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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问策:知名经济学者纵论中国改革新时代

——三中全会前瞻

  时间:2013-10-21

   2013年10月19日,清华经管学院伟伦楼报告厅,人头攒动,座无虚席。这里正在举行一场聚焦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前瞻未来中国改革图景的高层次头脑峰会。这也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今年举行的第17场报告会。在京知名经济学者李稻葵、郑新立、陈东琪、陈全生、金灿荣、黄益平、杨燕绥、雷鼎鸣、袁钢明等悉数到场。学者们就如何看待正在经历深刻转型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如何推动转方式调结构、打造中国经济2.0版,如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如何应对复杂世界格局下新型大国关系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研判形势、解疑释惑、指点迷津、回应关切。   

 

  11月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党和政府、经济学界在向改革要红利上已经凝聚共识。上海自贸区、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养老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深化改革措施或已推出执行或在紧锣密鼓筹备。社会各界一致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系统性地指明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打造新形势下的中国经济升级版。就在此刻,具有影响力和战略眼光的学术精英、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能聚集一堂,就相关重大问题和热点话题共同探讨,碰撞思想火花,分析问题脉络,提出战略选择与政策建议,意义非凡。  

  ·究竟如何研判处于下行态势的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主持报告会,他在开场时直接破题,指出这次论坛着重探讨中国需要怎样的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改革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未来走向。他指出,改革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要解决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讨论改革问题,必须从当前的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入手。 

  那么当前中国经济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为7.7%,经济运行态势显示初步企稳,但中国经济增长显然已跌入两位数以下的“慢增长”时代。 

  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教授、曾一直在英国巴克莱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黄益平教授先接棒回应。英国巴克莱银行因首推“李克强经济学”这样一个专门词汇今年走红在国内,因此黄教授的观点也让人关注。黄益平教授说,中国增长模式有很突出的特点:一是此前增长速度很快,一是结构失衡严重。他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得以快速迅速,是依靠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大量资源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人均GDP从1980年的200美元增长到现在的6000多美元,我国已进入一个中等收入阶段,但却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过去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了,现在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源泉,这就要靠创新和产业升级。 

  国务院参事、曾长期在国务院研究室长期工作的陈全生认为,结构调整无疑是当前最大的现实。他比喻说,碳元素就是一个碳元素,结构不同则一个是石墨、一个是金刚石。结构调整就是将石墨变成金刚石。调结构、转方式就是从过去单纯追求速度转变成现在要追求经济质量和效益,三中全会后,结构调整依然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袁钢明则从以投资率来审视当前中国经济下滑的态势。他提出问题:面对中国进入“低增长”时代,是继续加大国家投资力度、还是想办法降低投资率实现结构调整型的经济增长?这值得认真考量。香港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雷鼎鸣教授则认为,要关注的不在于投资规模多大,而在于投资什么方向。他说,如果中国全要素增长率在下降,投资效率很低,这样的投资只能是浪费社会资源。 

  中国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对经济下滑不无担忧。他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与十八大提出“双倍增”目标相背离。按照“双倍增”要求,到2020年GDP总量增长要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也要比2010年翻一番。第一个翻番容易做到,难的是第二个翻番。根据前35年数据,经济增长速度年均9.9%,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长速度是7.4%,也就是说,用9.9%的经济增长才保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7.4%增长,两者相差2.5个百分点。那么后十年我们要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翻一番,GDP增长速度至少要比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一个百分点以上。就此看,如果今后十年经济增长速度是7%到7.5%,那么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任务就可能实现不了。因此,他指出,这一两年时间内速度低一点,可以加快结构调整、积蓄力量。但此后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要保持8%以上的速度,后八年要通过高于8%的速度把低速度找回来。 

  显然,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就是一个很大挑战,怎么办呢?郑新立认为,回到过去那种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来实现高增长的老路走不通,办法只能是通过改革改变传统的老路。 

  郑新立为此提出三个思路:一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通过提高居民消费率,让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快一些,发挥消费助推经济增长的作用。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只有34%,美国是72%,未来提高10到15个百分点是有可能的。二是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改善管理来推动增长,而不是依靠物质资源消耗来实现高增长。要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通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带动产业升级。三是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高增长。他说,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是共享型公共产品,要找到价值补偿办法并形成机制。他说,其实通过吸引社会资金投资环境治理同样可以产生利润,可以增加GDP和就业,需要改革生态体制,把环境治理作为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挑战激发改革,改革释放潜力。郑新立也乐观指出,根据国际经验,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经济增长速度才明显下降,在这之前都属于快速增长期,而我们现在人均GDP才6000美元。差距就是潜力,加快改革可以释放这个潜力,实现“双倍增”目标。 

  ·如何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以有效改革推动经济增长 

  那么,中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有哪些大的改革举措值得期待呢? 

  郑新立指出,三中全会很快要开了,会议之后改革效应很快就会发挥出来。新一轮改革将会释放六大潜力,即分配制度改革释放消费的潜力、城乡管理体制改革释放劳动力供给的潜力、税收体制改革释放第三产业发展的潜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释放创新的潜力、金融体制改革释放资本的潜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土地供给的潜力。他相信,这六大潜力发挥出来足以改变我国经济下行态势,最终回到平稳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 

  他还具体解释道,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就是要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与此同时,还要缩小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特别是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他说,只有充分竞争,才能使各个行业都能获得大体平均的资金利润率和大体平等的收入。 

