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庚: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稳定的博弈和平衡(修订版)

作者:李昌庚  时间:2014-01-06

    摘要:民主政治及其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社会稳定问题,这已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应当辩证地看待印度式民主和东亚国家的权威政治,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从实质上看并不是矛盾命题。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是更高层次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中国语境下的民主政治及其现代化进程不仅面临着体制转型摩擦影响社会稳定的内在负面影响,而且还将面临着体制转型摩擦影响社会稳定的外在负面影响,包括中央权威问题、民族问题、台湾问题、领土纷争等。这恰是中国民主政治及其现代化路径设计的国情考量所在。我国应当消除所谓“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伪命题干扰。政治制度化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现状决定了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结合现实国情,吸取原苏联东欧等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合理设计民主政治及其现代化的改革路径,实现社会平稳转型。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社会稳定的内涵,学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社会稳定是一种动态的、相对的稳定。比如邓伟志、沈跃萍等人提出,“任何国家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政治要民主,就必然要从静态有序的政治稳定走向动态有序的政治稳定。” [1]陶德麟、汪信砚等人认为,“社会稳定不是指社会生活的稳而不动、静止不变,而是指社会生活的安定、协调、和谐和有序,是通过人们的自觉干预、控制和调节而达到的社会生活的动态平衡。”[2]丁水木、陆晓文等人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稳定是指一种全面有效的社会管理条件下的社会相对有序状态。”[3]黄建钢等人认为,“社会稳定是从社会不稳定发展而来的,而社会不稳定又是从社会稳定变化而来的。”[4]李笃武认为,“社会稳定要由静态有序的稳定转向动态有序的稳定。”[5]曹德本也认为,“社会稳定作为一种动态的存在形式,本身就是发展,而且是发展的理想状态。”[6]等等。邓小平早就说过,“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7]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专制主义“大一统”的僵化的社会“稳定”大大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延缓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足以值得反思。对此,西方学者休谟、亚当.斯密、马克思等人以及中国有些学者均有论述。当帝国列强打开清帝国门户时,马克思曾经形容为“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接触到新鲜空气”。[8] 

  因此,所谓社会稳定,是指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公民权利享有基础上,社会规范有序和合理渐进的发展。这种稳定意味着公民权利的享有和释放,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容纳了社会上所有富有理性的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切活动。这种社会稳定随着时间推移,稳定的“动态”幅度将愈趋平衡,从而使社会愈趋民主法治与理性。[9] 

  当前,我国正处于第三次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着前两次社会转型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即完善民主政治及其国家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是社会极易不稳定时期。这也是所有后发型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所言,“无论从静态或动态标准来衡量,向民主化变化的速度愈快,政治上的不稳定性就越来越大。”[10]他进一步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民主化则引发不稳定。”[11] 

  针对20世纪60年代许多亚非拉国家民主政治的失败,社会动荡和经济发展的缓慢,包括部分西方学者在内的很多人认为:民主化与政治稳定不可兼得,其中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更是如此。[12]为此,塞缪尔.p.亨廷顿当初极力推崇权威政治,甚至不惜牺牲自由和权利为代价,采取专制的方法来维护社会秩序。正因为如此,他的这本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备受关注。我国有些学者也认为,“西式民主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往往是连续不断的动荡和缓慢的经济发展。”[13]有些学者常以此为例,即印度的民主并没有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东亚国家的权威政治却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14]从中不难看出,很多学者仅仅关注了塞缪尔.p.亨廷顿等西方学者的上述观点,但却忽视了塞缪尔.p.亨廷顿后来对自己观点的修正,即认为权威主义只能是短暂的权宜之计,民主制度是最可取的、最能保证政治持续稳定的政治制度。[15]而且,有些学者仅仅看见印度民主没有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一面,但却没有看见印度民主给印度带来政治稳定的另一面;[16]仅仅看见东亚国家的权威政治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一面,但却忽视了权威政治的经济神话后来逐渐破产的另一面。[17]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很多学者对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稳定的相互“矛盾”关系并没有给予清晰明确的回答,并因此极力推崇塞缪尔.p.亨廷顿早期的权威政治观点,那么在中国这种具有集权传统的政治土壤中很容易支持一个集权的政府,并因此过分强调“稳定”而可能丧失或进一步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 

