国麦肯锡公司的估计,中国未来五到十年健康服务业的消费需求有八万亿,成为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健康服务业市场,所以很多资本现在盯着我们来做这块,那么我们现在进入老龄社会,现在老年人的健康服务需求,估计至少有一万到两万亿,可是我们实际的供给有多少呢,大概不到两千亿。

  迟福林:

  所以这个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你我,更多的人都需要服务需求,吃东西安全不安全,后面是一个服务,所以消费的本质是服务,生活到这个阶段,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服务的需求全面快速增长,无论从问题还是趋势来看,我们服务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实现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中之重。

  第一,实现服务业快速增长,我们经济增速就有百分之六到七的增速,增速就有了基础,这五年服务业年均增长两位数,都是10%,按照这几年的情况看,服务业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是多少呢?0.4个百分点,十个百分点那GDP就增加四个点,那么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贡献,我们6%到7%的经济增长就没有问题。

  第二,我们服务业规模发展会很快,去年服务业规模已经达到30万亿元了,估计到2020年,我们服务业的规模大概可能达到47万亿元到52万亿元或到55万亿元这个区间。那么这样一个规模,他成为中国扩大内需一个最大的优势。所以你看我们要保持一个6%到7%的经济增速,未来五到十年增长服务业是一个重要调节。

  从就业来看,我们2013年以前,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解决就业是多少呢?是70万人到80万人,去年我们服务业水平提高了48.2%,进步还比较低,但是就业是多少呢?在去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新增就业是170万人到180万人。我们实现就业优先,比较充分的就业,主要矛盾是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以后,我们就业只要6%-7%的增长,以服务业主导整个产业结构,他就成为实现充分就业一个主要的平台。更何况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增长,我们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如果不改变传统粗放型的工业主导结构,我们资源环境问题都很难解决,所以从这点说它是由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这是我们转型升级一个大的方向,一个大的趋势,也是我们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的一条必须要走的路子。

  中国网:

  那如果要实现您提案中说的2020年基本形成由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呢?

  迟福林:

  有人也不大赞成这个观点,能形成服务业主导?为什么形成服务业主导?我们是讲服务业比重在GDP当中应该占大头,比如到2020年,服务业从现在48.2%能提到55%左右,那就形成了我们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那么要实现这个,关键问题有几条:

  第一,要认识到现实的需求,有没有这个需求,是不是一个大趋势。我说有三个大趋势,就是我们牢牢把握发展的大势头,大趋势,有三个大趋势:

  第一个大趋势是我刚刚说的工业转型的大趋势,毫无疑问这取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突破和发展。

  第二个大趋势是城镇化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从一般的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升级,那么我们现在估计到2020年中国规模城镇化会从现在的54%提升到60%左右,而我们人口城镇化从现在36%提到52%左右。人口城镇化36%到52%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说明什么?首先,中国人口城镇化的水平已经和世界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了;

  其次,更重要的是一个城镇居民的消费等于农村居民消费的三倍,而且这种消费的水平、消费的要求大不一样,所以要真正解决人口城镇化,当然我们这两年户籍制度改革会加快,我估计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达到52%应该没问题,如果到那个时候没达到52%,说明我们整个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实现预期目标。那么人口城镇化对服务业也提出需求了。第三个大趋势是消费机构升级。刚刚我们谈到对服务消费需求的增加,现在老百姓,过去很多的时候大家是解决温饱的问题,后来解决一般性的物质性消费,现在服务性消费增加了,你看我们现在的手机多少功能,为什么这两年信息消费大概都以25%到35%的速度在增加,就是信息消费也在增加,消费结构升级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关节点。

  所以这样三个大趋势,说明了对服务业的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尤其后面还有一个公共服务的需求,全面快速增长,所以我们必须抓住这个大趋势来加快发展我们的服务业。

  发展服务业,我们不转型不改革行吗?我们过去搞的投资拉动型的增长,必须向消费驱动型增长转变,要更多释放消费需求,这样经济才有一个内生的驱动力。

  迟福林:

  第二,我们现在有很多结构性矛盾,像过去搞工业,税收的比例就低,然后用地就相对便宜,水电也比服务业要便宜,像这样政策就不利于发展服务业,所以要实现服务业主导的转型改革,需要在发展理念、现行的体制和政策上来实现一个实质性突破,没有这一种突破,服务业发展是很困难的。

  所以财税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用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来实现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具体来说是财税结构、金融结构和教育结构。财税结构就是你现在财政税收结构不利于服务业发展,金融结构发展服务业主要靠中小企业,我们中小企业融资很困难怎么能发展呢?

