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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深化配套改革

  时间:2012-08-02

  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2010年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人民群众生活不断改善的同时,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也比较突出,社会成员间、不同行业间和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如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改善民生如何兼顾近期效果和长远后劲?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本报专家组成员贾康

  记者: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8%,黄金发展期伴随着矛盾凸显期。当前为什么要更加突出和强调改善民生?

  贾康:近些年,我国“黄金发展期”伴随“矛盾凸显期”的阶段性特征,针对矛盾凸显中先行小康部分与尚未小康部分的反差,以及连年较快发展中却有种种社会不和谐现象等问题,党中央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并确立了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阶段性奋斗目标。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调控实践中,也更加突出“惠民生”的追求。这些是完全正确的。

  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成长的矛盾凸显期一般发生在经济水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这时的一大特点是民众改善生活状况、增进公共福利的要求,经常超前于居民收入增长的可达速率和政府负责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实际供给能力,引发不少的社会成员“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不满状态,形成对社会安定的潜在压力与威胁。这时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等问题,很容易形成“合力”而增加对全社会安定团结的“杀伤力”。因此这个阶段,极有必要在党和国家施政纲领和基本方针上,更加鲜明地突出和强调改善民生,并通过多种措施抓好落实。

  记者:关于收入分配问题,一些人认为我国的发展模式强调“国富优先”,证据就是最近15年里,我国政府财税收入增长了10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2.2倍。这种认识颇有影响。您如何看?

  贾康: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总体发展中,并不存在“国富优先”的方针、模式或系统化的导向。1995年之前,我国处在侧重“减税让利”、“放水养鱼”的阶段上,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一路下滑,名义指标在1995年触底时仅为10.3%,相对应的是企业、居民占比一路走高;在1995年之后,得益于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提供的制度支撑力,开始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逐步回升过程,现已回升为名义指标22%左右,全部政府收入口径的占比,据测算则在33%左右,已与改革开放初期相近。同期,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得到加强和优化,其财力分配的表现,就是政府所取份额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只看1995年之后的数字,强调从1995年到2010年,我国政府财税收入15年里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2.2倍是有问题的,除了数据处理不细致,夸大了两者差距之外,拿来作对比的时期选择明显不当,只选了整个大“V”型演变的右边一段。如果我们把1978年至2010年间的数据作全面对比,就会发现我国人均收入实际增长8.83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了8.65倍,二者增速大致相当。

  记者:现阶段群众的普遍感受是收入差距过大,而且有继续扩大之势,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其成因是什么?

  贾康:对收入差距扩大已有许多分析,从基尼系数的计算到五等分数据的处理,都可佐证社会成员的普遍感受,即我国收入差距在迅速拉开之后,已呈过大状态。

  差距扩大的成因,除了一些仍必须肯定的诸如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正面因素之外,分配秩序紊乱是最为明显的负面因素,从高端的国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待遇的严重失衡(同样的专家可相差几十倍以上),到低端的企业劳动者收入与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收入的悬殊(出现差距百倍的案例),以及有泛滥之势的种种灰色、黑色收入,都伴随着紊乱特征。引起民众最为不满的当属与收入悬殊相关的腐败问题。腐败行为在不规范、不透明的环境中滋长,而不能得到分配秩序的有效制约和法纪的较全面的惩戒。

  另外需要强调,“收入”概念在现实生活中需与“财产”概念综合考虑,转轨过程中财产性收入迅速增加,也出现大量资源、财产配置的不公,相关的种种扭曲与巧取豪夺行径,与收入分配方面差距过大的问题如影随形,相互激励,不可轻看。

  记者:如何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和有效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在改善民生、缩小收入差距共同致富上,如何兼顾长短期效果?可持续地改善民生的治本之举是什么?

  贾康:要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和有效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必须依靠包括消除过度垄断、不合理特权和设租寻租土壤,封杀侵吞公共财产可能空间的实质性的配套改革。

  短期调动可用资源改进民生境况很有必要,但仅仅属于治标措施;而且如果一味考虑短期增加百姓实惠而不衔接形成长期发展后劲和可持续支撑力的治本之举,则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痛失黄金发展好局。

  可持续地改善民生,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深化配套改革,攻坚克难,在治本层面上解决制度安排的决定性转换与建设问题,激发经济活力形成民生改善的源头活水,消除灰色、黑色收入的相关制度土壤,破除过度垄断,进而在规范、合理的初次分配、再分配流程中有效注入维护公正、推崇效率、兼顾平均、抽肥补瘦的政策因素,引导“先富共富”过程,促进“缩差共富”的机制建设。

  为做好所涉及的配套改革方案设计,应动员各方力量,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改革视野下,形成从大思路到基本要领、再延伸到各方面可操作举措的优化组合的“顶层设计”,其中必然联系到企业制度、用工制度、薪酬制度、资源开发制度、财产制度、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财政税收制度、金融制度、民主法治建设等方方面面。

  同时,必须发挥税收的调节与再分配功能,减少收入悬殊,并通过转移支付、特定补贴扶助低端居民,支持草根创业,通过管理创新与配套改革压低行政成本。

来源:金融时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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