  虽然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民主化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并认识到不能以强调“稳定”而牺牲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是必然趋势,并提出“民主立国是解决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与稳定两难命题的基本政治途径。”[18]但是,可能基于敏感话题等因素,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往往回避了最需要回答的问题,即基于中国国情,如何实现以宪政为基础的国家现代化?如何在民主政治进程中尽可能降低对社会稳定的负面效果?而只是泛泛地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或绕开实质问题而讨论浅层次的腐败问题、“农民工”问题、人口流动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甚至高校问题等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其对策等。 

  更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很多学者都忽视了这个问题,即我国民主政治及其现代化进程可能更容易激化已经存在的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尤其民族问题,从而更深层次上影响到社会稳定。其实,其他问题影响社会稳定是暂时的,是前进中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对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而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则关系到我国能否吸取原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经验教训,关系到国家统一和能否真正长治久安。由此可见,现有许多研究不能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如何破解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矛盾”命题 

  虽然民主有不同解读,不同国家和地区基于国情有不同的民主选择道路,但民意基础上的权力民选、权力分工与制衡以及多数人决议则是共性,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人类社会在社会发展实践中面对“民主”时,有些人却常存在着以下两种困惑,从而影响到对民主的选择与实践,尤其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一)“民主不一定带来经济发展”的困惑 

  有人认为,民主不一定带来经济发展,并常拿印度的民主和东亚国家的权威政治做比较,认为印度的民主带来的是低效无能和经济发展的缓慢,而权威政治带来东亚的经济繁荣,比如日本、韩国、“亚洲四小龙”等。其实,就东亚国家而言,权威政治不等同于专制,东亚国家的权威政治强调国家的强势力量和政府的权威,但并没有否定民主基础,东亚国家依然有着很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而不同于专制国家。这恰是我国民主化进程中需要借鉴的。绝不是有些人基于既得利益或投机利益需要而误读为权威政治就是集权或专制。因此,东亚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与民主有直接关系。尽管权威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这只是暂时的,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权威政治的经济神话就将逐步破产,[19]政治民主化程度必将提高。东亚国家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日本、韩国等。如前所述,塞缪尔.p.亨廷顿后来对自己观点也进行了修正,即认为权威主义只能是短暂的权宜之计,民主制度是最可取的、最能保证政治持续稳定的政治制度。[20]我国在借鉴东亚国家发展经验的时候,必须辩证地看待权威政治,而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 

  如何看待印度等类型国家的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笔者认为,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1、印度与东亚国家就政治比较而言,民主的共性多于个性,而不是简单地对立,其主要差异主要在于国家职能对待社会经济态度强弱的差异等。印度国家对社会经济职能过分软弱,而东亚国家则强调了国家对经济的适当调控。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印度民主的低效无能”不能归咎于民主本身,而恰恰主要在于经济落后和政府职能软弱等因素。民主本身并不存在低效无能问题。贫穷绝不意味着不要民主,而是如何使民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2、任何一项制度不是完美的,民主并不必然苛求效率,这是民主的应有内涵。因此,民主的追求并不必然渴求其经济发展的重任,经济发展不是民主的必然义务,民主是人性价值追求,两者属于不同层次问题。虽然经济发展影响到民主实现程度,但无论经济是否发展,并不能阻挡公民的民主权利追求。 

  3、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民主与其并不必然存在关联。印度经济发展缓慢有着众多原因,我们将经济发展缓慢的责任仅仅归咎于民主未免显得幼稚。而且印度仅仅是个案,世界上还有更多民主带来经济发展的例子。凡是后起之秀的发展中国家多为民主国家,尽管民主化程度或许不是很高,这也正是民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成功表现。 

  4、相对而言,民主从长远来看,更多地表现为与经济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相比较其他国家而言,虽然印度经济发展暂时缓慢,但印度民主却带来了相对良好的社会稳定,并且为印度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印度的后起发展将比专制国家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专制国家往往有着更多的发展后遗症,从而为未来动荡留下隐患)。权威国家也有发展后遗症,虽在民主基础上的自我调整与适应经济发展而予以化解,但也给社会带来了一定损失,比如东南亚一些国家、韩国等。我国在借鉴东亚国家经验时,需要予以重视此问题(后文将予以阐述)。 

