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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春泽答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生伊莎贝拉问

——时间:2016年12月28日; 地点:北京,江春泽家中

  时间:2017-01-25

 

  伊莎贝拉.韦伯(Isabella Weber)英国剑桥大学彼得学院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剑桥奖学金获得者。研究中国改革思想史。她认为中国崛起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忽视的事实。但是英文文献中关于中国改革进程中思想理论争论的研究依然十分有限。伊莎贝拉的博士论文研究旨在填补这项理论空白。

  伊: 江老师,来访问您之前,我从网上尤其是中国改革论坛网站阅读了一些相关文献以及您以下的文章与著作(此处略),如果江老师能对以下的问题给我解释,将对我的研究会有很大帮助。

  第一个问题是,您1990年撰写并上报的内部研究报告与中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有什么关系?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有什么关系?

  江: 20世纪末,世界上最瞩目的重大事件之一是,有大约16亿多人口的原来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先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其中,中国是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转型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逐步向前推进的。在这个进程中,要逐步突破不适应改革开放的传统理论观念,由此,两种不同理论观念的碰撞与争论就是不可避免的。每一次突破都会带来改革开放的新成果,同时,每一次突破都不可避免地还存在历史的局限性。随着实践的发展,局限性的暴露,又开展新的一轮思想理论争论,对传统观念再一次突破,突破以后又带来新的改革开放成果。这个过程是充满曲折反复的。但总的方向是沿着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前进的,所以才有你说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忽视的事实”。

  中国在20世纪末30年内,思想理论界大的争论大约有四次:

  第一次是,1977~1978年关于“两个凡是”与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次争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基本做了结论,即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二次是,80年代初关于中国经济是要坚持计划经济还是可以实行商品经济的争论,这次争论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了结论:即中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第三次是关于中国目前处于什么社会发展阶段的争论,这次争论是1978年两个学者先提出的,曾经有过所谓“阶段风波”,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基本作了结论: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四次是80年代末关于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的争论?有人主张“姓社”就要坚持计划经济,认为搞市场经济就“姓资”。我1990年的报告是在第四次争论的背景下写的。就是80年代以来逐步突破传统观念实行的一些市场取向的改革面临着因“姓资”而停滞甚至倒退的危急关头写的。

  把计划经济视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把市场经济视为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这个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里,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队伍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所以,自苏联上世纪30年代以来以及此后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界或实际工作干部队伍里,凡有市场倾向的观点、主张和做法,都受到批判、反对,甚至要牺牲政治生命,直至肉体生命(如苏联的布哈林,中国的顾准等)。所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一直被视为是关系到方向道路问题的严肃政治问题。

  我1990年报告的作用是为解除关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枷锁,我所作的工作就是把它还原为是一个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争论。鉴于当时的形势和氛围,我并没有明确申明和阐释我自己的观点,而是采用引述100年来西方学者争论的资料性信息,这些信息本身说明早在20世纪初就有西方著名学者主张用计划配置社会资源,有人反对,有人论证和辩护,反对者固然是西方经济学界的泰斗,而论证和辩护的,也都是西方经济学界的名人,他们都是意大利学者、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等,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当时也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不存在颠覆或捍卫社会主义制度问题;而反对用计划配置资源的是英国著名学者,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等。这持久的经济学界大争论本身说明,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不涉及什么严肃的政治问题,但却是重大的经济学命题。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争论了100年而未休止。既然是经济学的重大命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可以而且应当讨论的,不应当套上“方向”“道路”的政治枷锁。

  我1990年写的报告的作用就是“轻化了”这个命题的政治性,解除了套在其上的政治枷锁。我的工作是把“资源配置方式”这个经济学术语第一次引入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决策思维中。记得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南海召开过十一次专家座谈会,有一次会上,总书记问他大学时代的老同学、老班长,说“***,当时我们的老师有没有跟我们讲过‘资源配置方式’”?因为他们是工程技术专业的,当然没有涉及过这个术语。你可以查查,在中共十四大以前的中央文件中,有没有提过“资源配置方式”这个术语,我的印象是没有,都只说“计划与市场”。十四大决议才把计划与市场作为不同的资源配置的方式来看待,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更明确提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方式。