  第三,发展服务业主要靠专业技术人才,一方面现在全社会一般劳动力每年还在减少两到三百万,可是又有几百万大学生难以找到工作,一方面这有社会的多种因素,另一方面不能不说跟我们教育结构、教育发展滞后直接相关,教育结构要为服务业提供人才,所以这个很重要。除此之外,服务业市场要开放,现在我们一般商品市场基本上全开放了,可是服务业市场,要搞研发,要办教育,要办医院,那很难很难的。所以,只有服务业市场的开放使社会资本能够在这里进入平等竞争,我们才能保证国有投资公益性的前提下,把服务业市场做大,来适合老百姓需求,所以放开这个市场。

  这些方面我们发展服务业是符合大趋势,另外,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主导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所以必须在服务业主导的转型上,服务业市场开放,结构性改革,这些方面做出一些大的突破。另外,适应于这样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我们对外开放的结构也要变化,总理报告讲出了一个外贸转型升级,加大服务业贸易的比重,现在我们是一个进出口的大国,可是我们服务贸易只占我们进出口贸易中的6个百分点,主要经济体的国家一般是20个百分点。我们适应国内转型升级的需求,一方面我们加大研发,出口我们自己的服务业产品,另一方面我们进口国内需求的服务产品,就是服务贸易的比重如果到2020年能跟现在主要经济体比重大体相当,也就是20%左右,这对我们对外开放,外贸的转型升级,也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要多方面推进服务业主导的转型改革。

  我们出的《转型决策》这本书专门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中国网:

  您刚才提到服务贸易,我们也知道“一带一路”是两会的热词,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家战略,那么 “一带一路”对于我们服务贸易强国进程,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呢?

  迟福林:

  这个很重要, “一带一路”是我们新的形势下,对外开放的一个大战略、总抓手。“一带一路”表明了几个大问题:

  第一,是中国对外开放新的历史进程。在全球对外开放大格局中,我们的份量增加,话语权增加,参与制定规则的主导权增加以外,我们必须要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扩充我们这样一个对外开放新的格局。比如说这么一个格局下,就使得中国,与西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打开这个市场,这个市场打开以后,即有利于推动这个区域及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一个新格局的形成,更有利于中国赋予优势的产能,能够全球布局,像制造业全球布局,基础设施全球布局,这样有利于中国的转型升级。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来推动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过去西部很多地区都是对外开放的末梢,现在就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了,所以西部地区未来在“一带一路”上发展空间是很大的,这是一个大趋势。

  第三,我们在“一带一路”中最重要一个措施是加快自贸区的建设,我们提出了亚太自贸区,与此同时,在国内我们加快自贸区的进程。所以我估计我们国内的自贸区进程未来几年会加快。那么在加快自贸区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做什么呢?是服务业市场开放,是加快服务贸易的进程,既有利于提高中国在整个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也发挥中国在推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中的大国作用。

  中国网:

  那您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怎么样去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呢?

  迟福林:

  现在各地方政府都很有积极性,但是积极性都是在争项目,有多少个项目,多少个投资摆在我这里。

  我想有几个方面,项目特别重要,毫无疑问。“一带一路”首先是互联互通,你像云南中缅这些大通道的建设,肯定会拉动云南地区的发展,这个项目很重要,在注重项目的同时,更要注重改变整个经济结构,尤其要在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上提高水平,否则,你的富余产能过去了,我们逐步升级,怎么样才能使你适应“一带一路”,发挥你的优势呢?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应该比东部地区要明显落后。所以,你真要增加竞争力,未来在“一带一路”扮演角色,你的经济结构一定要上一个水平。

  当然更重要是西部地区在这样一个进程当中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在我们内部的体制调整,政策调整上下大功夫。过去都是内陆经济,现在开放经济,原有的管理体制、管理理念,应该说就不相适应了,如果还用原来发展内陆经济的办法,搞“一带一路”,恐怕你就很难抓住机遇,所以,这个转变极为重要。

  中国网:

  前几天,我们在采访原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同志的时候,他提到几点,其中一点就是在发展“一带一路”的时候,一定要让企业起决定性作用,一定要避免政府去主导,您怎么看呢?

