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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城市化改革思维

  时间:2012-11-26

  改革的核心是调整劳资关系

  搜狐财经:大家都在谈论改革,您认为当务之急,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

  党国英:我强调的改革是三个方面:第一,调整劳资关系。第二,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三,调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但是,我把劳资关系调整放在第一位,因为它是一个抓手,我不赞成政治上激进的改革。

  搜狐财经:作为农村问题研究者,您之前提出过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是农业现代化,这是下一步农村改革的突破口?

  党国英:农业现代化主要是规模化。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市场化“三化”本身有内在的动力,要保证“三化”协调发展。我想着重强调劳资关系,主要是“三化”过程当中,涉及到资源大转移。什么大转移呢?就是劳动力和人口的转移。十八大报告有一个新的说法,叫农业转移人口,不是以前农民工的叫法了。这个转移现在有很大的困难,就是所谓转的不稳定,工资水平上不去,买不了房,不能在城市定居,这叫半城市化。这样的话,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水平非常关键,这就回到了劳资关系问题,也就是城市的劳动市场问题。

  城市的劳动市场问题的难处就是工资水平低,是市场自身因劳动力供求关系造成的工资上升的压力不够,压力不够就得调整劳资关系。调整的办法是改变供需比例,劳动力需求减少对劳动的供应,减少劳动的供应是指的劳动时间。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调整劳资关系,通过缩短劳动时间,把劳动强度降到合理水平。每个人劳动时间压低了,企业要满足它的生产需要,就要多雇佣工人。调整劳资关系,通过市场的压力,而不是通过政府一般的号召,把工资水平提高以后,农业转移人口收入水平就上去了。这就使得城市对农村人口吸引力度增大,自然而然的就加快了转移速度,使得转移人口能够在城市稳定下来。最终“三化”就会协调发展,农业现代化农业要转移,城市化本身要提高城市化率,工业化需要稳定的劳动力。所以,要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定居问题,融入城市的问题。

  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就业机会

  搜狐财经:减少劳动时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不是形同虚设,比如美国经济低迷,为什么不会考虑减少劳动时间来解决失业问题?

  党国英: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劳动时间已经不高,欧洲一般是35小时。再加上各种假期,欧洲有很多领域一年就是200来个工作日。老百姓要休息,因为收入高到一定程度以后,劳动工艺有一个缺陷问题。西方人甚至还建议,工作时间降低到每周30小时。我倒觉得美国先要增加产业投资,降低劳动成本。西方汽车工人制造业和大学老师收入差不多,工会的压力太大,造成劳动成本比较高。

  搜狐财经:劳动力减少工作时间,但是劳动力报酬低,职工要养活家庭,只有多干活才能增收。问题是谁会去增加报酬,而且会不会导致没有竞争,没有竞争怎么会增加工资呢?

  党国英:用马克思的话说,劳动力劳动时间越长,反倒工资水平越上不去。因为你劳动时间长,你一个人顶两个,老板就说不需要新的劳动力。没有就业,不容易找到工作岗位,劳动力就会接受低工资。这样造成劳动力供应适度紧张,就会迫使企业来提高工资,不提高工资就招不到工人。当然,人们还会提出这样的疑惑,认为产业的成本增加了。产业成本增加了,出口出不去。我认为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正是要解决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也不是靠政府的号召,也要靠经济内在动力。因为工资水平上升,迫使企业要用机械设备来替代工人,这样装备工业就发展起来了,整个产业结构水平就提高了。所以,调整劳资关系造成工资水平上升的压力,迫使资本家增加投资。

  所谓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的压力,有一个暂时的办法,就是迫使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国外,这正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国家真正要建立所谓的全面小康社会,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时候,要达到富裕、富强、繁荣的国家,这要靠什么呢?靠大家劳动效率的提高,靠人均资本装备水平的提高。没有这个压力谁愿意投资,劳动力廉价就没有人愿意投资。有了装备水平的提高,劳动效率就上升了,大家财富就增加了。所以,通过调整劳资关系会引起一系列良好的循环。