  黄益平提出,改革重点放在金融领域是恰如其分的。过去30多年一直是从居民向企业收入再分配过程。所有的扭曲里最严重的就是资金成本和资本市场的扭曲。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放开金融机构准入,促进金融行业竞争。他指出,现在大银行业是盈利最好的行业,金融领域改革将让只习惯于给大型企业提供贷款业务、坐在家里就赚大钱的它们好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必须寻找新的业务模式。股票市场、固定收益市场发展将迎来一个非常好的未来。 

  把握好改革的政策选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是学者们思考的重点。袁钢明指出,一般认为改革肯定是释放活力的,但短期看也不一定,关键是政策的实施力度和指向。他担心,如果目前行政审批权向地方下放过猛也可能造成一些地方的乱投资,结果反而会引致经济的更大收缩,比如目前许多地方为了保经济增长,不断上马高铁、地铁、城铁建设等大项目,就有可能走向愿望的反面。他还提出,改革政策的推出需要考量经济周期波段,如果经济周期处于高位,改革释放的效力可能不足以补偿经济周期的下降。但目前我国经济周期处在相对低位,改革就能够让经济调整止跌。因此他相信这次改革从金融、实体经济、外贸等各个领域松绑,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存款市场化、贷款市场化都会释放出改革效率,明后年的经济增长应当好于今年。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提出,关键要推动市场化的改革,要激发市场消费的内在动力,体制放松和周期变量同时重叠就会推动经济产生上升的效应。他举例说,2008、2009年经济大幅下降,政府很着急,投资了四万亿,效果并不好。这次没有靠增量投资,经济也止跌了,这其实就靠市场力量,看自在的消费力量驱动。袁钢明补充说,现在国内消费率太低,跟消费有关的产业,比如说轻纺、食品、饮料、家电都在下滑,没有这些产业的繁荣发展,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而像美国,产业投资如开发生产iphone手机等等,都是跟老百姓密切相关,所以国家要调整思路,发展支持短、近、快,见效果的,不能只看长、远、大产业。要让消费带动起中国经济。 

  以深度开放促进全面改革也是一个重要着力点。最近上海自贸区挂牌引起广泛联想。陈东琪对此解读:自贸区的提出是改革开放走到这一步的结果。自贸区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体制改革示范,它要成为政府和市场关系处理的实验区,还要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平台来推动自贸区走向国际化,这将是一个全域性、高起点的改革,比之前沿海城市改革更具综合性、前沿性、战略性,在推动第三轮改革进程中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看待开放新形势下的经济格局。他说,今年举行了第五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在战略、经济两个轨道都达成了很多协议。现在跟美国谈BIT(双边投资协议),也决定按照美国标准谈BIT。谈成BIT,我们国内大概有500多项法律需要修改,那就相当于跟我们加入WTO差不多。这样美国高端服务业会进来,我们中国的华为、三一重工、中兴受阻肯定要减少一些。事实上这是进一步以开放促进改革,也意味着体制进一步改革,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决策,这对下一步改革和对未来中美关系的相互融合有好处。 

  ·房地产调控与养老制度改革,两个“难啃的硬骨头” 

  在今天的中国改革政策中,房地产调控和养老制度改革,最为百姓关注,也受诟病最多。论坛上,经济专家们也回避不了这两个问题。 

  面对一线城市越调控越涨价的“怪圈”,陈全生提出,关键是要调整调控房地产的思路,房地产调控思路的调整才是最根本的调整。他说,目前出台的所有政策都是买房政策。经济适用房政策、限价房政策,都是买房政策。到华盛顿、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看一看,这些大城市里面30%到40%有住房,60%到70%是租房住。他提出的思路是:允许买房、限制卖房、奖励租房、闲置罚款。允许买房,有钱你就买一百套我也卖你。不限购,但是限卖。打击房地产投机是首先是打击卖。买了以后一年就卖的,原来的差价95%国家收走,85%两年,75%三年,五年卖的55%等等,锁定了投机者就释放了钢需。也可借鉴德国采取的方法,对房屋闲置规定了三条:闲置三年,房产税翻番;闲置五年,政治组织流浪汉入住;闲置七年,收归地方政府所有。 

  陈东琪则提出,调控房地产既要调房子价格,还要调土地价格。而稳定地价这是政府的事情。要把地价管好、中间环节管好。郑新立提出,还是要用增加供给的办法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同时要打破城区、郊区,城市和周边地区的行政分割和市场封锁。 

  雷鼎鸣结合香港房地产市场的经验,指出,房地产现在已经变成中国储值的工具,买房子主要目的变成储值,所以要保证股票市场运作良好,增加合理的投资机会,才有利于人们把投资从房地产转移到企业上投资,这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很重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保专家杨燕绥教授最近因一篇养老制度改革设计方案为媒体热炒,她在谈到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时指出,我国目前是未富先老,养老金缺口很大,我国养老金是“统筹加个人帐户”模式,统筹这块由政府承担,但只是保基本,保障老年人吃饭。但是想改善得靠自己了,不可能老靠财政解决问题。必须多方面筹集养老资金。 

  对于大家关注的延迟退休方案问题,杨燕绥解释说,世界银行课题组曾提供一组数据,西方退休年龄比较早的、年轻的老人(55-65岁)就业参与率相对低。结果年轻人失业率高。但是退休年龄相对晚,年轻老人就业率高,年轻人失业率反倒低。所以说要适度推迟,就带动了年轻老人的消费和购买力,结果也促进了年轻人的就业。这好比自行车两个轮子,前轮就是逐渐提高年轻老人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让他多做一点工作;另一个轮子是消费能力、需求都大了,带动另外一个就业能力上来。 

  ………… 

  有限的论坛时间,谈不完的热点话题,凝聚的都是专家们对中国经济改革未来图景的美好期盼和务实思考。但只要有责任和智慧,我们就能点亮未来。(胡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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