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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请国税部门以缩减开支来支持减税

作者:李锦  时间:2012-07-24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19日公布了“三公经费”情况,国家税务总局以20.38亿元的实际开支高居98个部门首位。这使得收税很猛的税务部门瞬间成为天下焦点。

  尽管国税部门一再解释,由于国税系统实行垂直管理,“三公经费”中央财政拨款预算数和决算数,包括国税系统所属各级行政、事业单位,税务机构包括总局、省局、地(市)局、县(区)局和乡(镇)分局(所)五级,“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三公’费用上并不高”。 但是这样的数字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理智上都没法让人坦然接受。

  我们不妨先来算笔账。国税部门一年13.7亿的公车消费,摊到每天来算的话,大概每天要花369万元;一年接近6.6亿的公务接待费,相当于每天要吃掉182万元。

  这样的政府支出成本对于当下并不太发达的中国来说,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呢?或许这也是国税部门迟迟不愿意切实减税的原因所在吧。一旦减税,国税部门收入必然减少,相应的能用于三公的开支也会减少。

  国税部门收上来的税是不是进入国库,然后用之于民,没有被相关部门“近水楼台先得月”纳为己用呢?我们没有确切的数据不能乱说,但是作为收税部门“三公开”支出高居各部委之首,且远远多于其它部委,这就不能不让人生疑。

  老百姓是讲理的,他们对“三公”消费的意见,主要有两点,一是数额大,且连年增长;二是信息不公开透明。对“三公”消费的刚性支出,老百姓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毕竟维持一个部门的工作运转,需要足够的资金。如果税收确实“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么税收再高些,老百姓也不会有太大意见。

  问题是收上来的钱是不是每一笔钱都花在了刀刃上了呢?不断被爆出的天价U盘、天价酒等公务支出事件不断削弱着老百姓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度,三公消费的合理性也越来越被质疑。国税部门三公消费为什么这么高,钱具体怎么花的,要能让老百姓看得见。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大中小企业都出现了经营苦难的情况,包括税务部门在内的各相关部门也纷纷开始承认减税的必要性,减税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大多是只见响雷不见下雨,能够真正落实到行动中的减税措施少之又少。不少了似乎忘了,要想真正减税,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压缩政府部门开支。

  政府是靠税费来维持的。要减税就要减支,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减政府开支而单方面减税,结果只能是不断地扩大财政赤字。笔者认为现在是到了国税部门缩减自身开支,为减税让利带头作出贡献的时候了。数据显示,我国政府部门的支出成本比日本高出7倍,比欧盟高出四倍,比美国高出一倍多。国税部门一天的公务接待费要182万,而中国社科院一年的公务接待才56万。虽然国情不同,部门情况不同,但是这无疑也反衬出国税部门缩减开支仍然有相当大的空间。

  这里,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征税成本问题。税务部门征税成本高已是由来已久。2008年8月,国家审计署署长刘家义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一次审计工作报告。此报告的第七部分提及征税成本审计调查情况。审计署确认征税管理仍存在较大问题。第一,人头经费偏高。2006年,18个省(市)税务部门人员平均支出为5.83万元(当年全国机关工作人员平均收入为2.3万元),而抽查到的236个税务局人员人均支出高达9.06万元。第二,办公用房面积大幅超标。审计署报告提到,抽查到的部分税务局,超标面积占58%,也就是一半以上的税务局建超标办公楼。第三,小汽车购置有大量的违规行为。审计署抽查已实施或参照实施车辆编制管理的162个税务局中,有90个税务局超编制购置小汽车。第四,各种招待费、会议费、培训费和出国费用严重超标。抽查到236个税务局2006年此类支出高达10.55亿元,每个局平均支出400余万元。

  按照税务机关的数据,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征税成本占税收收入大约是3.12%,而1996年比重是4.73%;之后有估计认为,征税成本现在大约是5%至8%。其中东部地区成本最低,而中西部较高。而美国的征税成本大约为0.58%,新加坡为0.95%,澳大利亚为1.07%,日本为1.13%,英国为1.76%。

  早在17世纪,英国学者威廉 配第就提出税收的三条原则,分别为公平、简便、节省。节省就是指税吏不能养太多,征税成本不能太高。而后来的亚当斯密也提出节约原则。他认为,税吏和征税机关太多太杂,人民的处境就会很差。为了保证人民辛勤劳作的积极性,税收应该尽量节俭。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中,当今欧美重要的财政学教科书上,降低征税成本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更多的篇幅转而放到了公共服务和政府间关系等方面。

  而征税成本这种浅层次的议题却在发展中国家成为重大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有一个共同规律,在没有很好的公共行政制度之前,政府往往会扩张自我。这种自我扩张并不是体现在民生工程上,往往体现在增人增事上,增人增事就一定涉及腐败问题。具体到税收事项上,增加税吏的严重后果就是形成一个利益团体。此团体在自我扩张的同时形成一个自我保护机制。

  我国建国以来财政史上最重要的一笔就是1994年分税改革,改革的直接成果就是中央和地方分设税务机构。按地税局人员的说法,地税机关人员被“扫地出门”。因此从省地税局再到乡镇的税务所,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在国税和地税分设的数个年头间,税务基建费用大增。更重要的是,之后税务机关似乎形成了对基建的某种偏好。从办公楼,再到培训中心,再到计算机中心,再到宿舍楼,有的仅拥有百余人的税务局坐拥二三十层的豪华办公楼。因此中央审计报告指出,抽查的税务机关过半超标建房。有的地方地税和国税之间还形成了攀比问题,地税盖起了豪华大楼,国税也在原有的办公楼基础上加建或重新装修。

  当今天下,民意沸腾。要给企业和个人减税,要让政府部门缩减开支,大势所趋,越来越紧迫。 一方面,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当下,无论是缴税的企业还是个人面临诸多困难,迫切需要减税。由于世界经济低迷,国内经济增速放缓,许多中小企业融资和出口越来越艰难,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更让企业发展举步维艰,而老百姓则因通胀生活压力加大,难以扩大消费。国税部门理应在此时带头缩减开支,以实际行动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

  另一方面,这也是建立良性政府的必然要求。政府部门自身是有权力扩张的欲望的,而其扩张的重要基础之一正是不断增加的财权。换言之,税收得越多,政府越大;政府越大,税收得也就越多。出于形成良性政府的良性循环的需要,我们也必须开始缩减国税部门的三公开支,自然也包括征税成本了。

  国税部门收税太狠了,自己花钱也太狠了。国税部门不能再沉默了,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在盯着你们看,2012年不带头缩减开支是不行了。我们期待缩减行政开支、缩减征税成本,早日成为国税部门的行动,更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成为一种制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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