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中国改革 > 改革人物 > 贾康 > 最新动态

贾康:数字经济与财税

  时间:2019-07-03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数字经济财税沙龙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交流研讨会上的发言(2019年6月2日上午,京铁大酒店5层会议室)。

  谢谢万甫。很荣幸有机会来参加今天第一次沙龙活动。万甫刚才说得客气,我是在“发挥余热”阶段,来和朝气蓬勃的一线研究者、还有企业界的朋友,在一起来交流探讨问题,而且这形式是内部的沙龙,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是希望能够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探讨大家都感觉必须面对的实际生活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重要问题,使我们通过交流、“头脑风暴”,力求产生一些建设性的认识、意见、建议。据我了解的筹办过程,觉得他们几位核心人士很有代表性,万甫所长是体制内的,而且就是国家税务总局研究所的所长,他正好可以运用这样一个沙龙方式更有效地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有利于在有关部门平常工作指导系统的旁边,能有一个辅助性的思想库来源。崇钧院长大家也比较熟悉,是财政部税政司多年的税政工作领导,他“战略转移”后也是很有影响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市场主体中的代表性人物,特别有潜力来发挥作用。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人士,有院校的教授,有企业界的代表,都是很有影响、有背景的,他们作为牵头人把这件事情推动起来了,使我们也得到很好的交流和学习机会。我在这方面虽然知道必须跟踪研究,但现在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今天既然点到名让我说一说,我就趁此机会简单说一下自己的感想和很不成熟的认识。

  来的路上我想,有这么三个层次可说,想以此作为抛砖引玉的发言。

  第一,大家在一起从数字经济概念讨论问题,需先对于数字经济的作用有一个更全面和更深刻的理解。人类社会走到现在我们所说的供给侧创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它得去适应、满足的需求侧,是“永新而无新”的不断上升的“用户体验”要求。现在中央说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满足,理论上讲其供给的“不充分”是会永远存在的,关键在于现在中央总体的判断,这个矛盾不平衡是“不平衡”带出的“不充分”,而“不平衡”是结构问题。结构优化,决定着怎样实现中国高质量的发展,化解矛盾满足人民需要。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化解需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的认识逻辑,这个逻辑在我们讨论的数字经济概念之下,我觉得应当进一步领会。

  这几年社会经济中科技创新的加速太明显了,我们现在很难设想十年以后,最前沿的那些将会流行的电子产品将是什么样?两年以前我听说有可穿戴设备什么的,现在是不是有一些人已经在开始用它了?我是落伍者,是跟着潮流不得已情况下使用智能手机,但是新生代的人们,兴致勃勃要用新产品。从生活看到生产,生产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甚至思想界已挑战性地提出,再往下会不会发展到技术创新的奇点,机器人会反过来控制人类。我自己琢磨了半天,我觉得可能最现实的威胁是一些能够在技术上冲到前沿位置的人,借助机器人方向上的人工智能创新,成为一种人们最担心的超级专家——就是“超级人类”,而人本性中间“恶”的作用是无法回避的,他们这时候可能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力量,在奇点之后就形成了这种人对另外众多的人们的实际控制乃至奴役。人们最担心的这种风险,显然也很值得探讨。但这不是今天会议的重点。

  我们现在,基于已经有几十年信息革命的经验来密切跟踪潮流,讨论新经济对于人类社会的可能影响,要争取有一点前瞻性,特别是看到中国经济社会转轨中结合追求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首先要正面肯定数字经济引领全球发展与中国发展的作用,同时要注意防范这里面的风险。在现实生活中,“互联网+”有前面一段时间的P2P,已经在中国引起了始料不及的偏差、爆雷,对于经济生活间带来一些无法忽视的负作用,但绝对不能以此来否定互联网+这个方向错了。还必须顺应互联网+,以后还是移动互联和万物互联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在这个视角上,数字经济引领整个创新发展的过程,在中国我觉得要接着说到第二个层面。

  第二,是我们得充分地意识到,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有后发优势,有明显的亮点,已经可以给予我们重要的提示。这个领域原创的技术,我听到前些年都是来自美国、硅谷,但是它在中国现在几个巨头-BAT和京东、苏宁,还有咄咄逼人新起的美团等等,在迅速做大企业这一方面,他们并没有提供什么原创技术,就是在硅谷提供的原创技术运用中,在中国潜力巨大的市场上,以及在中国要立足于对接全球化这个思维导向下,很明显地超常规发展起来。这里面产生的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各种贡献,有GDP、有税收,特别是有就业,而且尤其是对于原来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距离很远的一些农村地区,都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促进了那些地方的繁荣。我在两三年前就看过穷乡僻壤的淘宝村,到了那里以后,虽然很多东西还是似懂非懂,但我知道有了跨越式的发展,使原来没有太多文化素养的农村这些社会成员,迅速就近对接新经济。政府和企业合在一起,以免费的方式做十天左右的培训,这些人就在淘宝村内开了淘宝店,这一片很快就形成了“产业集群”,各种服务的物流、快递、包装、银行等等,陆续地全都进驻了这一片区域,谁能想到,原来看起来发展振兴没有多少指望的农村,很快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新局面。这种后发优势在其他方方面面,可能还有很多体现。

