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以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抓手,启动改革

——在中改院“增长•转型•改革”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作者:曹远征  时间:2013-08-26

  [编者按:]2013年8月1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京召开题为“增长•转型•改革”改革形势分析会。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林兆木,及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机构的官员、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院长主持。

  会议重点就当前经济形势、经济转型相关问题及改革的重点任务等进行了讨论。以下是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的发言实录:

  中国经济正在告别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这是中国经济趋势性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粗粗看来,有四个因素变化非常明显。第一,世界经济的“去杠杆化”进程还在持续,这意味着世界经济会长期低迷,中国出口导向性经济不仅长远不可持续,而且现实也不可维持。中小企业,尤其是出口型民营中小企业频频发生倒闭,预示了这一点。

  第二,农村劳动力富裕程度是大大减少,中国低成本制造业优势受到挑战。农民工工资在过去五年当中平均增长20%左右,现在所有工业部门工资成本成为最大的压力,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也体现在技术密集型企业。这预示着过去单纯劳动力投入这个模式很难走下去。

  第三,中国人口正在发生变化,抚养比再次上升,意味着储蓄率下降。过去高储蓄率推动高投资也不能持续了。现在看到的地方债务问题,以及6月份出现的所谓钱荒问题,从宏观经济角度观察,就是迹象。

  第四,跟过去三十年相比,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凸显。这点无须多说,今年春季北京的雾霾就说明了环境恶化的严重性。

  上述四个趋势性因素的变化使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开始下台阶。这大致如同亚洲其他出口导向型国家,如日本1973年后和韩国1998年后的情形。

  但是如果你更深一步看的话,中国经济又和当时的日本、韩国不一样。当时的日本、韩国城镇化率在70%以上,而中国去年只有52%,理论上中国经济不应该减速,至少不应该大幅减速。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没有形成支持城镇化的体制机制,从而在城镇化率还不太高的情况下,经济出现了大幅下滑。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十分重要,并且迫切。如果要形成一个支持城镇化的体制,看来还不仅仅是经济体制问题,还包括社会体制、包括政治体制。从市场上来看,习总书记武汉会议上的那六条,是不是三中全会的基本框架?换言之,现在上上下下都意识到一个迫切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改革来创造一个支持发展的体制机制。中国经济尽管不可能回到两位数,但能不能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持续,即在新台阶上站住,取决于能否建立起一个支持城镇化的体制机制。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从增长来看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认为在“十二五”期间的这一轮改革,如果要建立一个支持城镇化的体制,核心在两个方向:一是经济方面应该基本完成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强调一下是完成,而不是理顺。核心是资源价格和利率汇率的市场化。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目前社会矛盾暴露,社会的正义公平性显得非常突出,财政上的基本公共服务要求越来越迫切。这两个方向结合起来就是一件事,即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核心是财税体制改革。去年我们就曾提出十二项改革措施,重点也在此。重新确定政府的事权,重新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十分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谈到的很多问题,地方融资平台问题,房地产问题,也包括什么腐败问题,都是事权不清,从而财权不清的财税体制问题。

  所以从事权的角度重新来建立财税体制是关键,政府职能转变和与之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是核心。这也是中改院一直强调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在需要深化,细化,操作化。

  总之,我们一个基本看法是以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抓手,启动改革,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体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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