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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当前经济形势与世界大变局及企业机遇

  时间:2019-07-09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基石资本深圳论坛上的演讲速记整理稿。演讲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如何看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发展的可行路径;中国的国际形势以及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新常态下企业应该如何做投资。

  第一部分,贾康先生指出,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化解由不平衡的结构失衡导致的发展不充分。

  他还强调,党中央于十九大强调了必须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保持清醒头脑,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企业家需深刻领会中央精神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

  第二部分,贾康先生追溯了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综合观察,通过分析挖掘机指数、PPI指数、CPI指数、PMI指数、全社会用电量、货运量、企业增加值与利润、就业、消费和房地产价格等数据,指出我国近些年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复杂局面稳中向好”,而贸易摩擦又带来了新的下行压力。他还分析了民企投资的下降和重新转好的问题。同时,他也对未来的发展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第三部分,贾康先生分析了如何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抓住中国自己发展的确定性。他认为中国必须牢牢把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线。

  他重点分析了当前的中美关系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提出处理中美关系应“斗而不破,有理、有利、有节”,要变坏事为好事,变压力为动力,并给出了善于守拙、扩大内需、全面开放、改革攻坚等8条具体建议。

  第四部分,贾康先生表达了自己对于新常态下企业发展路径的思考。他认为企业要争取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础上,力求在微笑曲线左右端往上延伸,即努力发展创新设计打造自己的品牌和做好品牌营销、售后服务与市场扩展等价值链中较高的部分,以“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新的动能,实现“升级版”的发展。”

PART ONE 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1、“不平衡”:我国社会矛盾的新判断、新分析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判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前半句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样的表述基于过去已有认识的基础,以人为本地面对需求方,前所未有地表述了相关概念最大限度的包容性。过去说的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既有物质文明,也有文化生活所代表的精神文明,而现在强调“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我认为是领导人意识到,人民需要更加有尊严的生活,不仅需要物质、精神文明,还需要社会公平正义,需要政治文明,需要人的全面发展。

  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制约是什么?

  发展的不充分。不充分永远存在。供给方的不充分,是不断和需求方进行互动,实现经济循环,在动态中不断克服的。关键是,中国现今这个“不充分”,是主要由不平衡带出来的。不平衡又是什么问题?是结构问题。过去经济学主流观点认为,实现总量的平衡,就是反周期,就解决了宏观调控的基本问题。中央19大之前已经意识到,以需求管理“反周期”的框架仍然要用,但是已经不够了。解决中国今后现代化发展问题所需化解矛盾的关键,在于解决供给侧的结构优化。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线

  解决主要矛盾,就是要化解由不平衡的结构问题导致的不充分。这其中有三个层次的诉求与认识递进:

  第一层:制度结构必须通过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来优化利益格局和整个社会关系格局。改革到了深水区,总书记说了多次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其实就是我们市场研究人士说了多年的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碍,否则就是光说不做,就是光表态,像冰上加油门一样空转不向前走。这就需要大家攻坚克难了。破解不平衡要从解决制度有效供给、冲破利益固化藩篱入手,从而带动整个供给体系实现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改革的本意是什么?是要通过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来解放生产力。制度结构的优化与攻坚要落实在实际生活中,使我们整个供给体系的有效供给水平,在结构优化的支持之下实现升级版的高质量发展。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关键主题:怎样从高速而粗放、不可持续的发展,调整为中高速而集约、可持续的发展,发展质量必须实现从低中向中高的提升,从而在已有成就基础上实现升级版的发展。

  第二层次的诉求是在问题导向之下,落到了带有学理支撑的、意在如何把握主要矛盾方面的改革全称认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改革的承前启后,在改革的深水区攻坚克难,力求把“硬骨头”啃下来。。

  第三层次:明确肯定我们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刚提出这个表述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看着文绉绉的概念和当年邓小平说的改革开放的改革是什么关系?我认为,这个改革就是当年邓小平所说的“改革开放”的“改革”,在深水区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个表述确实体现了中国最高决策层期望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支撑的明确意图。

  因为所谓改革是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就是解决我们制度上的主要矛盾。这个制度供给问题的源头当然是在供给侧,而制度优化的基本任务在于结构的攻坚克难,要通过制度结构优化带动整个供给体系的优化和效率提升。所以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概念放在一起说。学理上讲,这三个概念是很严谨地连在一起的。总书记后来在内部讲话中也提到,可以简称为供给侧改革,但是不要忘了关键是结构。

