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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敏:打造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 

——中国智库论坛暨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2013年会侧记

作者:胡敏  时间:2013-11-07

  实践证明,中国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才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才能不断提高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才能应对和解决未来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   

  过去35年,中国对外开放取得全球注目的成就,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少有的几个“赢家”之一。面对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今天中国的对外开放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是决定中国能否在21世纪真正实现复兴的重大问题。

  处于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中国著名智库——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前夕在北京召开年会,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财政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和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樊纲、曹远征、贾康、王国刚、周天勇、隆国强、阮宗泽、贺力平、黄平、刘军红等,围绕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面对的机遇和挑战”这样的重要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特殊的时刻、重要的议题,让这次论坛更加令人关注。   

  ·“以开放促改革”成为过去35年经济腾飞的重要经验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唐惠建首先给论坛破题。他说,过去30多年,中国充分利用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境转移与机遇,快速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并有力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以开放促改革”成为中国经济实体迅速腾飞的重要经验。但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经济进入了极度不平衡不稳定时期。当前全球化红利驱动力是否已经消失,中国如何在全球开放的新趋势下化解挑战、获得新的机遇,如何适应新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环境,建立有效地风险防范体系,并通过打造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就成为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对当下中国面临的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做出解读。各方面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的开放举措抱有更多的期待和信心。新一届政府对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改善贸易投资环境采取了切实措施。但如何应对国际经贸形势的新变化、金融监管形势的新变化需要切实把握。

  樊纲认为,我国目前虽然人均GDP已近6600美元,但比起收入最高的挪威人均10万多亿、美国人均5万多亿这样的发达国家来讲,还是水平很低的国家,仍然是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尤其从经济增长的内在质量看,我们的教育水平还很低,比如,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比重占劳动力的64%,我们只有20%多一点。从发展经济学近几十年的重要研究成果来看,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更加取决于从其他国家吸收知识的能力,能从知识的传递中获得真正的以知识为内涵的生产要素。而目前,我们还明显存在这知识的瓶颈和约束。只有进一步对外开放,让更多的知识外溢到我们,才能够实现更快地发展。

  前30多年的对外开放,我们打开了大门,广泛吸收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今天,我们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资本开始 “走出去”,参与到全球经济竞争之中,这实质上是面对新一轮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中国必须适应新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环境,建立对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富有吸引力的体制环境,提高整合国际资源的能力,充分参与国际事务和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并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来促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为此,我们既有更多的机遇,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专家们表示,中国改革时间跨度已达30余年,但中国的改革任务还远未完成。当前深化中国改革遇到了观念形态和利益壁垒的强大阻力。尤其前期改革的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已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无法固守已有的发展经验孤立发展,必须将自己更深地融入全球化中,才能成为全球规则的制定者或者参与者,乃至于成为全球治理的领导者,从而在全球化的国家竞争中胜出。

  专家们一致认为,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开放竞争阶段,只有坚持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才能应对和解决未来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通过深度的对外开放与国际经济规则对接,才能将其转化为新的增长动力,获取新的全球化红利。这就是今天我们讨论“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意义所在。   

  ·新的全球化红利推进中国再一轮对外开放进入第二季   

  专家们一致认为,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给中国又一次带来了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中国的新一轮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了第二季。

  国务院发展中心办公厅主任隆国强研究员从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结构出现的巨大变革阐述了这个难得的机遇。隆国强从“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他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普遍陷入了困境,中国经济则一枝独秀,尽管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也在减速,但是经济增长的未来前景毫无疑问还是全世界最富吸引力的。我国已经从过去有利于加工贸易扩张的机遇转变成了现在有利于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来加速中国转型升级的机遇。从“引进来”的角度看,跨国公司纷纷将研发基地和总部经济转移到中国来,同时大量人才回归国内,这就形成了中国新的比较优势,从而得以引进更多高端的产业活动。而从“走出去”的角度来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世界格局又为中国企业低成本开展海外并购提供了机遇,海外并购使得中国企业能够在很短时间内、以较低的国际拓展成本获取更多的先进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品牌、国际销售渠道;同时,过去二三十年国内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培育出来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制造能力,已经具备了国际竞争力,一方面这可以为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过程提供新建基础设施产业支持,一方面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提供大量的装备制造技术,像用中国的高铁技术换取泰国的大米就是一个最形象的写照。而新兴经济体正在出现的对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态势也将加速中国产品和技术出口结构的升级。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韩锋副院长从中国和与东南亚的关系的变化分析了这一机遇所在。他说,进一个时期新一届政府领导人密集地对这个地区进行访问,提出要从“黄金十年”迈向“钻石十年”,形成地区命运共同体。这就勾勒出了一个中国与周边国家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经过我们近几十年的努力,这个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由被动保障和利用转到主动营造和互惠这样一个基本格局,从中国和东盟建立全天候关系以来贸易额从60亿美元增长到去年超过4000亿,从“中国-东盟”双方达成的官方的协议还要在2020年达到1万亿美元,这个市场将无比广阔。下一步,中国与东盟关系就是要进一步迈向制度化建设,全面拓展与这一地区的自贸区合作宽度和产业技术合作深度,包括服务贸易、基础设施、投资、互联互通、市场开发等等。中国在通过地区化实行国际化的进程中,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包容,不断增强地区的共同身份和地区意识,促进互信互惠和互联互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阮宗泽副所长在演讲中则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全球化,也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但实际上也是由于中国的加入财进一步助推了全球化进程,全球化的合法性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就此也有了全面提高。他说,随着国际秩序的重组和世界权力和财富结构的变化,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了第二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解决世界遇到的难题,从8国集团到20国集团再到G2概念的提出,不仅打破了原有的世界利益固化和美国的“单极时刻”,也为中国可以进一步融入到全球化第二季浪潮并发挥重要作用创造了历史性机遇。现在中国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减少崛起的成本和来自国际的阻力,要首先把中国发展的红利向周边扩散,进而把自己的利益诉求国际化,从而巩固或强化中国崛起的地缘依托。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真正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阮宗泽提出,从更深一层次的开放来说,要抓住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打造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除了继续开放商品市场,与世界经济规则对接外,下一步中国开放的目标,就是要向世界贡献中国的智慧,贡献中国的方案,贡献中国的思想。而只有这种开放才能进一步把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的发展转化成一种国际制度的力量,转化成一种道德的力量。   

