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中国改革 > 改革人物 > 常修泽 > 访谈

再访常修泽:包容性改革是全面改革的战略选择

作者:常修泽 记者/魏群 李秀江  时间:2014-10-24

  时隔30年,又一批激情澎湃的年轻学者,聚集在大雾弥漫的莫干山上,探寻改革之路。这是对1984年莫干山会议30周年的纪念,也是莫干山精神30年的延续。 

  在这群年轻人中,为数不多的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参与者尤为引人关注,他们是30年改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更是传承莫干山精神的“火炬手”。其中,谦逊宽厚的著名学者常修泽教授,已经是“四上莫干山”,30年来,他不懈地为改革进行理论探索,最新的是2013年提出的“包容性改革论”。即使有年轻学者当众“抢白”几位“元老”,他依然包容地接纳并鼓励年轻学者“希望超越我们这一代”。

  超越“莫干山” 

  《中国民商》:在这次的莫干山会议上,您提出年轻学者要超越30年前的莫干山,要超越80年代的你们,您对“超越”有怎样的理解? 

  常修泽:第一,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一定要超越。1984年莫干山会议七个组,但讨论的是一个事——经济改革,我把它叫“一环”改革。我在2008年写了一本书《人本体制论》提出,将来我们这个国家一定要搞奥运“五环式”的改革,就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五项制度改革。很高兴,去年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五位一体改革。现在应该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去展开,“五环改革”里面最难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绕不过的一个“坎”。 

  记得1984年莫干山会议两年后,中央曾成立政改办。1987年十三大通过重要的政治报告,大家可以想一想,十三大报告所讲的政治体制改革构想和方案,今天到位了吗? 

  30年前,是以商品经济取向即市场化作为改革目标,我觉得30年后的今天,应以更高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所以未来改革要有新的诉求,要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主题,在这方面寻求新的突破。我对此非常期望,希望年青学者能够去超越,历史已把这副重担放在他们的肩上。 

  第二超越,在开放上要实现超越。1984年莫干山我被分在开放组,讨论的主题是引进外资、举办特区开发区等,这还是研究中国自己怎么样搞成一个外向型的经济社会。现在需要开阔视野,要有质的提升。 

  中国过去在世界上并未处于先进位置,现在我们要站在世界的前沿。因此要研究在21世纪的新时代,中国怎么样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如何尽到大国责任,如何和其他国家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要有这种全球视野,这种包容天下的胸怀。 

  第三个超越是在发展方面实现超越。那时候讲发展还只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重点也只是讲经济增长,就是GDP挂帅,这是一种严重的“物本主义”思想。那么,今天讲发展不仅要讲经济发展,更要讲人的发展,用马克思原话来说,“是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有媒体在引用时漏掉了“自由的”三个字。其实最可宝贵的是“自由的发展”,这是新社会的本质。 

  现在看,老莫干山会议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主要是解决经济问题,在人文关怀方面有历史性的欠缺,我对此也感到歉疚,年轻的朋友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超越。 

  第四个超越,在对待文明方面有所超越。文明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更重要的,文明是要交融的、包容的。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考虑,一定要从“文明一元”和“文明隔阂”走向多元文明交融和文明包容。我去年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主张“文明包容”。 

  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要研究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怎样交融,怎样包容。当年莫干山还没有这种思维,这个“题”在21世纪必须要“破”,否则中国很难站在世界的前沿。 

  包容性改革 

  《中国民商》:您提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要有新思维,并出版新著《包容性改革论》,引起国内思想界的高度关注,它的核心是什么? 

  常修泽:“包容性改革”有三个要义:包容性思想、包容性体制、包容性运作。“包容性改革”,从根本上说是把人类“天光”和中国“地气”结合起来,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一致的。 

  下一个30年,历史赋予我们中国的,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五环一体”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五个环的中心分别在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和谐化、价值先进化、生态文明化。 

  要结合新阶段、新情况,探讨创新各“环”的“包容性体制”:经济改革,建立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政治改革,建立符合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政治体制;社会改革,建立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文化改革,建立多元文明交融的文化体制;生态领域改革,建立以“天地人产权”为基础的环资体制。 

  寻求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首先应包容市场经济。中国现在有两个“苦于”,一苦于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二苦于市场经济之不发达。 

  我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指出,中国要经济市场化,但要防止“权贵”;要实现社会公正,但要防止“民粹”。我觉得,现在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一是“权贵”,二是“民粹”,无论是“权贵”还是“民粹”,对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都是不利的。 

  我前些年到拉美国家考察,感悟到,“权贵”、“民粹”这两者现象是互为依存、恶性互动的:上面越“权贵”,社会越“民粹”;社会越“民粹”,上面越“权贵”,甚至可能会集权。比较而言,中国当前主要是防止“权贵”问题。 

  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利益大调整的历史时期。不管你是否承认,中国社会已开始分层(至少雏形已出现),甚至有逐步固化趋势(中低收入者难以向上流动)。分层与固化,已成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事件爆发的内在因素。在此情况下,为避免社会严重分裂状态,寻求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低阶层)的共生共存共富之路,就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需要的不是虚幻的、高调的“社会美妙”理论,而是实在的、大家都有活路的“社会共生”理论,具体三句话;“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总之,社会各界都有奔头。 

  “包容性改革”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共识,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改革力量。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但并不意味着改革就是“我死你活”。改革本身可以成为各阶层、各群体互利共赢的成长过程,可以成为包容、容纳、宽容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过程。 

来源:《中国民商》2014年第十、十一期(合刊) [关闭] [收藏] [打印]

我也来评论 文明上网,理性发言!   查看所有评论
© 中国改革论坛网 版权所有 不得转载 琼ICP备10200862号 主办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建议用IE5.5以上版本浏览 技术支持: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Design by Ciya Inter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