  当然也会带来新的挑战,它现在所催生的快递、外卖,使我们在人口红利很快要消失、人口的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变化中,原来所称的“农民工”作为百分之百来源的建筑工人,现在也遇到了明显的挑战:新生代的农民工都不肯做建筑工人了,因为现在有外卖小哥的职位等着他们,他们也不愿意吃这份苦,到脚手架上风吹日晒雨淋,使得现在建筑工人平均年龄要50岁以上了,这就逼着建筑行业把工资再往上抬。我们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就是建筑业,这是否会影响其今后发挥的作用?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结构性的影响,我们需有一些超前或者至少要紧密跟踪的研究分析。如果能提出有意义的认识结果,有助于我们的管理部门早一些考虑如何引导政策优化。

   另外一些感想,也跟各位交流一下。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作为国企、民企各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但在这方面看得特别清楚,数字经济引领出有影响的企业,其成长中特别需要有一个烧钱的过程,在硅谷经验来说,是一些科技精英他们整天做各种奇思妙想或者胡思乱想之后,有一帮金融精英以风投、创投、天使投的方式,在科技的创业群体里面选择支持对象——显然这就是一个要靠“烧钱”推进的机制,选择十个,不一定成功一个、两个,一百个中成功三个、五个,全盘皆活,整个新经济一波接一波的发展大潮,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机制,按照硅谷经验来解读便是这样。当然后来欧洲和中国意识到是不是可以试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来超越硅谷,使我们后发追赶者不是简单地跟随。但是无论如何,非常直观的表现就是要烧钱。这方面我有自己的观察。那是接近千年之交的时候,在北京公主坟环岛边的写字楼里,已有瀛海威这样的公司在那里租了大量工位,在做互联网创新(但是现在已很少人知道这个企业的名字了),当时它是冲在互联网最前沿的企业,但没有冲出“一飞冲天”的结果,后来阿里巴巴一飞冲天,被称为没有翅膀的猪,在风口也吹起来了。阿里和腾讯代表了少数、甚至极少数,这个过程让国企来做,看起来走不通。我听说,现在有巨大影响的腾讯微信,当它来自美国的原生技术受到注意的时候,类似的创新安排就包括中国移动的飞信,是同一个技术传过来的。但飞信直到现在,也没成什么气候。腾讯把这个原生技术用了一段时间,发展很困难,曾经想转卖,没人接盘,没想到,过了某个关口突破瓶颈期,就是一飞冲天。从现实的比较来说,是国有企业想烧钱,效率上和机制上都支撑不了,每一个具体措施都要上党组会讨论,我看看你我看看你,各种顾虑,各种自己的小心思,往往久拖不决。民营企业这边,就是几个大佬下决心冲,这事就可能冲过来了。这机制确实不一样,虽然你看民营企业也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目前线上线下结合的民营企业,其实都在高歌猛进,包括京东刘强东受了这么大挫折以后,大家对京东的信心可能有一点怀疑,但总体并没有动摇。大势在这里,它们是跟着新技术烧钱冲关,冲过瓶颈期就打开新局面。现在民营企业“五六七八九”最代表性的、最具有亮点特征的引领,其实在于冲在了新经济前沿,这对于全局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没有这样一些民营企业如此重要的烧钱成功所带来的对未来的引领,以及决策层也意识到可期待的继续发展前景,可能还不会有总书记所说的“自己人”这样一个肯定,成了新华社通稿大标题的主题词。这些事情摆在我们面前,非常看中的未来的发展中,国企、民企按照混改思路,不是谁进谁退的问题,而是共赢发展的问题,这对于现代化的意义一定是全局性的,是在数字经济给出了非常具体而有力的支撑条件之后,在我们面前展开的非常值得肯定的新局面,事关我们的韧性、支撑力和中国潜力发挥的回旋余地。民企在新经济领域的带头冲关,形成了具体的一系列组合条件、伴随条件,是很现实的重大贡献。