  3、变化中的不变: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保持清醒头脑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构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上,我们要准备长期奋斗。但毕竟时间表上有迫切的要求,现在距离实现我们伟大民族复兴的目标就剩下三十几年,“行百里者半九十”,这三十年是冲破中国现代化“历史三峡”的最关键时期。根据我们观察研究,可以认为,特别关键的是在前面这十几年: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银行可比的口径下的中等收入阶层的上半区,9000美元左右了。如果不出大的意外,哪怕增速有所下调,还是非常有希望在未来的十年里实现人均国民收入较为稳定地达到1.3万美元以上,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坎。过往全球100多个经济体的统计数据表明,冲不好,各种矛盾会更加凸显,相互纠结在一起,把经济体拖到突然减速甚至失速,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那样的不良状态。前面大半个世纪,全球达到中等收入阶段状态的经济体有一百多个,但真正如愿冲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只是其中极少数,大约1/10左右。而且最近二三十年,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未来十年,就要看中国能不能够经受这样的历史性考验。

  我们现在的发展,在仍然保有黄金发展特征的同时,也确实已经感受到不少矛盾的凸显。当然很多宣传更多地还是在讲主旋律,但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已经指出了很多令人担心、不能掉以轻心的矛盾和纠结问题。企业家们应该更有感受。和企业家交往的过程中,最让我受到启发的是当很多人感到纠结、彷徨甚至失望的时候,企业家们却往往能够看到其中的机遇和希望。当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彷徨心态的时候,优秀的企业家却恰好可以在其中寻找到出手的机遇点。

  国内外优秀的企业家都如此。比如特斯拉的马斯克,在中美贸易战打响、剑拔弩张的时候,他突然出手,来到上海签约,建设全球最大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现在工厂的生产线很快就要开工运转了,投资当量是500亿元人民币。此前有一个铺垫,他把样车开到中南海里,停在紫光阁前面,进去和李克强总理会面,之后还引李克强总理走出来看他的新能源样车。他在大家都不看好中美关系的时候,有魄力做出这样的姿态与大手笔举措,对我们来说也很有启发,我们也要更多地看到曲折创新过程中的机遇。

  同时,我们在底气方面,还要进一步领会19大里面所说的两个没有变。对于企业家朋友来说,这两个没有变是我们主心骨。

  第一条:中央明确地讲,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强调只有认清这个最大实际,才能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条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这是明确有所指的。当年全党全国反复讨论的时候,邓小平一锤定音,说我们处于“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而且要准备经历几代、十几代甚至可能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走完这个阶段。这一阶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走过去。这是我们保持战略耐心与战略定力,能够实事求是地抗拒各种错误思潮冲击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心骨。

  第二条:中央明确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又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烈现实意义的指导。咱们不必讳言,此前有段时间我们过于高调的宣传定位,其实包含一种失误,客观上促使美国朝野上下较快地、空前一致地形成了一定要打压中国的统一意见。19大党中央这方面的一锤定音,是在非常清醒、冷静地告诉我们,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前两天中美电视主播的辩论,实际上是一个十七分钟的采访,中国方面的刘欣女士抓住要点进行了强调:虽然看总量我们是世界老二,但我们的人均水平还相当低。人均收入仍然处于中等阶段,全球排名经过多年努力,现在也只是排在第七十几位。等再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我们的主要人均指标,如能如邓小平所期待的,达到发达阵营的中间水平,再结合综合国力提升等各种因素,我们才算能够达到伟大的民族复兴。中国当下人均水平仍然较低,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有相当可观的发展纵深与空间,正是为我们企业家提供了别的经济体难以比拟的广阔舞台,正好可以看看我们身手如何。

  现在社会对于中央“两个没有变”基本定位的认同度大大提高。为什么呢?其中因素之一要说到贸易战客观上给了我们一服清醒剂:我们已经发展得很有规模与声势的中兴公司,被别人的芯片“一剑封喉”,必须屈辱地接受制裁条件才能活下去,包括支付十几亿美元的天价罚款,撤换全部高管,接受美方派出的“钦差大臣”性质的管理者驻扎中兴十年以上。接受这些都是不得已的。

