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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上)

作者:贾康  时间:2016-12-16

 

  摘要:我国现代化进程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任务,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是引领新常态、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推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供给侧改革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有必要从学理分析、理论模型构建、政策建议和供给侧改革中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思维要点等几个方面,阐述供给侧改革是实现一系列顶层规划和治国理政方略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供给侧;经济发展;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征程,经过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决策层一步步地把顶层规划和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清晰化。三中全会解决的问题,是改革深水区必须要做的顶层规划,形成了“60条”,它是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但是已强调全面配套改革的设计。四中全会则把以经济改革为重点切入的全面改革非常明确地推进到司法改革、行政体系改革,以及宣传上不直接说但是回避不了的政治体制改革。五中全会是系统化地对这种大政方针所依据的发展理念做了合乎逻辑的条理鲜明的表述:以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引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落到人本主义立场上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的共享发展,走向共同富裕。当然,要实现这一系列顶层规划和治国理政方略,还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抓住核心,重塑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优化操作路径,最终实现我国一直追求的现代化目标。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任务,从现实来看,我们要解决的矛盾主要方面的核心问题便是供给侧改革。

  一、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选择

  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遵循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基本方向。正如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后一幅著名题词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把它进一步对应到我们现在要实现的现代化发展上,就是要把握好人类文明进程最基本的大势。

  所谓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的推进,归结起来有哪些只能顺应、不可能反向而行的基本潮流呢?第一条是工业化,中国的落伍就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以鸦片战争为标志拉开近现代史帷幕,一路积贫积弱、被动挨打、内忧外患,终于在20世纪,出现三件大事依次展开,一是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二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一五”为标志展开了我国真正的工业化进程,以大规模经济建设,力求尽快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三是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明确形成“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构想,取得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另一个潮流是城镇化,这是工业化发展必然伴随和匹配的载体,也是使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走向城乡一体化的出路。此外,市场化和国际化,当然是我们必须迎合的潮流,邓小平把这看得很清晰,说得非常到位: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改革是什么?市场化取向,一直走到南方讲话确立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开放是什么?全球化取向,义无反顾地加入国际竞争,到千年之交有了锁定全面开放格局的入世,以及现在必须进一步做好的开放发展。此外,适应技术革命的发展与突飞猛进,还必须把握高科技化或称信息化的潮流;适应现代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要推进法治化、民主化,即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与发展民主政治。

  适应上面由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和民主法治化汇合而成的这六大世界潮流,我们必须进行合理的战略布局。我国发展的形势,现在进入了一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全面推进各方面事业发展的阶段,相应于此,中央确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便是一个现实而准确的概括,全面小康、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涉及到社会、经济、法治和党的建设这四个有机关联的我国发展中的核心问题。

  十八大前后,特别是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国的经济运行呈现出一个明显的阶段转变。从GDP增长速度的变化来看,2010年的经济达到10.4%的增速,之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持续下降的趋势,2015年的经济增速掉到7%以下。这一变化总体而言不是一个周期性下降,而是一个新的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使用“新常态”这个概念来概括这一趋势。“新”是新在经济阶段演变过程中直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而“新”后面跟着的“常”,就深入到经济结构怎样优化这个深层问题。“常”是要追求经济运行下行过程中形成一个以结构优化支持的增长质量“升级版”状态,在增长速度下行中,实现阶段性探底以后的企稳,企稳以后对接一个增长质量提高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这就“常”了。总书记2014年末在APEC会议上关于新常态的讲话可提炼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中高速”,即经济发展从高速转变到中高速;第二个是“结构优化”,实质性的追求是在进入此阶段后,通过结构优化打造经济增长升级版;第三个是“创新驱动”,就是总书记说的“唯改革创新者胜”,别无选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完成攻坚克难,以改革为龙头带动整个生产力新一轮的解放。如何适应这一新常态?怎么掌握好应对之策?必须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进一步落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关于供给侧结构改革,习总书记已在五中全会后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表述,“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五句话虽然用语不多,内容却非常丰富,至少可引出如下共识:第一,供给侧决不是简单地否定需求侧,对需求侧的意义和作用需要合乎逻辑、合乎学理地认识,并注意继续适当扩大总需求。第二,供给侧发力要首先落在“改革”上,是邓小平确立的“生产关系自我革命”轨道上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而且要处理“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的复杂而艰巨的结构优化调整问题。第三,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虽要借鉴国际经验——包括美国里根经济学和它的供给学派里的减税为主的主张,但绝对不是简单把里根经济学的基本经验拿到这里套用。我们是一个比它宏大得多的系统工程式的全面考虑,我的认识理解是,总书记所讲的“不是一回事”,不是完全否定那里的可借鉴因素,美国里根经济学里确实有它的合理因素,比如注重减税,但是我们是做全局和长远的把握,是一个系统工程,比之要宏大得多,我们也并不认同其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导向。第四,供给侧改革“问题导向”下要解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落实到增长动力体系的成功转型升级。第五,供给侧改革是支持和延续中国“追赶—赶超”的超常规现代化发展跃升过程。

