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南沙要杀出一条血路”

  时间:2015-04-29

  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做客广东自贸区大讲坛 寄语自贸区南沙片区走在中国体制改革前列

   

  常修泽

  25日,广东自贸试验区挂牌后的第一个周末,一场以自贸试验区为主题的大讲坛在南沙举行。这是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等单位在南沙举办的首期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讲坛。

  讲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修泽以《自贸试验区:开放倒逼“五环式”改革》为题作了专题报告;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印州,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也分别就广东自贸试验区以及南沙等片区的发展路径提出建议和意见。

  讲坛结束,常修泽接受南方日报专访。在他看来,自贸区的开放将倒逼中国的“五环式”改革——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改革。谈及自贸试验区南沙片区,常修泽希望南沙要走在中国体制改革的前列:像当年深圳一样,“杀出一条血路来”。

  同时,常修泽建议南沙重点发展服务贸易,发挥好商品集散功能,成为进口、出口两个扇面的结合点,成为“折扇的轴”。

  谈自贸区

  服务贸易应重点发展

  南方日报:来到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常修泽:60平方公里的南沙自贸区,有四点让我印象深刻。首先,就地理位置而言,南沙是珠三角的地理中心。这里有个小故事,我询问从哪个机场去南沙更方便,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还是珠海机场?结果被告知三个机场的距离差不多,可见南沙处在中心位置。

  其次,南沙有深水大港、深水码头。再次,与其他片区不同,南沙空间广阔,土地资源丰富,尤其是龙穴岛。最后,南沙拥有体制创新优势,称得上“特区中的特区”。

  南方日报:对于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战略,您有着怎么样的思考?

  常修泽:如果大家仔细研究自贸区的牌子,可以发现上面有玄机。如牌所示,自贸区的战略基点应落在“中国”和“试验”上。

  “中国”二字代表自贸区不仅是地方发展战略,更是国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试验”则是重在先行先试、制度创新。外商投资法等三部现行法律法规在自贸区暂时冻结三年,三年后自贸区试验成功,则法律条文改,反之则将法律从“冰箱”中拿出来,继续实行。

  在我看来,自贸区的发展重点便是打造服务贸易自由化。

  南方日报:在服务贸易方面,南沙如何能有更大作为?

  常修泽:据我所知,自贸区是南沙的第六张牌,在此之前还有五张牌:第一,南沙曾经纳入国家战略区,第二张牌是开发区,第三张牌是高新区,第四张牌是保税区,第五张牌是CEPA示范区。现在要做的,就是将六张牌连贯起来。

  而与前五张牌相比,自贸区更具吸引力的是服务贸易自由化。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整个国家将进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新阶段,2014年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第二产业占GDP比重42.6%,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则达到48.2%,继2013年之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再次超过第二产业。据我保守估计,到2017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会超过50%,成为服务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因此,自贸区要更多考虑服务贸易的发展,国外境外的服务怎么卖给我,我的服务怎么卖给他。比如,香港的人才优势,会计师、律师、建筑师、资产评估师等;而我们也有很多优质的服务,如医疗健康、中药、中医服务等。

  如何发展服务产业?南沙可以关注五个方面:一是航运服务,二是金融服务,三是物流服务,四是技术服务,五是商务服务。

  谈改革

  改革需要“袁庚式人物”

  南方日报:1978年12月至今,中国经历了36年的改革开放。那么,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意味着什么?

  常修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出现了三波“开放倒逼改革”浪潮,当下所面临的是第四波。

  第一波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既为中国发展带来了资金、技术与先进的经验,也带来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4年我在深圳调查中,发现一个非常有突破性的地方就是蛇口。它是中国第一个搞商品经济的小块区域。我说它是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第一个试管婴儿,对我的启发很大。于是我写了论文《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提交1984年10月“全国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给中共中央献策。后来“莫干山会议”成为改革的历史性事件。

  深圳特别是蛇口宝贵的不仅是“三天盖下一层楼”的发展速度,主要是为中国开创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和“袁庚式改革”的探索中,深圳特别是蛇口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土地管理体制、外汇管理体制、国有企业股份制等诸多重大改革措施。广东应该为此自豪。

  第二波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此次的先行者从华南的深圳变成了华东的上海。浦东新区率先开始培育证券、期货、产权等要素市场,开启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大胆探索,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三波则始于21世纪初。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开始与世贸组织的规则相衔接,并由此开启了诸多领域的改革,仅法律法规就废止、修改和制订了数千条之多。借着入世的东风,中国加强了以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市场开发开放力度。

  第四波开放则在当下,自贸区的发展,给了中国一种全新的接触世界的方式。

  今年2月,我出席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2015欧洲思想实验室年会。在讨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中国扮演何种角色?》中深感,由东南亚国家发起、美国主导的TPP对中国而言有着尖锐的挑战。政府中立化、国企实行国民待遇、劳工关系、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等话题形成了一道道坎。

  所以我们选择局部的地区来试验。对于自贸区的开拓,需要“袁庚式”的改革人物。我希望南沙走在中国体制改革的前列,“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南方日报:国务院多次指出,自贸区不是税收洼地,也不是政策洼地,而是“改革高地”。在您看来,自贸区将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哪些影响?