  (二)“民主不一定带来社会稳定”的困惑 

  有人认为,民主也不一定带来社会稳定。其实,从民主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类人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原因:一是民主超前于经济发展;二是民主滞后于经济发展。就第一种原因而言,有人常拿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做比较,认为这些国家民主实验的失败带来了社会的动荡。其实,这不是民主的过错,而是经济落后或是民主实践不成熟(民主制度设计或实施过程中的缺陷)造成的。这说明,民主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但我们能否得出结论:贫穷不需要民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贫穷”意味着政治民主化程度低,不等于不要民主。有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常以此偷换概念,从而为专制和既得利益者寻找借口。贫穷和专制的结合只能带来更加的贫穷和更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尽管专制在一定阶段或许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但只能是昙花一现,不可能持久的。历史上的德国即是明证。正如有些学者指出,“一个在规范上将人等级化的社会要实现真正的稳定是不可能的----除了兵临城下式的沉默。”[21]因为专制的本性是压抑人性,扼杀了人的创造力;经济的发展伴随公民权利诉求的增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民主是社会个体人性价值追求,具有普世性价值;而社会稳定是执政者执政需求,民主没有承担社会稳定的义务,但可以成为执政者实施民主的价值目标。在经济落后国家或地区,民主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并不等于不要民主。 

  就第二种原因而言,如果现有的政治体制未能适应经济发展伴随的民主诉求而产生的社会动荡,就更不是民主的过错,而是民主严重滞后经济发展的结果。民主滞后经济发展时,或许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期,但迟早会带来社会动荡并影响到经济发展(但一些特殊国家在一定阶段例外,如一些阿拉伯国家)。对于广大后发型发展中国家而言,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更多的属于第二种情形,也是后发型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两难困境,同时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因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在时空上跨域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同时面临着经济发展和民主权利的双重诉求,而政治体制的转型则有一个时间过程;而且执政者更喜欢追求稳定而牺牲民主,而社会个体更喜欢珍惜民主的人性价值追求。正如戴维.伊斯顿所言,政治动乱“主要是社会飞速变革,以及新的集团被动员起来涌入政治领域,而同时政治制度却发展缓慢的结果。”[22]但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民主进程的加快,社会将趋于更高层次的稳定。如同塞缪尔.p.亨廷顿所言,民主制度是最可取的、最能保证政治持续稳定的政治制度。[23]从此意义上说,这种不稳定是必然的,是前进中的不稳定,是国家现代化进程必须付出的成本与代价,体现了社会进步,最终将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稳定。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种不稳定,不能因所谓的“稳定”而牺牲经济发展、国家现代化进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24] 

  此外,塞缪尔.p.亨廷顿曾经说过,“产生政治动乱并非由于没有现代性,而是由于要实现这种现代性而进行的努力。如果说穷国显得不稳定的话,并不是因为它们穷,而是它们想致富。”[25]或许他的观点是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和变革中容易产生社会动荡的一种现象描述,应该说这种现象描述是正确的,属于上述第二种情形。但如果追溯社会稳定根源的话,他的观点则显然是片面的。其实,穷国不稳定的根源乃在于贫穷,而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虽然,贫穷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可能表现出社会“稳定”,但却是一种低层次稳定,而且往往与专制相伴随。因此,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稳定。这种“稳定”是以牺牲人的权益为代价的。而且,这种“稳定”不是均衡的、持久的、动态的,而是危机四伏的,最终将因贫穷和专制而被摧垮。这种“摧垮”的过程恰是经济发展及其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对“贫穷”和“专制”否定的过程。 

  综上所述,民主政治及其现代化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民主制度的存在与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互关系。”[26]如同马克思所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社会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27]一般而言,经济愈发达的国家,其政治民主化程度愈高,社会稳定程度愈高(因资源和伊斯兰教等因素,一些中东阿拉伯国家在一定阶段存在特殊性);经济愈落后的国家,其政治民主化程度愈低,社会稳定程度也愈低。如果政治民主化程度滞后于经济发展,迟早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同样,如果政治民主化程度超前于经济发展,也有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但不是必然的。 

  对于后发型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但经济落后绝不意味着不要民主。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民主诉求而可能产生社会不稳定,但绝不能为了所谓稳定而牺牲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及其国家现代化进程。民主是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也是我国的必然选择!邓小平早就多次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化。”[28]党的十七大也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我国当前所要考虑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满足社会民主诉求,如何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又降低其成本与代价,减少其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不至于引发较大的社会动荡,实现社会平稳转型。高水平的民主与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相适应,必然带来高水平的社会稳定。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所言,“民主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一般比民主化程度较低的社会更加稳定。”[29]中国也不例外。 