  二、供给侧改革:一个学理上的分析

  到底该怎样把握供给侧?我们从经济学学理层面可说明,需求与供给的互动,是经济学一向讨论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对基础概念,两者相反相成:有需求,才产生用以满足需求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发生在供给侧的,供给对需求的不断响应,形成了一轮一轮的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这种需求和供给的互动,如果需要得到政府调控影响的话,我们过去也已经认识到,政府的调控作用在于促进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这是从总量、从宏观角度来说,我们过去已经确认的政府职能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促进总供需动态平衡在政府调控中的技术路线,原来也合乎逻辑地存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这一对概念。但是要承认:过去中外经验比较丰富的、套路比较成熟的、人们有较充分认知的,是需求管理,它是总量型、指标单一可通约的反周期操作模式下的政府调控行为。每一个年度,政府管理当局要判断经济运行的态势是属于经济周期的什么阶段,如果是低迷阶段,政府调控的基本要领就是要在总量上放松银根,增加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流动性,抬升经济景气水平,增加流动性的量化指标是使一般认为以M2为代表的广义货币供应更为宽松;反过来说,对这一年度如果判断不是低迷,而是经济在高涨,有过热的风险和压力的话,那么正确的要领就是必须收紧银根、控制流动性。宏观层面所有政策工具合在一起,是实施“反周期”操作。这在理论上给出一个清晰的通盘解释,是来自20世纪凯恩斯主义的诞生,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实践中最先在一个国家中形成成功案例的,则要提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理论实践合在一起以后,在20世纪,主要的经济体不约而同地接受了这种反周期操作需求管理的基本调控模式。

  中国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确立市场经济模式后,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过程中,都有意识地借鉴国际经验,再结合本土国情实施反周期需求管理的操作。但我们在世界金融危机后的反思,所强调的是必须注意到需求管理的局限性,要着重研究过去主流经济学理论和调控实践中长期忽视了供给管理而形成的缺憾。如对供给侧管理做正面讨论,它的结构特征十分鲜明,指标复杂不可通约,涉及很多的要素和变量,过去的理论分析阐发还相当薄弱,但是调控实践中却不可回避。

  试想有那么多年经验的需求管理,在政府决策方面本来认为使经济相对健康运行有很大把握的情况下,怎么会来一个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对全球造成如此大冲击的世界金融危机呢?在此期间到来之前,为什么没有经济学方面的代表人物做出稍微像样一点的预测呢?在危机发生后必须要做的反思方面,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而不必等待西方主要的经济学研究者达到条理化认识。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在这方面已明确地形成了认识框架。认识的起点,在于认明实践走在了理论前面,中外实践中的进展,需要让我们的理论跟上。首先,显然需要探讨美国在这方面调控的基本经验:美国人在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的调控中,固然运用了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需求管理,但是它做得特别有声有色、可圈可点的,是“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供给管理,是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原来的思想积淀和理论成果,而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的一大套处理结构问题和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的供给管理措施。

  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管理当局在总结对雷曼兄弟公司生死攸关时未施以援手、其垮台后危机马上升级的教训之后,在危机继续演变中,较果断地先后以公共资源给花旗、两房注资,一直走到给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注资。这种动用公共资源对一个特定市场主体“点对点”式的注资,过去主流经济学里从来没有讨论过,但是美国人采取这个措施之后,一而再,再而三,直至达到危机冲击之后进入复苏过程的一个拐点——到了给通用注资之后,市场恐慌情绪迅速得到收敛,再往后的市场预期向好逐渐变成一个主要趋势。一步一步地我们看到,美国在拐点之后率先完成了发达经济体里的复苏过程,如今已经告别量化宽松,进入到现在以对付通胀为主的升息轨道了。就在给通用注资之后,在几轮量化宽松的同时,美国管理当局又非常有声有色地采取了一系列我们可以称为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的供给管理方面的重要举措,关于这些我们已经得到很多的信息:形成概念的有美国的“油页岩革命”、3D打印机、克林顿总统时期就反复强调的“信息高速公路”又有一轮接一轮的升级发展,及后来强调的“制造业重回美国”,人力资本方面要引揽全球高端人才为美国服务,以及在特定产业增长点上的政府资金支持——如美国特斯拉的电动汽车,在它要突破瓶颈期的关键节点上,华裔能源部长朱棣文视察特斯拉的电动汽车生产线,紧接着美国能源部提供了一笔规模可观的低息优惠贷款给予支持。我们现在看到特斯拉如此具有发展的气势,对前面的政府供给管理措施难道不应该好好做一些研究吗?诸如此类的事情合在一起,是美国实践的经验,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美国的经济学界对此做出什么条理化的分析和总结。我们中国人所做的工作,就是捅破这层窗户纸:既然这种供给管理的实践走到了理论的前面,我们当然应该合乎逻辑地研究它,理论要密切联系实际,回过头来我们可以以这样的理论研究创新成果支撑我们的科学决策和制度、政策的优化设计。

