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四大原因致粮价高于国外

  时间:2015-10-10

 

  当前,中国农业突出面临粮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反常现象。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即为国内外粮食存在价格差。出现这种国内外价格倒挂的情况,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近日表示,导致该现象的原因颇为复杂,不能简单归结为中国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导致价格上涨。为了扭转该困局,有两种观点“一是自己别搞了,进口吧,另一个是把农民都赶走搞大规模农业”,然而,陈锡文强调,农业政策不是单纯的产业政策,而是关系到农民生存发展、整个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政策。

  “三量齐增”反常现象

  当前,全国粮食总产量取得“十一连增”的同时,还面临着进口粮食不断增加,社会粮食库存总量也不断增加的“三量齐增”的局面。

  7月30日,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2015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上,陈锡文表示,“三量齐增”局面的出现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生产和消费的结构不对称,存在农产品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外粮食存在价格差。

  具体来说,2014年,中国粮食进口首次突破1亿吨。但其中70%以上是大豆,国产大豆只有1200多万吨,进口了7140万吨的大豆。这表明,大豆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所以不得不进口,而且这几年进口在持续增加。

  除了进口大豆外,中国还进口了2000多万吨其它品种的粮食。陈锡文说,国际市场低价粮食进入国内市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显示了中国粮食还有一些其他的农产品在价格竞争力方面明显不足。从三大主粮来讲,以今年6月份为例,国内大米(晚籼米)比泰国进口完税后的价格高51.8%,小麦高56.6%,玉米高65.3%。

  价格倒挂成因复杂

  出现这种国内外价格倒挂的情况,早已引起官方与民众的关注。陈锡文说,实际上出现这个现象的时间并不长,从了解的资料来看,大约是从2012年的秋天开始到2013年的夏天,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出现了。在此之前,中国的大部分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作物产品并不高于国际市场。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陈锡文认为,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国内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导致价格的提高。参照2011年粮食价格,拿2014年最低收购价比较,早籼稻价格提高了32.4%,中晚籼稻价格提高了29%,粳稻提高了21.1%,小麦提高了24.2%。实行临时收储的玉米和大豆,前者提高了13.1%,后者提高了20%。陈锡文说,我们的提价速度显然高于国际市场的幅度,它对国内外价格倒挂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是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参照今年6月份的价格,拿2011年国际粮食价格比较,2011年是本世纪以来玉米价格最高的年份,小麦价格也是处于高位阶段。国际市场大米价格今年6月比2011年初下跌了40.4%,小麦价格比2011年也是最高价跌了39.3%,玉米价格比2011年5月份下跌了49.3%,大豆价格比2012年10月份下跌了39.2%,陈锡文说,这一时间段,国际市场价格下跌的幅度超过了国内同期粮食价格提升的幅度。

  三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上升。2014年,平均汇率是1美元兑换6.14元人民币。但是,1994年以前,汇率是1美元兑换8.62人民币。总的走向是人民币不断坚挺,相对美元在不断升值。陈锡文举例说,不算其它任何费用,500美元/吨的大豆,在1994年那个时候,每进口一吨折合4000多人民币。现在,同样是一吨大豆折合只有3000多人民币。这一千多块钱的价差是汇率变化。“农民没什么办法对付,这对生产者来说影响是极大的。”他说。

  四是最近两三年的全球能源价格的暴跌,导致货物海运价格的明显暴跌。陈锡文说,从过去伊拉克战争时期原油价格上升到每桶150美元,到最近每桶不足50美元,中间100美元的差价,对运价影响很大。与之对应的是,2005年5月,从美国墨西哥湾新奥尔良运往中国的大豆运费价格一吨是138美元,今年5月份一吨运价只有34美元。一吨价差100美元。

  他认为,通过这样的分析,是为了说明目前出现的中国粮价高于国际市场情况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的说是中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导致价格上涨,其中有很多因素都值得进一步去分析。只有如此,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形成这样的局面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直接相关。当时,为了挽救经济,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了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中国投入了4万亿元。陈锡文称,其实全球只要有能力,没有一个国家会不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随后交替出现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全球的资源性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明显的暴涨暴跌的现象。

  对于国内外农产品存在价差这个问题,陈锡文称,这实际上是全球化带来的现象。要认真分析,不能贸然的说,就是中国农业没有竞争力。当然,我们有竞争力不足的地方,但是有比它更复杂的原因。

  农业政策关乎社会公平

  针对国内外粮食价差高企的局面,社会上颇多议论,形成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既然中国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棉花、糖等大宗农产品在国际上明显的不具备竞争力,同时财政投入补贴农业,似乎得不偿失。所以有人建议,应该减少对农业的补贴,使得国内大宗农产品价格与国际接轨,由此导致的缺口通过增加进口来解决。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农业这么小的规模要有竞争力显然不容易,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促使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然后才能搞大规模经营,才能降低成本。

  作为中央农村政策的智囊,陈锡文回应称,这两种看法都是针对当前国内农业确实没有价格竞争力的现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当然是合理的。但是,纵观世界各国的农业政策,农业政策不是单纯的产业政策,而是关系到农民生存发展、整个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政策。

  他说,制定农业政策必须考虑,既要保证供给,还要考虑国际市场的竞争关系,更要考虑还在农村居住生产生活的六亿多农民。离开这一点,再好的经济政策都不好用。即使减少自身生产,扩大进口或者把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上请出去,让少数人来耕种更多的土地效率提高,从这个过程中增加的经济利益远远弥补不上这样的政策出台以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他强调,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要担负起13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通过国际市场互通有无,同时又不能给国际市场添乱。这当然不完全是为了别人的利益,也包括中国人自己的利益在里面。

  农地政策如何提升产业竞争力

  目前玉米过剩严重,库存庞大。陈锡文介绍,目前,中央和有关部门正在东北等地发展青储玉米,即在玉米尚未完全成熟时,连同秸秆一起收割,用作饲料,已经取得了初步效果。“结构调整难度大,但并不是没有余地”。

  而总体来看,陈锡文表示,城镇化进度对农业起决定性作用,“目前这种半截的城镇化,严重耽误农业现代化。”他表示,目前土地流转速度不尽如人意,去年承包地流转率是30.4%,很多进城农民心里不踏实,不愿意流转,流转也只是短期流转,长期转出去心里不踏实。并且,他认为,转租这种流转方式带来租金博弈,导致非粮化、非农化问题。

  陈锡文称,中国农民在农地流转方面又有新的发明创造。“不流转搞规模经营”的方式发展起来不过两三年时间,已经占到山东总承包地面积的25%。所谓“不流转搞规模经营”即采用托管模式,小农户将土地托管给山东供销社系统、邮政系统以及农业部门的技术推广体系等构成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集中耕种。此外,在全国很多地方,农民通过经营权入股成立股份合作社,也发展得非常好。

  陈锡文认为,小规模农户将在相当长时间存在,但如果通过如托管、入股等方式,和大规模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小规模农户生产效率,也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这些方式政策余地大,不必都吊在土地流转上。”他称。

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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