  但是,也会引起短暂的麻烦,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长期看必须转移,靠劳动密集型为核心基础的国家,就不是一个富裕国家。所有的富裕国家都不是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就是要让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南亚或非洲。我们要发展的就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通过劳资关系转移形成一个内在的压力。

  推动大部制给地方放权

  搜狐财经:在您看来,如何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党国英:在地方政府怨气太重,管理也存在一定问题,所以要着手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包括土地等重大的要素,在我看来都是分工不明确。十八大强调要依法治国,要建立法制社会。首先就是要规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要法制化,不能太随意。下一步中央或可尝试搞机构改革,进一步推动大部制,逐步放权,给地方放权。但有的省份太大,又会产生新的问题。有一个办法就是增加新的区域规划,比如说深圳和东莞合并尝试直辖。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多增加行政区,把地方势力减弱,减弱以后就可以大胆放权,就不存在朱镕基为了税收问题亲自跑广东。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主要是搞民主。我赞成中央这方面的部署,要渐进。比如从党内民主开始,但我不同意从基层民主开始,我倒觉得可以从中央开始。党内民主可以从下到上,但全社会的民主要从上至下。为了着手降低政治改革的风险,要把权力还给社会,还给老百姓,公共机构要放权。

  要保护耕地也要城市化

  搜狐财经:您之前谈土地改革称,可以不要集体经济但要集体产权。现在成都开始尝试确权,下一步是流转的问题,您认为土地改革应该如何推进?

  党国英:2008年中央提出土地改革的框架是“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这个方向是对的。主要是前面八个字,“明确产权,用途管理”。实际上说的是两个方面:第一,要搞产权改革。实际上产权改革简单说不该搞公有制的地方,要把公有制做虚,这就是我说的农村领域要集体产权不要集体经济。集体产权这个东西古代就有,一个社区的道路是集体的,那会儿不叫集体的,但起码是共有的。但是,经济领域就不要搞集体所有制。第二,全国要改进国土资源配置。要优化国土资源配置,耕地保护也就成了问题。我们既要保护耕地,又要促进城市化,而且还要让全国人民住的更好,房价也要下跌。耕地保护我主张要设立农业保护区,农业保护区中不准搞非农产业,已经搞的逐步退。这样以来,是不是就没有土地搞城市建设,没有土地改善住房。问题不是这样,实际上现有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不高。譬如北京的郊区土地,各种有关系的企业,以及政府事业单位圈地都是有山有水的。公地挤压私地,挤压老百姓住宅建设用地,这是全国性的问题。

  搜狐财经:明确宣布不搞土地公有制,意识形态就有一系列的麻烦,怎么样回避这个问题?

  党国英:回避的办法就是承保权给永久化,永久化就是自己的。在微观层次,主要还是要推动明晰产权。所谓做虚所有权,做实使用权,阻力在地方。地方觉得把使用权、承保权永久化后,将来征地比较麻烦。因为,地方廉价获得农民土地困难就大了。但是,中央的改革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不让地方随便能剥夺农民土地。

  回到公共领域,具体讲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用途管理就是要解决规划的问题,解决用途的农地不能乱转用。这实际上牵扯规划领土性问题,因为过去规划没有法律效力。我提出规划要解决法制化的问题,而法制化要成立的话,必须解决民主化的问题,你不能由市长书记定规划。现实情况是,换一个领导规划就变。一定要解决规划的法制化,规划要变成地方法规。

  全国150亿亩的土地,50亿亩适合人类居住,我们就拿出20亿亩来做农业保护区,剩下30亿亩去掉河流、公共道路用地。按照官方数据城市占的1亿亩都不到,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特别农村建设用地置换,通过增减挂钩,通过新农村建设,通过有序自愿前提之下撤并村庄,完全可以解决城市居民住宅用地的供应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房价就下去了。这样中国老百姓住房水平就提高了,中国就真正变成有中产阶级的国家。我常说,中产阶级不是住在楼房里的。发达国家穷人住楼房,中产阶级住的独栋房子。

  所以,国土要进行大的优化配置,一定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前提之下,制定与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相关的土地利用战略,既保护农地,又增加住宅用地的供应。我们不是没有土地,而是根本有些土地管住不让放,有些无序的圈地在我们看来就是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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