  所以我们要深刻理解这两个“没有变”:一方面是我们要保持长期奋斗的定力和战略耐心;另一方面是对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来说,需要认清中央的判断是坚持实事求是,不要太在意后续还可能会时而出现的种种违背基本路线、违背中央判断的风潮,要把干扰当做过眼云烟。总书记都说了,民营企业是自己人,批评了民营企业离场论、新的公私合营论和直接控制企业论。

  认识到中央所说的实事求是态度和两个“没有变”,是企业家保持自己的战略耐心和定力,抗拒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潮干扰的非常重要的根基。

 

PART TWO 中国近年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局面“稳中向好”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如何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导下理解近年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在当前继续贯彻现代化的诉求。

  1、近年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局面“稳中向好”

  从最简单直观的数据来看,体现经济态势的龙头指标GDP,在我国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后,于2010年又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10.4%。这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状态和我们前面几十年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从改革开发到那时平均年度增幅是9.8%,从邓小平南巡到当时平均增长是10%以上。

  但是中央那时候已经意识到矛盾凸显问题不可忽视。

  在物质层面,典型的如环境污染问题:全社会都极为不满的雾霾问题,还有水流污染,土壤污染等;食品安全问题:中国出口的产品经常被国际市场指责有害物质超标,我们的茶叶产量如此之高,在国际上却就是打不开市场,因为确实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情况。在物质层面视角已可以明显看出矛盾凸显。

  人际关系层面,最主要的是议论多年的收入分配问题:似乎人人都有一股怨气,觉得分配不公,但对于什么是分配公平,怎样能够达到和谐状态,大家却还没有共识和思路。

  中央认为必须牺牲一些速度,向下做必要的调整,实现软着陆。把过去要求的“又快又好”换成“又好又快”,转入一个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可持续状态。当然那时候也觉得欧洲主权危机、债务危机的变数很大,我们必须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稳字当头从提出以后,一直坚持贯彻到现在。已可以看得很清楚:2010年是中国“经济起飞”后高速发展状态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以后再也不可能寄希望于中国某个年度可以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其后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调整,最早两年迅速地使增速低到8%以下之后,中央提出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再后面三年放慢了下滑的速度,在2015年下半年回落到7%以下之后,开始出现了长达12个季度的平台运行状态,在窄区间6.7%-6.9%增速内波动。

  如果没有贸易战的不期而至,我们原本是可以乘势完成所规划的L型转换的。2016年权威人士(国家领导层面)在人民日报上对于经济发展给出过这样的判断:中国发展阶段的转变在经济增速上不可能是V型或U型的,不能寄希望于后续仍有高速增长,要争取实现L型转换,即争取降速后在中高速的平台上较稳定运行,并着力推动结构的优化,实现真的高质量运行。

  但贸易战打响之后,原来已出现的平台底部被击穿。2018年第三、四季度都在6.7%以下运行,即使在出现了一段中美谈判向好的利好消息,市场预期也有向好调整的情况下,在2019年第一季度仍然是6.4%。从预计来说,2019年第二季度指标依然可能会回落。第三、第四季度表现如何,主要取决于中美这一轮的谈判能不能达成哪怕是阶段性的妥协方案。

  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要做好思想准备,经济继续下行是大概率事件。但也不需要为此过分恐慌,中国的宏观政策已经有重大的调整,方方面面正在消化这些市场不良预期。最开始有夸张特点的应激反应式的恐慌心态已经有所收敛。即使出现下滑,预计中国今年的经济运行整体结果,增长率还是会在6%以上,实现两会上所提出的今年6%-6.5%的引导性增长目标。

  基于目前的态势,我们基本的看法是:要肯定前些年,在贸易战发生之前,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出现了的一系列的成绩与亮点,在此基础上,要立足于作出中国自己的正确选择,做好“自己的事情”,以调动潜力活力在消化不良外部因素,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干扰,把握好我们自己的确定性,争取未来一段时间,如愿地完成经济L型转换的确认。应发力扩大内需,努力争取在未来几年时间里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在十三五末期的“全面小康”之后,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基础。如果基本态势可以得到控制,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让这个6%左右的增长平台维持得越长越好。

  我们认为这个目标通过努力还是很有希望实现的。虽然外部形势对于中国经济的而发展的影响不可以忽视,但我们内需的贡献逐步凸显,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冲抵贸易方面商品贸易中净出口的负值了。