  ·切实认清中国自由贸易区试验和服务业开放的新挑战   

  今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它作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中的先行者”,将具有怎样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对于中国改革的历史和未来大势究竟将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目前还有着不同的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朱文晖也有着不同的认识。

  王国刚认为,如果上海自贸区仍然是走过去各种改革试验区、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园区等已经走过的路,无非是让中国那么多的特区、试验区再多增加一个,无关改革大局。但事实上,上海自贸区要能够在全国具有可复制性、可推广性,就不是在一个区域争取点优惠政策,而必须在制度层面进行全方位改革,要全力展开制度创新。上海自贸区应该以解放思想为先,切实面对负面清单问题,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和金融根植于实体经济的问题。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从目前各方关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等更高标准的开放规则谈到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启动。他说,虽然中国与多个国家进行的自贸区谈判,标志着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正在展开,但在深入研究BIT条款内容后发现,我们要在今后的贸易纠纷角逐中,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高端谈判人才的准备。他说,根据其他国家发展自贸区的经验,政府职能如果没有切实转变,还是按照目前的管理方式来管理自贸区的大小事务,势必会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所要求的政府监管方式形成尖锐冲突。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国际贸易的最新规则,它强调“政府不能做什么”,并赋予外商更大的投资空间和自由度,中国要在自贸区内与国际贸易最新规则接轨,就需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要求来改造自己的监管方式,使政府的管理水平之相适应。今后我们不能再用中国特色做借口了。

  曹远征指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开始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跨国投资。目前中国已成为第九大结算国。人民币结算占跨境投资的14%。人民币要成为世界货币,必须建立上海自贸区。以上海与香港比,香港每年结算的人民币数额是几万亿,上海只有几千亿。所以要在上海做文章。上海自贸区的核心含义还是在岸和离岸间假设一个桥梁,这样一个发展将对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贾康则认为,成立上海自贸区的重大战略意义值得充分肯定,中国的改革走了30多年之后进入深水区,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全面改革取向要有一些实质性进展的具体安排,有两大视角,一个是顶层规划,另一个是鼓励先行先试。中国进行了四轮开放,第一轮以深圳为代表,第二轮以90年代浦东为代表,第三轮是世纪之交的入世,现在是第四轮。上海自贸区其实是以自贸区的形式,以开放逼改革,是为中国接下来的全面再改革承担探路的使命,这也是中央和李克强总理力推自贸区的初衷。

  从已经公布的上海自贸区方案来看,方案涉及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扩大服务业开放、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构筑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系、推动贸易转型升级、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完善法制保障、创新监管服务模式等十几个方面,主要围绕转变政府职能,探索推动行政审批改革,推动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创新投资管理模式展开。

  专家们对此表示,上海自贸区要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样的政策目标不是通过建立一个新的政策特区可以实现的。相反必须最大程度减少政府行政审批,使传统政府事前审批的思维向过程服务和事后监管转变,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能力。还要加快能源资源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改革和完善国企产权和法人治理结构,使各类企业都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竞争,以及进一步健全立法强化执法,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安全和环境标准,等等。

  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就是中国未来要推进的全面改革,它虽然是从一个新的实验区开始,但却延及到中国当下最深层次的改革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就是改革,进一步开放就将大大推动中国新一步全面改革。

  这恰恰也是这个应时性智库论坛的智慧所在。(国家行政学院 胡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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