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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性减费面临诸多改革难题

作者:王小霞  时间:2017-01-10

  最近,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关于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高的观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探讨,甚至有学者惊呼中国税率过高,是“死亡税率”。坊间也有不少分析认为,中国近几年来一直在减税,为什么企业感觉负担还是重,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事实上,正税不是企业负担的最主要问题,真正的负担大量发生在正税之外,接下来要真正降低非税负担、隐性负担、各种制度成本的综合负担。”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他同时表示,坊间有关“死亡税率”的说法有点夸张,但是它引起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正税并不是企业负担的主要问题

  贾康说,政府近几年作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的努力,采取了各种可以想到的减税措施,但目前来看,还需要在减税方面继续努力。

  “当前,中国正税大约有十几种,接下来具体减什么是关键。”贾康说,“我看了这么多讨论,最具体的减税建议是有企业家提议将增值税税率由17%降到12%(指标准税率)。按粗线条匡算,增值税如果由17%减到12%,意味着要差不多砍掉三分之一的增值税,我国财政如果砍掉三分之一增值税的收入,整个运行局面是否能过得去 (增值税是中国第一大税,营改增之后,更要占到全部税收收入近一半左右),将成为财政系统必须谨慎考虑的问题。因此,怎么减还要进一步研究。

  与此同时,当前我国税收以间接税唱主角,按照我国税制改革的内在取向来看,就是要在稳定宏观税负的同时,降低间接税的税负,逐渐提高直接税。

  但现实情况是,直接税加税没处下手,而且过程会非常缓慢,如房产税,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好几年,目前还很难确定何时推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规模减少作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间接税,而找不到新的替代财源的话,政府支出怎么办?因为在减税的同时,中央要考虑保证各项社会民生事业方面的支出,比如中央要保证“民生托底”(社会政策托底)、要有精准扶贫相关的财力投入、要维持社会保障事项(从住房保障到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相关的所有投入等等。所以,虽然政策上要降低宏观税负,但空间不是无限的。

  另外,从国际可比的宏观税负水平来看,中国当前的宏观税负并不高,真正的负担在正税之外。也正基于此,中央提出的 “降低宏观税负”并不仅仅是指正税。

  贾康说,中央所说的降低宏观税负,是要把所有政府收入放在一个口径来统计。宏观税负有三个口径,最窄的口径是把所有的正税加在一起与国际比较,中国是相当低的,约在20%以下;中口径是正税加上另外一些项目,比如社会保障方面的征收,中口径的统计意义不大;最有意义的是广义口径,即把所有政府收入合在一起和GDP相比,多方研究证明我们这方面的税负大约在33%—36%之间,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宏观税负一样,而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相对较高,大约在40%以上。 因此,降低税负是包括正税之外的其他费用该如何降,如行政性收费、五险一金,还有一些隐性的综合成本,这些才是企业真正的沉重负担。

  正税和行政性收费可以减什么

  那么,正税和行政性收费可以减什么?

  贾康说,从正税方面来看,我国现行开征的十几种税中,营改增作为结构性减税,已经在框架上做到全覆盖,小规模纳税人是按照从低税率,用简便办法征收;一般纳税人则以进项抵扣作为重要依据,让其享受实际的减税好处。但其中也存在问题,比如高科技企业中的高端人才的高薪酬是形成不了抵扣链条里的进项抵扣的。因此,当一个轻资产、重人力资本投入的高科技企业过了某个利润临界点后,其在营改增的情况下有可能税负不降反增。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专门讨论、调研,从顶层做好为这类企业的减税措施设计。

  此外,小微企业所得税的“起征点”还可以再抬高,但抬高到多少也需具体讨论。当然,即使“起征点”再抬高,实际减税的规模已经不太大。因为通过税务资料和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小微企业税收贡献在整个税收中的比重相当低;另一方面即使再给他们降低一些负担,但具体到一家一家的小微企业,可能降低的税额只有一点点,解决不了太大问题。

  从行政性收费来看,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行政性收费曾经极度膨胀,这些年虽然政府对行政性收费做了很多整合、清理工作,但仍然给企业带来了很多负担。比如行政审批权,中央政府经过多年努力,目前行政审批权压缩到约400多项,但如果列成一个单子,感觉仍然是多如牛毛。

  贾康说,当前有学者提出:应该完全取消行政性收费,但这显然说得有些太急躁了,有些行政性收费一段时间内取消不了,比如支持航空港建设的机场建设费、三峡建设也配有三峡基金,是从电费里收取,短期内完全取消很难。但客观地讲,目前很多行政性收费确实给企业或者个人造成了负担。

  “未来还要进一步降低这些行政性收费。”贾康告诉记者,这是改革的方向之一。

  行政性减费面临诸多改革难题

  在贾康看来,行政性收费中很多负担怎么往下降,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政府架构需要整合:大部制、扁平化,把原来的一些“庙”拆了,整合以后做全新的设计,新建的“庙”要带有大部制特征,结合着减少政府层级的扁平化特征,使整个政府机构消肿。这样,政府部门将会有全新的系统性优化框架,政府职能实质性转变,行政运行成本真正降低,更好地服务纳税人、服务社会发展中间的各类非政府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推进减少审批权、减少行政性收费,把能压缩的减费空间都用上,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此之外,对于我国社保的五险一金,市场普遍认为应该降低,但具体怎么降?降了以后,现在已经感觉到压力的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还能否支撑得下去?这需要相关部门下决心实行基础养老金的全社会统筹,把省级统筹概念下的三十几个蓄水池并成一个大的蓄水池,这样其整体调节能力会马上升级,缴纳的负担程度便有可能适当调低。这既是未来有空间降的方面,也是需要改革的地方。

  至于电费等其他成本,其实也有降低的空间。以电费来说,电力改革说了很多年,十几年前就发出的电改5号文件有非常清楚的思路,但关键点的举措一直被搁置。好的方面是电力企业有了一定的竞争,接下来可能在前端通过特定机制,包括大客户讨价还价机制增加竞争性,后端要在售电市场方面放开,引入服务外包等竞争机制,对接市场。这样形成竞争以后,中国的电价有一定下调的潜力空间。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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