  2、关于稳中向好的基本判断依据:综合各类重要数据

  前些年我们在经济结构优化和引领新常态方面的努力中,实现的一些成绩,是值得肯定的。

  从2015年底三一重工发布的“挖掘机指数”地图可以看出,中国人口主要聚集区域中,除了东三省和山西外,经济活动都已趋于活跃,工程机械施工量基本都在平均水平之上,表明中国经济是有希望出现景气上升势头的,那么后续各类生产要素投入,钢材、建材等等的行情,也会逐步向好。果然,2016年一季度钢铁行业产品价格企稳,随需求逐步上升,二季度钢铁行业全行业回暖,到三季度,煤炭行业价格迅速回升。在钢铁和煤炭行业价格回升后,当年9月,制造业的制成品出厂价格PPI终于结束了长达了54个月的负增长,开始回正。

  PPI实现正增长,在研究者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定心丸——终于熬过了长达54个月的负增长观察期,也证明了中央反复掂量后做出中国不存在通货紧缩的判断是正确的,咬紧牙关没有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坚持,是值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是CPI——消费物价指数,也是综合经济生活的反映。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无论地方、企业反映经济如何困难,老百姓过日子的CPI始终波澜不惊,稳定维持在1%-2%左右,最近因为猪瘟和春节因素,最高也就到2.2%。

  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物价水平和全球各国相比,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既不通胀,也不通缩。当然这个局面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前些年怎样实现的这种令人满意的物价状态,是有些经验可以总结的。

  还有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这个指数非常敏感。2016年的下半年明显向上增长,到了51以上。贸易战之后PMI就出现回调。最新的状况是落在荣枯分界线下方,又有可能回到上方。我们不用太在意它每个月的数值,要看季度、年度整体下来的态势。

  其他还有很多指标,用电量、货运量企业增加值、利润、货运量、贸易摩擦前后进出口值的对比,等等。总体来说这些指标几乎都是亮点。

  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下房地产行业。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很有支撑。虽然从2012年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冰火两重天”分化严重,观察成交均价对于市场具体决策而言意义已不大,但均价数字仍对我们观察整体经济形势中的景气有一定的反映功能。在没有政府行政命令打压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的景气支撑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一线城市。2015年开始,对房地产市场强调去库存、消化过剩部分的时候,一线城市价格已在发力猛冲,依靠行政手段强行控制,二线跟着热度上升,2016年不得不推出“530新政”。总体而言,市场力量在支撑中国房地产继续释放需求,呼唤有效的供给回应。这始终是我们重要的引擎和动力源。

  中央强调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主要是要做好基础性的制度建设。现在中国的真实城镇化水平充其量只到50%,后面还有可观的城镇化高速发展期。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工业化水平相互印证。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判断不应简单照搬西方指标。整个中国除了一些沿海区域工业发展阶段已经在从中期走向后期,绝大多数还处于从初中期、中期走向中后期的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指标结合来看,对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判断,也是一个印证。

  我们的这种成长性,依然伴随着相当可观的超常规发展空间。其中的内涵也就是中央在强调的韧性、回旋余地,以及抗打击能力。

  这些年的我们的城镇就业情况也相当值得肯定。每年就业人数完成量一直在1300万以上。克强总理一直强调,只要经济增长在可接受的区间以内,就不会贸然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其中的底线,一个是GDP,一个就是城镇就业水平,而关键是后一个,因为其是民生托底的保障。就业指标这些年一直表现良好,但仍需要随时保持高度关注。

  过去我们根据经验数据认为,经济增长和新增就业岗位之间应该是1%的GDP增长,对应100万个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现在在经济增速已低于7%的情况下,我们是如何保持1300万个以上的就业增长呢?这显然和这些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导向之下的商事制度改革、结构性减税、支持轻资产型的服务业发展等系列优惠支持政策的出台及落地有关。中央、国务院指导的一系列配套改革,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调结构,惠民生,卓有成效地体现在就业上。面对目前的经济压力,国务院又特别地在强调,各行政区一定要严守就业底线。