  中国自己的调控实践也表明,“反周期”的同时,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危机,从来都不能稍微忽视一点供给侧的结构优化问题。当年朱镕基同志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又在1998年出任总理,这时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发生,看到1998年一季度的数据不对头,他敏锐意识到必须采取有力举措,跟着就下决心实施年度预算安排的调整,迅速出台预算调整方案的同时,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做总量扩张,这属于需求管理的经济景气刺激措施。但跟着他明确给出长期国债资金投向的六大重点,如大江大河的治理,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升级建设,以及当时他特别关心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匹配的全国要建几千万平方米的粮库这种硬件建设,以及农村区域电网的改造,还有当时已十分关心的房地产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托底的保障性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等等,同时强调:一分钱也不允许用于加工工业项目。但1999年,根据现实需要,又明确提出长期国债资金可以结合贴息方式用于大型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些所处理的,就是供给侧结构问题。温家宝总理看到世界金融危机发生,明确地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跟着启动四万亿一揽子刺激计划,而再往后就是他主持一连串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每个会议专门讨论一个领域、一个行业的结构优化问题。中国实践表明,政府介入结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要求。

  总之,实际生活表明,美国、中国等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管理中,“调结构”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政府发挥职能不可回避的重要领域。我们现在于经济基础理论层面,就要应对实际生活里的真实图景,而做出我们研究方面的新的努力,使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情况得到校正。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框架里形成的基本认识,是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的概念讨论开始,推进到关于供给和需求两侧必须增加对称性的讨论,再推进到关于经济发展中动力生成、传导、运行机制的全面把握与认识。这也对应于决策层已经点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及关于经济增长动力体系和供给侧相关问题的研究。

  在学理层面简要地说,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是需求,有了需求,才会有后面要满足需求的所有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经济活动,即供给侧的生产及其必然伴随的要素配置。但是,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和它的特征,却是划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的最关键的因素。我们发表的论文里有一个排为三列的表格,第一列是人类社会发展一个个时代的基本特征,第二列是和这个时代特征对应的生产力视角方面一个个台阶上供给侧的演变与它的创新发力所提供出来的生产工具的代表性创新,第三列是跟前面两列对应的生产关系,即反映人和人关系方面的不同社会形态。最简单地说,人类社会一路发展中,最开始脱离动物界,是以分工与合作从事供给侧的采集和狩猎,来满足社会成员“活下来”这种最基本的需求;再以后终于演变到人们的供给能力完成了走入农耕文明的农业革命,于是经过一轮季节的更迭,人类社会就可以相对稳定地预期,通过供给侧提供的产出,不光满足社会成员活下来的生存需求,而且可以满足社会成员中一部分人的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按照历史唯物论,这就可以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到了这个发展程度上,人类社会就必然要脱离原来的原始共产主义氏族社会状态,而进入阶级国家状态。

  再往后,供给侧往上提升供给能力的重大事件,是农业革命之后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后又可以具体区分为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化机械时代,以及现在我们面临的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每一个具体的上台阶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所对应的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到现如今最前沿的是什么?是已经形成了的在信息技术、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支持之下,大家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智能化,以及智能化支撑的“共享经济”——几乎完全超出了人们原来的想象力,经济生活中过去的竞争,有你就无我这样一个基本的排他逻辑,现在可以一下子转到另外一方,就是大家共享。虽然现在看到的还是某些点上的突破,但是苗头与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跟着这个生产力新台阶往上走,我们的人际关系,即所谓生产关系视角上我们已经接受的最基本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包容性增长,共赢多赢式的发展,就是习总书记就任以来在国际国内场合多次明确宣布的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与其他经济体的关系是“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要“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这些就反映着人类需求和需求的满足,是跟着供给侧一个个台阶往上演变,对应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回到基础学理层面,就是一句话的认识:生产力和根本上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特征,其实都是发生在供给侧。