  迟福林:

  对,他说的这个是十分重要的,现在政府的作用很重要,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呢?比如说要推动“一带一路”的实施,在这方面政府起主导作用。然后在推动“一带一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有很重要的作用,甚至有主导型作用。但是,具体项目开发的主体是企业,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中西部地区,尤其西部来说,更重要是要创造市场环境,因为西部地区的市场环境和东部地区比,应该说还有差距,怎么样能够激发市场的活力,能够在多方面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这个是对西部地区的一个考验。

  中国网:

  在您的的提案中有一个和“一带一路”相关的,就是《把海南建设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服务合作基地”的建议》,指出破题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在南海,难在南海,突破口亦在南海。要把海南建设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服务合作基地”,您认为可行性有多大?

  迟福林:

  可行性相当大。

  中国网:

  怎么说?

  迟福林:

  第一,海南历史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门户。历史上,郑和下西洋,海上丝绸之路,海南有历史的一个传统,尤其未来我们自贸区的升级版,然后在海上的合作,海南是中国最大一个海上的岛屿,周围海洋面积有200多万平方公里,而实际陆地面积只有3.4万平方公里,所以这个有个历史传统。

  第二,现实需求。我们建设海上之路,你刚才也谈到了,重在南海,难在南海,如果海上丝绸之路把南海这件事情解决了,我们海上丝绸之路就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就会推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能够加快进程。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海南岛作为南海上的最大一个岛屿,毫无疑问也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三,怎么扮演这个角色?我给海南省政府提交了这份建议,把海南岛作为我国海上南海丝绸之路的合作服务基地,海南岛未来能不能合作为南海一些周边国家发展海上旅游,能不能共同来开发南海资源,能不能共同来保护南海的资源,使南海不受破坏,能不能在海上实行一些自由贸易,比如说海南的洋浦港,有没有可能成为南海油气资源加工、保存、交易的一个基地。有很多的课题,更重要是海南同时还扮演着一个南海服务基地的角色,我们很多的海上开发要依靠海南岛来得到各类服务条件,所以我们把它定位叫“南海合作服务基地”。

  第四,如果这么做,既有利于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大局,更提升了海南岛战略地位,使海南在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程中,作用凸显了。国家加大投入,又推动了海南岛对外开放进程,又是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所以我极力主张海南要抓住这个机遇,把南海合作服务基地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国网:

  我记得您刚才在服务业主导这个问题中说到人口城镇化问题,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将从36%到52%,那么提到人口城镇化肯定要说到农民工市民化,那么您曾经提出过“十二五”期间要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今年又提出在“十三五”期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是不是还有一些困难,因为有这五年的推后?

  迟福林:

  我们从海南一下跑到陆地上来了,谈这个农民工问题。我2008年就提出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而且应该是“十二五”实现,现在看我们在这方面进展了一大步,比如农民工公共服务,包括他们子女教育,在有些方面已经有突破了。为什么要到2020年?我现在只好再退一步,学者总有理想化的色彩,再一个我也感到这个事情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为什么?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老百姓公平地享受发展成果,如果到2020年,改革开放40多年以后,我们还保留农民工,这个本身就不是公平发展,制度上就不公平,怎么能公平发展呢?