  居民消费指数的表现也很有意思,从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已小于7%,居民消费水平略高于GDP,但从几年前一致延续到现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一直在10%左右波动。这一指标说明,老百姓越来越敢花钱了。即使局部地区、部分人口确实因为特定因素,有“消费降级”,但整体而言的社会确实是在“消费升级”。虽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在贸易战之后出现回落,但仍在8%以上,目前又有回升表现。如果能处理好,中国的消费潜力一定还是有较大的释放空间的。

  当然,有一些地方和企业的发展困难仍不可忽视,但总体氛围还是在向好发展。

  作为研究者,我最担心的不是中国的发展潜力不足,而是与经济问题社会化、正式化相关的各种意料之外的风险因素。中央现在也高度重视,提出准备应对意想不到的惊涛骇浪。其中最需要警惕的就是经济问题的社会化和政治化。作为当年被称作中青年、现在已经是老年的经济学者,我们对于80年代由1984年银行突击放贷导致的严重货币超发、通货膨胀最终引起的系列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仍然心有余悸,牢牢铭记。对经济问题没有恰当处理,一步步发酵为社会政治问题,步步升级,结果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最终还是依靠邓小平同志的南巡,才将经济发展与改革重新拉回到主航道,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使我们更有信心地走向现代化。

  从全局来看,结合当下外部压力造成的不确定性,我觉得不可掉以轻心,要充分领会中央说的防范风险,争取把未来这十几年的历史考验期,过得更好一些。

  3、民企投资的下降及重新好转态势

  民营企业本土投资从2016年2月开始迅速下滑,震动中央。其后总书记出席工商联和民主党派联席会议,发表重要讲话,重申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意在给民营企业定心丸。其后中央和国务院陆续出台一系列文件,要求保护产权、加快编纂民法典、以及平反一些冤假错案等,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一系列动作之后,数据表现开始出现回调。

  然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指标值得关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现为2018年之后近乎惨不忍睹,全年只有5.4%左右,投资活跃度明显不足。现在面对外部的巨大压力,只有内部以投资与活力和向好预期带动消费能力,才能充分扩大内需。2018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的表现,告诉我们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值得反思和需要高度重视。

  4、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议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可以有很多观点和建议,这里简单强调6点。

  (1)第一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市场决定论:结构优化要经济手段为主,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为主。去产能决不仅仅是去过剩产能的问题,真正要去除的是落后产能。像北京4号线、16号线这两条地铁线路的项目,需要天文数字资源投入,就是依靠机制创新引入PPP形式来做。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尝试,不引入港资,这两条干线什么时候能够动工,还完全是未知数。一旦有了新机制,项目一签约,一大批钢材、建材、施工机械、产品设备的订单就进入市场,瞬间把相当可观的所谓过剩产能转为有效产能。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好的机制能够调动高水平的产能,在市场化竞争的过程中,把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的落后产能自动淘汰。所以一定要坚持使优胜劣汰的机制在公平竞争环境之下发挥作用。

  (2)我国有效投资的空间相当可观,值得我们充分利用。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在未来几十年时间中还将要迎来4亿人从农村到城镇定居,成为市民。伴随而来的是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升级,一轮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的升级。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弥合二元经济过程中所释放的巨大市场需求潜力,这些释放出来的需求将会得到中国本土和全球的供给回应。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底气。

  和平发展是邓小平一锤定音的战略判断的原点:时代主题变了,不再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而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了。当时这话说出来的时候,似乎没有多大的冲击力,但以我作为研究者几十年的观察,我意识到这个判断非同小可。只有深刻领会这个战略判断的原点,才能说清楚,为什么到现在我们与美国的斗争,都是在坚定不移地争取形成一个继续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客观的条件是什么?就是供给侧的改革创新,已经把人类社会带到了共享经济时代,中美已共处于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链,同时核威慑使得人类社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极小概率事件。所以邓小平当时就在强调,再也不可错失战略机遇期,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也就是中国这几代人,要利用和平发展时期,把中国真正带到现代化的境界,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去争取走通共赢共荣这条大道。中国怎么处理好本土有效投资的巨大潜力,也是要通过活力把它在拥抱全球化、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发挥出来。

  (3)高度注重尊重科研创新规律。这也都是非常现实的重大问题。我国多年来虽然不断增加对科研教育的投入,但还迟迟不能破解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之谜。

  (4)继续给企业家吃好定心丸。比如,企业家们大家心中都有数,对于冤假错案平反以及未来如何避免这些情况的再次发生,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团结起来促进法治国家的进步历程。

