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辉煌十年 巩固黄金期尚需攻坚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访谈

作者:记者 泽羽  时间:2012-09-27

  记者:新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可谓进入了一个“黄金期”。其中有两件标志性大事:一是过去连续八年粮食丰收,产量年均增长350亿斤,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二是过去八年间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相对较快,平均每年增加544元,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请您谈谈这些年我国农业的发展形势如此之好的原因。

  陈锡文: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应该说是多方面的结果,主要基于三点:第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好,得益于整个经济发展形势好。我国近几年GDP增长一直保持了10.4%的年均增长率,这在世界上不多见。进入新世纪以后,GDP总量有了迅猛增长,从2000年的不到10万亿,增加到去年的47万亿多。财政收入增长也很迅猛,2000年的财政收入是13400亿,去年达到103700多亿。正是由于经济全局状况较好,关于农业、农村很多过去想办没能力办的事情现在都有了条件,于是,很多政策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并得以落实。第二,党中央国务院面对着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地调整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不断推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第三,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干部为追求美好生活付出了很多努力。

  正是有了这三个方面因素的结合,才促成了如今良好的农业形势,连续八年丰收很不容易。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预计会再创历史新记录。

  记者:您刚才说农业农村这十年的黄金期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深化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提升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提升党在新世纪新的方针政策体系。作为亲历政策制定的参与者,您应该有更深切的体会吧。那么,这几年我国“三农”领域有哪些重大的可圈可点的政策呢?

  陈锡文:这些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农业上花了很大的力度,除了国家财力的增长,非常重要的就是思想认识的深化,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正是由于认识思想和理论在推进,才引导出一连串重大的制度变革。通过对这十年党中央有关“三农问题”的重要会议、重要讲话和重要文件的梳理,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十项:

  第一,废止了农业税。十六大以后中央审时度势,认为我国已具备条件可以取消农业税,于是从2006年1月1日开始,废止农业税征收条例。农业税在中国已经实行了2600年,废止之后,每年减少税负1335亿。这项政策更重要地是体现了政府和农民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因为这部分钱农民不缴了,为了维持基层政府运转,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向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所以,从税费改革以来一直到去年年底,中央财政给地方财政拨出的这部分钱是6千多亿。

  第二,实行对农业生产者直接补贴。过去是农民向政府缴税,现在不仅不收钱,而且还发钱。刚开始实行时社会上有不同看法,认为财政会被拖垮,但中央反复论证考虑之后,觉得可以从很低的补贴水平开始。于是在2004年,中央出台三项补贴政策: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农民购买良种和农机具进行补贴,第一年不到200亿,每年增加;后来又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进行综合补贴。现在,一年的农业直接补贴已经超过1400亿元。

  第三,完全放开粮食市场流通,同时国家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随着物价上涨,粮食最低收购价年年都在提高。

  第四,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建设的重点转到农村。这几年农村水电路气发展是历史上最快的阶段,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进步也非常明显。

  第五,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提供财政保障机制。农民负担重重在教育负担,以前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农民自己办。2003年开始政府下决心调整,对农村义务教育实行经费保障制度,大部分由国家来掏钱,我国有1.5亿多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在县级以下接近1.3亿,所以在这点上农民所得到的实惠是相当大的。

  第六,在农村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过去农民羡慕城里人有公费医疗、有劳保。2003年国务院下决心提出新农合,那时国家穷农民也穷,农民自己出10元,政府给20元。随着财力增长,今年财政给每人补贴240元,农民自己交60元,300元的标准能做到住院的各项费用报销75%,解决了相当多农民的后顾之忧。

  第七,在农村建立了全面覆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开始实行,3200万农民纳入最低保障,每月20元。到了去年年底,有5300万农民纳入,每人每月发放86元。

  第八,今年年底会全面覆盖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过去农民没有养老制度,只能靠土地靠子女,好的地方靠集体。2009年开始,我国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第一年推出时覆盖面占15%,第二年占30%,去年达到40%,今年会全面覆盖。现在已经有1亿老人开始领取农村基本养老金。