  当然在这方面,我们要通过研究,考虑后面财税怎么样去匹配合理的支持。财税要服务全局,这是谁也回避不了的问题。

  还有一个视角,也是不成熟、但很愿意跟各位探讨的看法。过去经济学一直在说反垄断,因为企业做大、成了垄断局面以后,一系列的负作用就出来了。我在80年代去美国,印象很深刻,到美国那里可以很便捷地接通电话(那时候在中国本土,电话可是稀罕玩意儿,只有高级干部家里有)。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租的房子里有插口,你在街上买一个电话机,有一个程序允许你打电话接通当地电话公司,就可以给你开通业务。当地的电话公司,是从原来的AT&T强制拆分而来的电话公司,AT&T做成非常有影响力的大公司以后,政府强制地把它切分(当然很长时间长途电话它还是一家独大,但Local的通话业务就不许它经营了)。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境界,大家知道微信实现了几乎无成本的可视电话,整个局面跟那时候已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印象非常深的是按照反垄断法,要把企业做大的强制拆分开。然而现在这些年,没听说美国要把亚马逊拆分,似乎对微软做过反垄断的审查,也没有做伤筋动骨,这一件事情很值得琢磨。看了中国已成寡头垄断局面的电商,BAT和新起的, 以后不论是5家、6家,这个事情怎么分析认识?我现在的初步认识框架是,可能得要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延伸发展垄断概念的研究,提出一个新的判断,就是现在迅速形成的数字经济、新经济领域里的寡头垄断,和过去寡头垄断的实际效应,有重大的区别。比如说阿里,它的寡头垄断地位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它能够带出很多中小微企业跟它形成一个产业链,特别是下游的这些淘宝村,一直渗透到穷乡僻壤,它的这种垄断不是以前的“通吃”中小微,以及有经济过程中导致低效影响,反而是给出一个新经济条件下自然而然带出一大堆中小微经济主体跟它一起形成产业链和产业群的结果,可以共赢发展。这样的情况令我欣慰,做实际的调研后应争取上升到理论,重新认识在垄断和竞争概念之下数字经济带来的更复杂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否定反垄断的命题,但是反垄断具体的内容,还有现实中间的延伸解说,就要应对一系列实际的发展,要有新意、要能够给出容忍寡头垄断正面效应发挥的理论上的解说。这样就有利于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来共同促进创新发展。

   这些,是第二个层次上我想说到的看法。

   第三,正面说说我所理解的“数字经济与财税”这个命题。看来需要包括一系列的研讨,探索具体的切入点,来应对现实需要。这方面我确实还太缺乏调研,知道的只是对于税收怎么样去调节电商的行为和利益,已经有多年的探讨。美国方面、欧洲方面,可能有一些值得初步总结的经验,中国人前一些年也有一些探讨。业界中我接触到一些看法,也有不同的角度,可以说屁股决定脑袋,有的时候观点的冲突还是非常明显的。非电商的企业,几乎一致谴责税收这方面对电商过于宽松优惠,形成不公平竞争的环境,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似乎管理部门却知道电商所带来的创新境界,有很多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要按照克强总理所说的审慎包容的态度,再看一看,并没有急于对电商加强管制、调节收入。电商引出的很多经济活动,税收就是对其没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但是公司做大了以后,税务部门相对来说就比较好管了,大量的很小规模的淘宝户、更不要说微商,现在恐怕还很难设想怎么对他们去做像样的税收调节,这事情只能进一步讨论。那边没有做互联网+的商家愤愤不平,这边政府对此种诉求要作回应的同时,还要另外掌握好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电商的发展空间。那些明显处于传统经济成分的企业,他们怎样可接受?这实际生活中间,又有一个趋势:电商概念越走越模糊,像一些有影响的比如阿里和京东等等,他们已是线上线下结合着来做,所以马云说电商概念已经不适用,我们并不是只做线上的事情。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以后线上线下结合是大趋势。如果我们相关的税收研究能够看到这大趋势,我们至少可使认识框架和眼界放得更开阔和更有前瞻性。可能大家都是走线上线下的结合之路,这样税收是不是有新的契机处理得更好、各方面可接受度更高?具备相关信息条件也要用信息技术,管理上面可能产生的管理成本、可能产生的纠结、矛盾点,都很值得探讨。

   另外,我觉得可能有一个现在大家讨论不足的方面,就是这新经济发展,对于我们的税源建设的长期影响怎么看?可能这样的研究需要有技术上有发言权的专家,再加上税收的经验,合起来一起讨论,有可能把这课题做得像模像样。像我本人,技术知识上不过关,我只意识到这个视角上做起来,可能很有意思,但不好预测整个新经济发展的节奏和未来主打的一些突破口。可能技术领域的人,有他们自己一些特别的想法,有一些直觉加上理论性的思考,就可能得出很有意思的成果。 我知道阿里公司现在参加进来的凌霄,他过去就是税务部门的干部,这些年在阿里公司里接触大量的新经济创新信息,也是咱们阿里研究院的骨干,像这样的研究者最有发言权,一方面适应税务部门有意的一些课题,一方面推动必要的信息沟通,对以后战略层面有所关心的新经济的发展和波动,我们就有可能比较早一点地、或者说当领导层有需求的时候,及时地给出一些我们提出的预测和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领导层肯定会很看中财源建设,中央也好、地方也好,坐在那个位置,“柴米油盐”是必须考虑的基本问题,不论出什么样的改革举措政策、什么样的发展决策,都得考虑财力支持,还有相关的行政体系成本是什么情况。我们这种研究对全局的意义也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些事情现仅有蒙蒙胧胧的感觉,咱们以后的沙龙研讨中,似乎这可以作为互动的切入点之一。