  (5)我认为房地产在中国一定还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至少15年左右,是国民经济中强有力的支柱产业。我们要把房地产发展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建设通过相关改革来做好。

  (6)减税让利要讲全景图,正税继续减的同时,税外的五险一金、几百种行政性收费、隐性成本,等等通通都得往下调,真正通过配套改革,做好“拆香火”等啃硬骨头的事,才能如愿。

 

  PART THREE 在百年大变局中牢牢把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线

  1、永恒之变中的不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条主线

  要继续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条主线。总书记在国际场合提到这样的观点后,收到了很好的反响。人类命运共同体讲的是共性,人类社会不论怎么变,各个民族国家不论怎么有个性,永恒之变之中有规律性的不变。中国人过去一方面认识到变化是必然的,另外一方面也知道有主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认清并顺应世界发展的只能顺应不可违拗的主潮流,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现在如果总结经验,就是不论怎么风云变幻,无论外部不确定性如何干扰我们,我们要看到几千年历程走下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要坚定不移地顺应潮流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要想一想,历史上我们在城镇化方面吃了什么大亏,曾经是逆潮流而主导的逆城镇化,受到了客观规律的严厉惩罚。同时,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所说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此外,要看清挑战就在眼前,中国再也不可错失机遇,要争取在创新中跟上主潮流的高科技化即信息化。政治文明视角也要积极寻找可行的方案,努力实现民主化和法治化。中国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推翻千年帝制以后提出还要走向共和。所以我们顺应大的潮流、主导的潮流,和世界上其它民族做积极的互动,是现代化发展的主线。

  2、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抓牢不确定中的确定性

  中央认为现在的世界格局是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自己要做的仍然是大踏步跟上时代,按照和平发展的主题,锁定中国梦的现代化战略目标。我们目前面临的确实有百年未遇之挑战的意味,可以从两个角度简单分析:

  第一,我们得承认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逆转式的变化出乎意料。原来高举自由贸易与自由、平等、博爱大旗的欧美国家,现在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和逆全球化的孤立主义、极端主义。其中也有民粹主义与外国政治上层一些人士之间的呼应。这种逆转式的变化对于中国来说,影响还是相对突出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国际空间被打压,导致我们不得不站出来高举自由贸易大旗。比我们更发达、更先进的经济体,却开始遏制中国的前进。

  第二,也必须承认我们国内累积的矛盾和外部的冲击交织而成的挑战压力是不可忽视的。发展阶段转变和各类矛盾凸显交织在一起,经济运行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要想抓住“全要素”解放生产力,就要让这些要素潜力特别是改革红利都如愿地发挥出来。祁斌教授过去对于改革攻坚有一个形象化地说法,叫做“两只老虎的赛跑”——一只叫改革,一只叫社会问题。两只老虎各自要素齐全,彼此之间似乎也看不太清对方,但两只老虎都在跑,哪只老虎跑得更快一点,将决定中国社会的命运。我完全赞同这个形象化比喻所包含的深刻洞见、大局意识。我们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让改革跑赢危机。我们的深化改革就是必须克服既得利益阻碍。2020兑现全面小康没有悬念,但要让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很有难度,现在距离成功还相当远。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的部署,争取以改革的决定性成果,形成我们发展的后劲,支撑我们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同时我们要防止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调整重构过程中我们被边缘化。中国在自己稳住阵脚的同时,要充分发展多边贸易,想方设法制约美国来势汹汹的打压。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是中国抓住自己应该做的、可选择的事情,抓住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继续把握我们的供给侧改革及现代化建设的主线。

  中美贸易表现出来的双边博弈是迟早会来的。虽然比较遗憾,由于前期的一些不当宣传,使得这个过程过早地来了,有人认为早来了8-10年。但不管怎样,这毕竟是迟早会来的。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到世界第二之后,人类文明局限表现出的丛林法则开始发挥主导作用,美国出于“老大立场”的选择,必然会选择打压。就像撒切尔夫人所说的,人类文明的面纱是很薄的。处于这样的压力之下,中国人把握好自己可选择的事情就显得至关重要。我们现在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如果处理不当,落入各种矛盾交织的旋涡,就很有可能像上个世纪的拉美、亚洲四小虎等一样,失速后陷入紊乱而一蹶不振。