  据后来各方面报道的资料,从时间表来看,我的报告是1990年9月30日交卷的,当天,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以“绝密件”上报中央,很快得到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电话回答,说“材料很好,我已批示印发送中央各领导同志”,并说“我到辽宁出差也带着”。几天后,邓小平找杨尚昆、李鹏谈话,说“说搞点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虽然在1979年接见外宾就说过“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这是内部讲话,没有公开,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个问题争论越来越激烈,在公开出版物中把这句话删了。我猜想,小平同志当时说这句话时是凭他的直觉,但在日益激烈的争论中,如何从理论上原则上说服不同的观点还没有成熟的意见,所以搁置。我的1990年报告,给领导提供了一些资料性的信息,明确说明这不是“姓社与姓资”的分水岭,所以,小平同志明确告诉杨尚昆和李鹏,“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随后,当年春节,邓小平又和上海市领导干部做了内部谈话,解放日报评论部根据邓小平内部谈话的精神连续发了几篇评论,呼吁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前进。但主流舆论仍纠缠“姓社姓资”问题不放,对黄浦平文章猛烈批判。邓小平不得不在巡视南方的谈话中公开明确宣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两个“不等于”给“姓社姓资”这场争论做了铿锵有力的鲜明的结论。从此,中国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中共中央统一了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认识,国家体改委在有关国际组织的支持下,会同政府各有关部门纷纷制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具体方案,中共十四大正式作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此后,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主张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是很多改革者们的共识和努力,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点点微小的工作。我1990年写的内部报告,对于中共高层为向市场经济转型而统一思想认识可能正当其时地起了一点信息资料铺垫的促进作用。

  伊:第二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原来提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何区别?

  江:在统一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认识以后,在市场经济前面要不要加一个“形容词”或者明确说要不要加一个“限制词”又有争论,我就召开过一些专家座谈会,多数人主张不加任何形容词,有的主张加“现代的”、“有宏观调节的”或“社会主义”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加“宏观调节”是画蛇添足,因为它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而加“社会主义”不是又回到“姓社”“姓资”的争论了吗?难道还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区分吗?但是后来,在中央领导斟酌了各种名称之后,还是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称,这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有的学者如于光远也主张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的解释是,它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这样解释,大家也都可以接受。于是,中共十四大就采用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实质性的区别。最本质的区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仍然由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也就是在原来计划经济的总框架下允许采用一些商品、货币因素,或引入一定程度的市场机制。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指导思想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兴起,如奥斯卡.兰格模式,以后在东欧流行的研究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的理论。东欧改革派先驱,如奥塔锡克与布鲁斯的理论核心就是研究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苏联一直受到批判,实践中,从赫鲁晓夫到柯西金的改革,都是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局部地引入市场机制,如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等,效果都不佳。你想想,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计价,那么产品怎么可能在包含了不计价的生产要素的情况下,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呢?但是,在传统观念中,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是不可以突破的。苏联甚至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直到他下台前,始终不敢放弃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

  当然,中国在改革进程中,观念的突破也是逐步的,每一次突破都有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一大突破。因为在那之前,商品生产被视为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本主义的魔鬼,全部经济活动都应当是按计划进行的,因此,能不能搞商品经济也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于原有观念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重大突破。它带来了八十年代中国生产力的大解放,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但它有历史的局限性,商品经济还不是市场经济,只承认产品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要素是商品,而且,没有按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要求来建设一整套体系,还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收收放放,于是,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仍然在“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中循环。这样,才发生了八十年代末关于改革“姓社姓资”的第四次大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建立一整套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体系,比如,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要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安全阀即全民社会保障体系,要按市场经济规则以及公司治理制度改革企业管理制度,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安排财政税收体制,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等等。

  伊:第三个问题是,奥塔 锡克和布鲁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来华演讲起了什么作用?

  江:对中国积极投身改革的学界和从事改革的干部队伍起了关于市场化改革的启蒙作用。

  伊:第四个问题是,米塞斯、哈耶克的理论对中国改革有没有作用?

  江:没有直接的作用。但是,他们关于计划经济的弊端的揭示及其不可行的预判,对于搞研究的学者是有启示的,是起了借鉴与参考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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