  常修泽:自贸区这块“巨石”投到水中,将激起三个“涟漪圈”,倒逼中国的“五环式”改革——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改革。

  直接涟漪圈便是倒逼外资外贸领域改革,实现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其中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包括转口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以及外资业务的管制放开和随之而来的服务技术的引进等,以此推动“五流”(商流、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集合型的开放和发展。服务业发展规划有两条思路,一是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物流、技术等;二是生活性服务业,如商贸、旅游等。南沙与前海未来应以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主牌。

  第二个涟漪圈则是倒逼整个经济领域改革,此处,“五环式”改革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得以展现。

  其中有几场“好戏”,头炮便是国企改革。核心是取消某些不合理的扶持性做法,真正做到“两平一同”,即: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其次是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推动预算体制创新,同时形成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税收体制。我昨天看了南沙保税区,过去边境线和海关线是一条线,入境要交关税,实行“保税区”的最大亮点就是海关线后撤,形成“境内关外”区域。

  最后是金融体制改革。这是自贸区制度创新的亮点之一。核心是把自贸区办成金融创新试验区,包括先行先试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实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试点等金融创新;在区内实现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探索境内离岸金融业务等。

  第三个涟漪圈是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带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的“五环式”改革。

  例如,政府自身体制改革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过多采取行政许可、审批制度,很大程度上导致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清。按照自贸区新的规则,应遵循“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并暂停实施某些法律法规。而这些都将倒逼政府改革,推动其由“管制型政府”向“中立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转变。

  此外,在自贸区范围内,随着新规则的实行、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愈加频繁,势必会出现多样化价值理念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在这种新格局下,能否由“文明隔阂”走向多元基础上的“文明交融”,避免文明的冲突和碰撞,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谈“一带一路”战略

  南沙要发挥商品集散功能

  南方日报:今年,我国公布了“一带一路”行动方案。近期,“一带一路”大战略又率先在巴基斯坦启动。您认为,这是出于哪些考虑?

  常修泽:十天前,我出席了“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国际研讨会,并主持了瓜达尔港建设专题讨论。“一带一路”作为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加强了中国与亚欧非沿线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各国间的互利合作迈上了新的高度。

  27年前,即1988年,我曾经提出“四沿”开放战略,即沿海、沿长江、沿边境、沿重要铁路干线(包括沿丝绸之路)向外发展,新华社《瞭望》周刊1988年5月26日作过专题报道,称“四沿”开放战略对当时的沿海开放战略“提出了重要补充和修正意见”。27年后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我感到十分欣慰。

  “一带一路”涉及到60多个国家,作为连接中国与众多邻国的一个重要纽带,起步点至关重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提出了“中巴经济走廊”的构想,为什么起步点会选择巴基斯坦?

  第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铁关系”。好比盖社区建筑群,我们得先盖个“样板间”,巴基斯坦就是“样板间”,所以当然要找关系好的。

  第二,两国领土接壤,巴基斯坦的东北面可通往中国的新疆,是“一带一路”上和中国距离最近的国家之一。

  第三,巴基斯坦对两国都有战略价值。巴基斯坦积极反恐,巴方培养了1.2万个战士来保卫“一带一路”这条“战线”。同时,我国超过50%的原油依赖进口,主要来源中东,如果在瓜达尔港建立一个支点,伊朗的油就在距离一百公里左右的不远处,通过巴基斯坦管道运到新疆喀什,降低了运输风险。由此可见,巴基斯坦对我国“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来说,至关重要。

  南方日报:在“一带一路”和自贸试验区两大国家战略之下,广州提出建设国际航运中心,而南沙是其中的主力军。您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关键要解决什么?

  常修泽:要成为国际航运中心,首先要解决码头和港口问题,要有充足的码头岸线、泊位岸线,深度长度都要有,我看南沙龙穴岛的潜力就很大。

  第二,要有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南沙要充分发挥商品集散的功能,一定要有货物可以出口,货物的产地不一定是南沙,还可以是广州、中山、佛山;相对应的,海外的货物也可集中在南沙,由这进口。由此形成进口和出口的两个扇面,南沙则是两个扇面的结合部、折扇的轴,国内的产品通过这个点发散出去,进口的东西同样通过南沙到国内来。

  第三,口岸的便利化。边检、海事、海关、港务等几个涉及航运的、与口岸相关的部门,都要有便利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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