  3、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斗而不破,有理、有利、有节

  显然,我们在战略思维上要超越“比较优势战略”。很多研究者对此仍然抱有争议。北大林毅夫教授研究的新结构经济学,我们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虽然都侧重供给侧结构问题与改革,但林教授强调的是用比较优势原理:基于资源禀赋,中国把握比较优势就能够完成现代化。但我们认为,比较优势原理确实能解释相当多的资源配置问题,但碰到天花板之后,比较优势原理就会失灵。最典型就是美国一边强调中国对它形成了大量的顺差(它的逆差),但中国愿意出高价买美国的高端技术的时候,它就是不卖。这是比较优势原理解释不了的。中国对于这种打压是没有依据比较优势原理的任何办法的。

  华为现在面临打压,但是任正非的策略仍然十分清晰且明确:我们推崇自主创新的精神,但行动上仍然要积极拥抱全球化,要吸引全球的专家、资源,共同推进我们的发展。芯片发展不同于核武器研制。两弹一星研制出来之后,虽然美苏的核储备力量仍然高于我们不止十倍,但我们只要具有反击一次的能力,也就形成了战略平衡。但芯片的发展却是不能闭门,要拥抱全球化,在样品研发成功后,关键是如何能够大批量地、产业化地去源源不断供给全球,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这才是成功和胜利。我们现在硬着头皮也要坚持三年五年,甚至八年十年,以升级版的赶超战略,配合必须保持的比较优势,才能实现“新的两步走”发展。必须防止最坏的情况,就是滑入冷战。但正如之前所分析的,现在中美产业链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性已非常强,类似美苏当年各领域一条产业链而形成的冷战,大概率上是可以避免的。中国在贸易冲突的前景中,需要争取的就是斗而不破,让美国无可奈何地看着中国不断缩小与他的差距。就像毛主席当年皖南事变后所提出的策略:斗而不破,有理、有利、有节。

  我们现在如果说处理中美关系,我愿意说几句话。

  第一句:变坏事为好事。贸易战肯定是坏事。但辩证法不是玄虚,坏事中确实也有好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从局部来说,有些行业实实在在出现了利好,比如东北的大豆产业链、癌症药物价格降低、进口车辆价格降低等等。但我强调的不仅仅是这个。贸易战中最重要的好处是进一步促进我们全面开放,“二次入世”。当年入世的时候杜润生先生所说的:入世“清理文件柜”就是变法,变法就是改革、求新、图强。入世之前国内也有过激烈的争论,觉得可能会有诸多风险和坏处,有人说收益都是不确定的,而中国的农业、汽车业都可能覆灭等等的损害都是确定的。但朱镕基总理在龙永图同志提醒下,还是亲自赶到谈判场所,成功地抓住了最后的入世机会。决策层在战略上认为我们入世是必须的。事实证明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利用开放倒逼改革。现在中国在进行“二次入世”的谈判,像黄奇帆同志所说的,我们敢于承诺向“三零”靠近,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个思路值得高度赞同。

  第二句:变压力为动力。压力大家都感受到了。动力怎么来呢?新旧动力转换。举例看,在原来的三大区域战略的基础上,新近值得称道地增加了粤港澳大湾区。现主打的粤港澳大湾区,是希望深圳、广州这样的增长极区域,还要进一步地跟港澳连为一体,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提升高标准法制化营商环境。不再只是原来所说的泛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希望将已经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深圳,进一步对标香港澳门。对标什么呢?全球相对成熟的高标准的市场经济法治化环境。这就是变压力为动力。第三句:逐步变被动为主动。中国要选择义无反顾地拥抱全球化,深化改革,同时面对美国压力,我们的策略,现在总体来说还是接招,但只要做到邓小平所说的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我们善于守拙,绝不当头,继续和美国及西方西方国家搞好关系,而不是搞坏关系,我们逐步变被动为主动是很有可能的。要牢牢掌握住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斗而不破,有所作为。