  三、中国语境下民主政治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 

  从理论上说,也是从长远来看,也只有民主和法治能够真正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30]但是,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或地区,即旧体制和旧的价值观念尚未彻底打破,而新体制和新的价值观念又尚未完全建立或有效实施的阶段,民主化进程很容易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引发社会动荡。就中国而言,过去长期以来是通过单位制度、政治领袖和政党权威、对社会成员流动的控制、意识形态的批判等维持社会稳定,[31]但随着经济发展伴随着政治民主化及其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维持社会稳定的传统机制将逐步打破或变革,而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又尚未完全建立或有效运行的时候,将很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问题。近年来,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即是个案表现。这是政治民主化与政治体制转型摩擦所产生的内在负面影响,也是民主化应有的成本与代价,也是所有社会转型的国家或地区都可能面临的问题。鉴于学术界对此论述颇多,在此不再详叙。而且,这种体制转型摩擦的负面影响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定时期后将自动缓解或解决。 

  但是,对于中国语境下的民主政治而言,问题不仅仅在于上述社会转型时期体制转型摩擦的内在负面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语境下的民主政治进程还面临着可能因此而产生的如下外在负面影响。而这恰是决定中国改革成本代价及其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也正是中国改革国情考量所在! 

  (一)中央政府权威问题 

  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在这国际化潮流当中,必须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发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必然决定了西方国家几百年历史分阶段出现的问题将在转型时期的中国集中爆发,比如贫富差距问题、未富先老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双重压力问题、经济发展与民主诉求双重压力问题等。上述问题,再加上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严重不均衡、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等现实国情,从而决定了转型中的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及其中央权威。然而,在我国民主化进程中,体制转型摩擦的内在负面影响决定了中央政府一旦面对矛盾激化时,就有可能会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倒退,在政治上重新回到中央集权的时代,从而使中央权威与民主化发生背离;另一种是陷入中央政府失控状态,中央权威削弱,地方诸侯兴起,民族容易分裂,“民粹暴政”有可能出现,民主化进程难以推进甚至可能夭折。这恰是我国民主政治路径设计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即如何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实现中央权威。 

  (二)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存在历史遗留的台湾问题,也存在因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特定历史造成的民族分裂问题。从理论上说,也是从长远来看,民主政治的最终结果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种是好的结果,即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法治也是解决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的根本途径,最终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另一种是坏的结果,即可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荡,将付出沉重的改革成本与代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政治又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可能出现社会动荡的重要源泉。面对民主政治要求,如何趋利避害,却成了中国改革的难点所在!即使我们期待民主政治进程可能面临好的结果的情况下,但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在民主政治进程中,由于社会民主权利诉求增长的同时,还有可能伴随着地方自主权和民族自决权要求的进一步提高,尊重民意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交织,从而为台独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合法借口。这是其一。其二,当传统的解决民族问题和管理民族地区的有些制度和方法失灵时,而我国适应民主权利诉求的新型的解决民族问题和管理民族地区的制度和方法又尚未有效构建或有效实施时,那么在本未完全融合中华民族而有少数具有离心倾向的民族内部,就很有可能给民族分裂势力造成可乘之机,制造民族分裂,造成社会动荡。 

  (三)领土纷争等不确定外因问题 

      我国与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等周边国家还存在着钓鱼岛、藏南地区和南海等领土纷争问题。虽然凭借我国现有国力完全有能力管控分歧和解决问题,虽然国际社会有识之士总体而言不愿意看到像中国这样庞大国家出现一场类似于原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及中东地区等诸如此类的人权灾难以获得甚至难以获得一种体制转型的后果,但不排除某些国家、组织或个人不希望看到中国崛起而希望中国社会转型失败而谋取私利的不良动机。在此背景下,某些国家、组织或个人借助领土纷争等不确定外因,乃至前已述及的台湾问题、民族问题等,都有可能因此而干扰或搅局中国改革进程及其社会平稳转型。不确定的外因,加上国内的不满情绪,都有可能使改革增加危险变数。 

      以史为鉴。即便清末民国时期,在自身存在问题时,不确定的外因,加上国内的不满偏激情绪,也存在既有改革或操之过急的革新失败的现象。比如清末时期,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等不确定外因,从而助燃其后操之过急的“戊戌变法”失败,也打乱了恭亲王原先就已推行的改革等。 

  此外,在我国民主政治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忙于应付体制转型摩擦的诸多矛盾,尤其是在如前所述而万一可能发生的中央政府失控或中央权威削弱的情况下,很容易给民族分裂势力、台独势力和外来势力制造可乘之机,引发民族分裂、国家统一和国家冲突等问题,从而影响到我国改革进程及其社会平稳转型。因此,我国面临着现代化与国家统一、国家主权等多重压力。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及其现代化路径设计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来源:《学习与实践》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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