  第九,前不久刚制定了新的农村扶贫开发十年纲要。过去的扶贫标准很低,中央反复研究以后提出,新的扶贫标准以2010年的物价为基础,一次性提高92%,达到2300元。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但相对贫困还是会长期存在。

  第十,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和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2006年国务院出台文件提出要做好农民工工作,如工资保障问题、劳动保障问题、随迁子女就读问题。总体上讲,制度和社会氛围对农民工越来越善待。今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有两个最大亮点:一是分类指导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二是明确必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

  记者:成绩是斐然的,但在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中,我们同样面临着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面临着每解决一个问题又派生出许多的新问题,而派生出的新问题永远比老问题更难解决,正如您所说“有些坎儿不迈是过不去的”。您认为,现在最突出的,或者最能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陈锡文:有三个问题值得深思。一是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像2011年这样的农业丰收好年景,我国农产品还是供不应求,粮棉油糖肉都要从国际市场进口,去年进口粮食包括大豆在内1160多亿斤,去年国内总产粮食11424亿斤,进口粮食超过国内产粮的十分之一,今年还会略有增加。

  中央反复强调粮食问题要居安思危。如何解决好这件事,首先当然是要保护好耕地,不断改善农民生产条件,不断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不断调动农民积极性,努力提高产能。但增加产量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国耕地面积18.2亿亩,我们利用不到全球9%的耕地生产出全球22%左右的粮食,非常不容易。

  为解决粮食问题,有人提倡“走出去”买地租地种粮,更多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但我国的盘子太大,买少了不解决问题,买多了惊天动地。因为土地问题非常敏感,归根结底都是国土。近年来,我国大规模对具有潜力的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技术援助,帮助当地提高粮食产量,在非洲14个国家建立了农业技术援助机构,这样一来,粮食总量上来了,价格也稳定了。这是我国对世界粮食安全的贡献。

  二是农村土地问题。我国征地的补偿太低,主要问题是工业用地价格太低。一方面有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出台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于是拼命压低对农民的征地补偿,另一方面推高城市住宅用地的供给价。当一个企业的发展是基于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时,它可以根本不考虑技术落后,转变发展方式从何谈起?我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低价工业用地产生了极大作用,但是时代不同了,应当有所改变。

  三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变市民问题。去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城镇常住人口6.9亿,其中至少有2亿多是没有当地城镇居民户口的。农民转市民的问题要有顶层设计,如果前期没有制度设计,后期就很难办。

  记者:有人说,农业农村发展越是形势好,越容易出现麻痹松懈;越是连年增产增收,越容易出现滑坡拐点。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又该如何应对?

  陈锡文:担忧肯定是有的。尤其是“八连增”后粮食增产压力加大,农业生产面临高成本高风险问题。自去年以来,国内部分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较大,致使不少农民遭受损失。2011年粮食增产幅度大,供求关系宽松,预计2012年粮食价格将波动向下。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政府加强托市收购,防止粮价过度下跌和农民“卖粮难”。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农民面临着更多“高成本”风险。破解高成本高风险的方法,一是要发展规模足够大、具有一定市场谈判能力的合作社,二是在生产过剩的时候,政府要适当控制产量,给予农民损失补贴,保证农民的利益。

  再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任务艰巨。农民收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连续8年较高增长。去年农民增收较快,得益于“三多三高”,即农产品产量多、价格高;农民务工人数多、工资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多、含金量高。

  不过,刚开始显现的城乡收入差距、区域发展差距缩小的端倪能否成为发展趋势,要在高增长高要求中不断增进农民福祉、让农民更多分享发展成果,任务极重。从当前的情况及发展态势看,未来农民增收可能会受到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一是农业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将影响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的增长;二是不少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农民外出就业机会减少,将影响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三是随着国家机关公务员及有关机构人员工资调整压力的增大,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有可能再度快于农村居民,继续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任务依然艰巨。

来源:社会科学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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