  第二,从现实上来看,现在农民工主体是80后、90后,80后90后的农民工,你说到了2020年还不成为历史,他们干吗?这很可能就从经济问题转成社会问题。

  第三,从条件来看,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这个条件应该说基本成熟了。有三个方面的条件:

  1.有一批农民工他们在城里长期居住,有稳定的工作,他们也回不去农村,为什么不尽快改变他们的户籍,使他们成为城里的一份子呢?所以解决三个亿的问题,我们首先有一亿农民是可以解决的。

  2.相当大的农村青年转移到城里,你叫他们回农村能回的去吗?现实是回不去,而且他们已经在城里成为创业创新主体的一部分。

  3.我们发展现代服务业,也需要各类具有一定劳动技能的劳动者,那么城里就业结构也需要他们。

  迟福林:

  所以从多方面看,我认为到2020年,改变城乡两元户籍制度,总体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两件事情解决了,农民工成为历史,那就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了。

  因为农民工成为历史无非就两个大条件:第一是城乡两元户籍制度改变,第二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总体能够得到实现。至少制度统一,底线大致公平。当然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像北京,有很多流动人口,所以一方面转移农民工要成为城里一份子,成为户籍人口。另一方面,可能相当一部分大城市里面是流动人口,所以能够研究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办法,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件事情的解决首先是我们发展的大目标,公平发展,让农民工成为历史,是改变城乡两元结构一个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一个重大任务;第三,也是我们劳动消费扩大内需一个重要的条件。我刚刚讲到了,农民工进城可以扩大消费,更重要的是我们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服务业发展的一项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人口城镇化就在于有三到四亿农民工能够转移到城市,但是他们一部分可能是大中城市的居民,一部分可能在各个城市中流动。当然在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中小城镇如何能吸纳农民工,我想在这里可能有一个重要的条件,中小城镇公共资源配置如何实现和大中城市大致相当。因为很多中小城市的生活成本比较低,本来农民工可以到那里去的,可是它的很多公共服务条件,像教育、医疗,这些条件吸引不了农民工,所以实现大中小城市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是我们合理地实现人口布局,有利于农民工转移到城市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到欧洲去,为什么几万人口的小城镇可以办大学,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人在大城市里工作,居住在中小城镇,就是因为那里的基本公共资源配置,比如说教育、文化、医疗等,和大城市大致相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所以,中国的人口城镇化除了解决农民工问题为重点,还需要在多方面(解决),比如说公共资源配置,比如我们户籍制度,比如说公共服务,多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网:

  也希望通过您的呼吁和我们政府努力,使更多农民工能真正扎根城市,内心不再漂泊。

  迟福林:

  所以我现在的呼吁就是到2020年要让城乡两元的户籍制度成为历史。

  中国网:

  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比较广,下面我们来谈谈您和您所在的机构。《政府工作报告》说要“重视发挥智库作用”。而且今年年初中央也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您认为在现今的形势下,中国智库应该有哪些机遇?

  迟福林:

  首先讲讲为什么中央要发重视智库、发展文库的一些文件。中国经济上成了世界第二了,我们硬实力上去,软实力怎么样呢?当然软实力有多方面进展,像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布局,但是,总体说软实力同我们硬实力不相适应。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吸引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离不开软实力,所以,现在发展软实力,是我们国家建设强国的一个重大任务。

  第二,发展软实力有多方面,其中重要的是智库的发展。智库在国家发展中,它有话语权有影响力,然后在国际交往中有影响力,有话语权。像我3月1号刚刚从欧洲回来,那有一个800多人开的“中欧改革论坛”。外国对我们兴趣很大,经过讨论、争论,像拉米是原来WTO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最后结论是,第一,我赞成迟先生讲的中国转型升级就要走向服务业大国;第二,中欧之间必须要探讨一条跟美国的TPP不同的贸易自由化的路子,这个可以找到。然后下来,欧盟政策中心的人就找我,问我们两个智库能不能先来独立研究中欧自贸区的问题,然后向各自政府建议,我们正在紧锣密鼓来做这件事情。第三,拉米最后就讲了一句话,说中国好,欧洲才好。这个并不是很多人都意识到。所以,这样一个活动,中方专家去的阵容也很强,我们有15个中方专家参与,大家通过讨论辩论,对中国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对中国市场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对中国发展前景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这不是我们国家软实力一个重要体现吗?

