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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攻破“坚硬的堡垒”,改革才有出路

  时间:2013-11-15

  访谈者:青评论

  受访者:常修泽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敢于写“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

  青评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闭幕。国人对三中全会有很深的情结,甚至将“三中全会”看成“改革”的代名词,对此,您怎么看?

  常修泽:中国人对“三中全会”确实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从改革开放35年的历史看,每个中国人的命运都是和“三中全会”紧密相连的。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一次伟大转折。它终结了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一条“左”的路线,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启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进程。这是带有转折意义或者说是“颠覆性”的事件,它确实颠覆了原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和计划经济的体制模式,从此开启了改革新纪元。可以这么认为,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今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面。

  青评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几次三中全会,您有何深刻印象?

  常修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几次三中全会,我认为重要的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改革方面都有新的推进。对我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十二届三中全会。那时候我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的带领下,从事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研究。1981年,谷老师承担了国家“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谷老师主持,我和另一位老师协助完成。

  青评论:这项研究对后来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常修泽:这项研究于1983年完成,研究报告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应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依据。成果在1983年报给中央有关部门。上报后,课题意见得到有关部门重视,后来该成果被全国哲学社科领导小组的总结报告评价为“具有开创性的著作”。

  我在《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一文中曾指出,十二届三中全会前,两种观点的斗争比较激烈。当时遇到的突出问题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惯性运作,还是另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路?这涉及到改革方案的基本方向问题。当时曾参加十二大报告起草的一位部门负责人给有关部门写信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如果作此概括,“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主管意识形态部门的负责人批转了这封信,此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受到批判。到1984年起草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一重大问题。

  青评论:原来这期间的改革竟如此波折?

  常修泽:不知你看过张卓元先生主持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没有?该书曾记载这一段史实,“这一文件(指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于1984年6月开始。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提出了一个提纲,但这个提纲,没有脱离原来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调子,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因此,重新调整了文件起草班子”。最后按“商品经济”思路统领改革决定。通过后,邓小平在评价这次会议文件的时候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会被看作‘异端’。”

  我之所以讲29年前的这段历史,是与今天讨论新阶段的改革有关。按照当初邓小平的意思,联系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定,我们应该写哪些新话?写哪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写哪些“过去会被看作‘异端’”的东西?很值得我们思考。胡耀邦同志那种挽狂澜于既倒的精神值得学习。这关系到改革战略的科学性问题。

来源:北京青年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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