  可以看一下中美继续发展成长的对比数据。美国从1900年到2017年,花了117年时间,GDP增长了36倍。中国从1987年到2017年,只花了30年时间,就实现了同样的36倍GDP单位增长。这就是可以认为数据表明我们在一个时间单位中,走完了美国以四个时间单位才达到的成长性。这样的成长过程并没有结束,如果处理恰当的话,中国继续成长的发展表现应该正如毛主席当年办《湘江评论》时所说的八个字“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工业革命后中国被世界发展远远甩在身后,但这么多年改革开放发展,已让我们深刻地、明白地领悟坚持基本路线的战略理性。只要以改革开放延续成长性,时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要有战略耐心,做到心中方寸不乱,在时间的帮助下,坚定地走上坡路,使得美国无可奈何地接受中国不断缩小与它的发展距离的现实。

  到2050年,如果“中国梦”能够成真,虽然美国的人均水平可能仍然高于中国,但综合国力、制造业实力、创新能力、文化软实力等等方面,我们都会实现极大的提升。中美之间不是谁战胜谁,而是中美人民成为利益共同体、共同发展中,我们进入现代化经济的第一阵营。

  如果说我有什么建议的话,就是如下八条:

  第一,要务实地认定和美国之间是合作竞争。不要贴那么多的意识形态标签。还要充分学习美国。就像华为,仍然承认美国企业家感动了他们,美国有大量的可学习之处。总书记说中国有一千条理由和美国搞好关系,这不是虚话。我们要真正知道在很多方面的不足和真实的理性的诉求。没有必要用意识形态标签将自己束缚住。

  第二,善于守拙,要真正下定决心,不扯旗,不当头,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

  第三,坚持全面开放,争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锁定共同发展的道路。

  第四,扩大内需,我们自己的有效投资、活力释放以及随之带出的消费市场,是我们的本钱。一定要用好。

  第五,改革攻坚克难有一系列可做的大事情,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第六,循序渐进向西为主,发展一带一路。中国要在其中学会跟其他经济体合作交流,学习怎么处理复杂的局面。避免在太平洋方向上跟美国去正面对撞,而以向西为主发展一带一路中更为及基地学会跟其他经济体做生意、打交道,处理复杂的法律问题等等,并积累我们的软实力。

  第七,人民币要准备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一定要完成自拆防火墙,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后进而使得人民币在国际上不仅可以作为结算货币,还可以作为贮藏货币,能够成为国际避险资产。没有这一条,中国真正的现代化是空话,但这是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做到的。

  第八,形成文化软实力,这非常重要,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个方面还没有很好破题。

  PART FOUR 新常态下企业如何做投资

  现在都讲抓住机遇,中国有市场潜力。从投资视角来说,我们需要关注价值链中的“微笑曲线”,关注不同位置的不同收益率。

  在曲线的左边,谁能够真正实现理念的创新及设立品牌成功,谁就能按照产权收益规则获利很多。加工生产的收益是较低的,但到后面,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市场推广的收益率,又是较高的。典型的案例,可看中国东莞作为世界儿童玩具的生产加工基地,据说提供了全球85%以上产量,但却没有中国本土的知名儿童玩具品牌。而芭比娃娃作为品牌,几十年长盛不衰,中国是给人家贴牌生产。国外的主体拿的是左、右高端的收益,中国干的只是中间这个收益率最低的加工生产的活儿。这很有代表性。苹果手机富士康厂区也是同理,中国有GDP,有税收,也创造了就业,提供了工人工资,但是高收益仍然都在人家手上。

  企业家发挥聪明才智实现产业进一步升级发展,就是要争取在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础上,从微笑曲线左右端往上延伸。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值得肯定的案例,小的案例就像老干妈。老干妈品牌在中国人手里,市场营销现在已经走向世界。它很独特,甚至坚持不要银行贷款,始终坚持交钱才交货。这个不一定有多少普遍性,但至少是中国本土上已经出来的一个成功案例。

  另外一个案例是广汽传祺。广本是广汽生产出来很有影响、口碑很好的车型,过去我多年担任财科所所长的时候,坐的就是广本,累计开了五六十万公里,不用大修,又很省油,驾驶体验也很舒适,但生产厂家始终干的是微笑曲线中段的事情。而近年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品牌的广汽传祺,大不一样,在汽车市场不好的情况之下,每年仍然实现50万辆以上的销售,占有很好的市场份额。广汽传祺就是本土全产业链的、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品牌,后续的营销服务、产业链上每一个环节带来的增值,全在它手里。这就是一种升级。我们企业家,可以把在这方面抓住机遇,作为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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