  第三,在这个情况下中央出台了关于发展中国新型智库的意见。在1月26号李克强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座谈会上,我跟克强总理讲,我说应当把重视智库写到你的报告里,所以我建议在第三方评估当中,重视智库在第三方评估的作用,原来没有,这次我拿到报告已经写上了,要更加重视智库的作用,所以这表明我们党和政府在提升国家软实力,在促进我们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当中,智库的作用已经提上来了。当然中国智库的发展已经开始起步,但是需要采取措施,使它能够加快发展,适应国家发展的需求。这个需求,我刚才讲,无论对外,对我们的决策,还是在凝聚社会共识上,都需要智库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网:

  在《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当中,“中改院”在中国民间智库影响力排名中位列第一。作为唯一跻身中国智库综合排名前十名的民间智库,“中改院”是如何发挥中国新型智库的“资政”、“启智”作用的?

  迟福林:

  我们(中改院)1991年10月1号在海口创立,我从创建到现在一直在这里工作,我们这些年应该说也做了一些努力,我总结起来有这样几条。

  第一,智库要有责任感,要以公益为导向,能够服务于这个时代,为这个时代做出一点事情。怎么服务这个时代?我们把自己定为中国改革智库,直谏改革、竭心尽力是我们的时代责任,说句实话,这23年多来,我们基本没放弃每一天,在努力地工作。

  第二,智库体制极其重要。我们从1991年成立,1992年自负盈亏,1993年企业化管理,在没有财政预算的前提下靠社会支持,那是要靠体制,所以我们把自己的体制叫做独立性、网络型、国际化。体制相对独立,这样才能客观地给党和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议。

  网络型。我们坚持我们小机构大网络,可以讲我们现在政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这个网络做的是很好的,很多专家让我很感动。你像这次到欧洲去,专家没有任何其他费用,但是这些专家特别积极,有些都是国内知名的一些专家,他们就感觉到我们做的是个事业,搭了这么好的平台,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做一点贡献。我们现在网络型这一块,很多专家应该说召之即来,这成了我们一个突出的优势。

  国际化。智库在国际交往中发声,而且发出正能量,也是智库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任务,所以我们一建院就在政府相关部门支持下有多个多边双边的政府项目,直到现在我们的国际化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突出特色。到现在23年多,我们光国际论坛开了八九十次了。我们重视在国际交往中,首先,开拓我们的思路,借鉴国际经验。其次,在这种讨论当中,要外面更多了解中国。像去年10月1号习近平主席在比利时的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上午他演讲我们都在场,下午我们中改院和欧洲学院两家主办单位,就主办了中欧改革论坛,这样习主席不是搭了四个桥,改革之桥我们就把它搭起来了,我们前不久刚刚做过一次,今年还有一次大型活动。所以,国际化也是我们一个突出特点。最后,就在体制上我们的独立性、网络型、国际化的基本特色。

  迟福林:

  第三,机构的价值追求。不客气地讲,我们这么少的人怎么能形成一个网络,要靠一点精神,要靠一点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别人。很多人都说老迟你们就这么些人,怎么这23年有将近300本改革方面的书了,光外文出版就五六十本了。不客气地讲,我刚刚介绍的《转型抉择》这本书是我们春节前加班加点发布出来的,我很感动。我们有一些研究人员12点睡觉,早晨3点起来接着干,有一种精神状态。一个智库的人,我刚才讲时代责任,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价值追求大概概括为,“直谏改革、竭心尽力”。

  我说这三者结合,我们才能够在这种时代的发展中,也许在改革开放当中,扮演一个中国改革智库的角色,起到在这里面建言献策,能够逐步发挥一些重要的影响。当然,这也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中央相关部委的支持,大家的理解支持。你做的好了,也能够感动别人,同时别人也更理解你,更支持你。

  所以在中国办一个民间的智库,我们现在叫社会的智库,有很多酸甜苦辣,但是只要方向选对了,坚持下来了,有一个信念,我相信我们这种社会的智库,发展路子会越来越广,越来越会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中国网:

  同时也希望通过我们官方智库和像“中改院”这样的民间智库共同的、夜以继日的努力,把我们中国打造成一个软实力强国,和硬实力一起双剑合璧。

  迟福林:

  对,一个强国,是的。

  中国网:

  好的,今天的《中国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新浪新闻与网易新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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