  还有一个,如果说到财税的支持,对于现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走在最前面的大企业,似乎人家也不在乎给什么样的财政专款支持,但是我知道过去有一些任务,是按照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总得有部门的工作总结——年度内通过财政的特定专项支持,是怎么扶持经济增长点的。像建筑行业里面,有那种运用地缘热泵技术做的节能建筑,地底下几百米,形成带有恒温特点的气体,通过回流到上面来,就把南京的“火炉”那个地方夏天过去要用空调耗能,替换为非常低的能源耗费而产生出恒温效果。到了冬天,又解决了南方没有暖气的问题。过去望而生畏、到武汉、南京夏冬两头难受的情况,用这个技术,一下子变了,生活质量就有重大的改善。这方面已经做得比较大的企业,听说前些年住建部给800万的专款以示奖励,鼓励他们在行业带了头。这些大都是表面文章,但这表面文章还是有它的意义,无非是通过财政资金做专项的奖励,给这种带有创新性质的、已经做出成绩的企业,树立一个政府背书的社会形象和标志,去引领后面更大范围的企业跟进。

  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当前面有成功地冲上去的企业,又要引领一大批中小微企业时的融资支持。中小微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现在必须对接到总书记民营企业座谈会的指导意见,要解决现实过程中有纠结的问题。总书记要求对于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必须纳入银行和金融机构各个年度的业绩考核,都是自己人,要体现坚定不移的支持。“政治正确”的问题解决了,后面跟着技术问题:这些小微企业,它们就是无法很好地在传统商业金融体系里面获得支持,商业金融是按照“锦上添花”的方式运作而不肯“雪中送炭”。总书记政治正确的业绩考核要求,遇到的问题是在风控一线上谁签字?贷款责任终身追索,商业金融又必须坚持这一个好不容易大家这些年已适应了的风控机制,出了呆坏账,只要签字的人活着,就要追责。那么风控环节上,小微企业风险度高、安全性低、成本负担重,谁签字?这些技术性阻碍怎么解决?基于我多年研究形成的思路,是必须认清楚,要趁着“政治正确”的前所未有的支持环境和条件,赶快破解“技术性歧视”的问题,即政策性融资这个体系和机制的成长和发展。政策性融资机制从大框架讲,是要有财政资金为后盾,财政贴息、政策性担保等等,都不可能离开财政概念来讨论,绿色金融、小微金融、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的金融支持等等,这些概念无一不具有非常浓厚的政策色彩,大量资金支持民营企业,使他们得到融资,新近易纲行长要求的是国有控股大型银行年度业绩上,按照要求必须使他们支持小微企业的贷款按照30%增幅来做考核,这可说是下了死命令的。后面跟着,我觉得财政在这方面是不是要有一种全局观念——我的认识是要有一个财政为后盾、可持续、健康的政策性融资支持机制。这个事情上形成我们意愿中的可持续性,需要财政提供出“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从贴息、信用担保,向更多性的产业引导基金等探索开拓。

  新经济的电商已带出来很多支持小微企业的融资,这方面首先要看到数字经济本身扩展了商业性金融的边界,这就是在阿里公司我两年前就看到的那种小贷,不要求政策性融资,在数据库、云计算支持之下,风险可控地不断发小贷了。但那个前提是,申请对象有相对充分的电子痕迹,而有一些领域里,初创阶段的市场主体、三农领域的创业创新活动等等,电子痕迹不足、得不到风控审批的前提条件怎么办?那么就要求:我们还得在政策性融资这方面要跟上讨论。

  还有一个税收的国际协调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电商服务可是没有严格的国内国外之分的,只是每年“光棍节”成员统计里面,能分得出来,哪一些交易是国内产生、哪一些交易是国外产生。但是相关的税收,如果说起来,就成了税收国际协调问题,是不是这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我们需观察的问题、或者是早晚实际生活中,管理部门也会提出要求,希望学者、研究群体提出意见建议,以更好地处理的一个问题。

  抛砖引玉,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来源:贾康学术平台 [关闭] [收藏] [打印]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我也来评论 文明上网,理性发言!   查看所有评论
© 中国改革论坛网 版权所有 不得转载 琼ICP备10200862号 主办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建议用IE5.5以上版本浏览 技术支持: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Design by Ciya Inter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