  我们在学理上看清楚这一点以后,再往下要讨论的,就是关于经济发展中的动力体系的认识,其关键也是要延伸到供给侧,才能形成完整的认知和把握。我们过去已经有了需求管理“三驾马车”的增长动力之说,但人们现在已感觉它的局限性太明显了。不能否定“三驾马车”认识框架的合理成分,它已经对总量型需求管理不得不做一个结构化的处理,因为要把一个总需求区分为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就开始有结构化特征,但这个结构化的逻辑必须传导到供给侧,形成一个对供给侧更复杂的所有要素放在一起的结构化体系,才能引出我们对整个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和把握。这是原来“三驾马车”之说已经内含、需要延展的一个逻辑链条。但是过去一旦说到供给侧,学术上涉及复杂的结构问题,学者们往往会望而生畏:模型都建立不了,怎么能做出研究成果?另外又有一种安慰——一句话可以把这个难题打发掉:政府只要实行了总量型的反周期操作,熨平波动,市场竞争中要素的流动,会达到市场出清的状态,该卖的都卖出去了,这个时候的结构自然就是合理结构,所以无须再花费多少心思去研究了。

  这个认识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我们搞市场经济就是要充分认识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资源配置作用,但是它的局限性在哪里?我们现在看得也很清楚:这样一个认识隐含的理论假设,是“完全竞争”,虽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有助于理解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应充分发挥的原理,但这一理论假设并不符合现实社会的真实图景,我们强调:不只是中国,就是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社会生活真实的图景也是“不完全竞争”,否则无法解释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遭受危机冲击之后,美国政府供给管理的这些举措。

  我们认为,现在做进一步的深入研讨,“不完全竞争”应该成为理论创新中的一个新的假设前提,在研讨理论假设“升级版”的情况下,怎么认识经济运行与发展,怎样把整个动力体系的认知延伸到供给侧以后,对于全套动力体系和供给体系做正确把握具有一定指导意义。所以,我们跟着就要讨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间,政府除了反周期,还必须提供优化结构的政策供给,以及政府处理好能够使优胜劣汰市场经济机制更好发挥作用的制度供给。这都是在供给侧发力,都涉及供给侧改革的概念。

  从供需互动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做个原理层面的点评,就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需求的变化,广义的需求如果按照一般理解,作为人的需求出自人的本性,它是永无止境的。这种永无止境的发自人类本性、称得上“贪得无厌”的需求,不是经济学可以讨论的,经济学所讨论的需求一定要给个定义,就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我们现在看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钱包越来越鼓,这就是社会总体上增加着“消费者主权”支配下的有效需求。这种需求要实现于交易中,要使老百姓买到称心如意的好东西,而且“用户体验”上要求升级换代,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对应于花钱感受的“获得感”。获得感再进一步说,就是幸福感了。老百姓的“用户体验”要满意,这是需求最基本的趋向。

  怎么满足它呢?对不起,需求者其实自己不知道到底怎么落实令其更加满意的诉求,一定要有供给侧的成功创新,提供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出品,让他们眼前一亮,欣然购买,把钱花出去,就形成了现实的交易和经济景气因素。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例子,是信息时代大家都要用手机,乔布斯主导的成功创新的苹果智能手机,刚刚宣布一款新品问世,几天之内,大洋彼岸的中国就会出现对新产品的抢购热潮。我亲眼所见,在北京西单商业区大悦城苹果旗舰店,已经到了夜晚,仍是人山人海排队热购新款iPhone的场景。这种情况,就叫作供给侧发力的真正成功的创新,可以引领和创造需求。在全球化时代成功创新的产品风靡市场的效应,已不是“一呼百应”了,而是一呼万应,一呼亿应。老百姓有他们自己的判断,看到了这个手机的信息,拿到这个手机的样品,综合考虑下会迅速决定掏钱购买,跟着,巨量的有效需求就体现在市场交易当中,这就成为消费潜力顺利、充分实现的情况下经济活力的释放,就带来更多的繁荣。需求与供给互动所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正是应当从这个角度加深理解。

  简单地说,贯彻中央所强调的供给侧改革,如果看到需供给侧发力,在创新中形成新的转型升级的动力体系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打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视角,问题导向下,首先抓住的应该是制度供给这个龙头。制度供给在中国转轨过程中,一定是纲举目张、统领全局的,跟着的是力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三层的互动构成我们引领新常态里的“创新驱动”、五中全会说的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

  这就可引出对中国供给侧改革做相关考察分析以后的一个小结:供给侧的改革,就是在引领新常态的新阶段上要以攻坚克难深化改革作为核心内涵,优化结构解放生产力,实现动力机制和体系转型升级的系统工程。

  ◎原文刊发于《求是学刊》2016年第6期。为了阅读方便,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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