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昌清:深化改革路线图建议

——(初稿)

作者:柳昌清  时间:2012-05-16

        我国社会制度的建立,必须符合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人类现代文明发展对社会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公民社会。这四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其基本制度都实现了这四条;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能够从发展中国家跃入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是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完成了制度的变革,最终达到或基本达到了这四条;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也进行了革命和改革,但至今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就是因为在传统势力、各种旧观念、空想思想的作用和影响下,没有全面做到这四条;也有一些整体收入很高的国家没有成为发达国家,原因也是因为其高收入是依靠自然资源而不是制度优势,在制度方面没有做到这四条。 人类文明发展又是多元文化的发展。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七(或八)种不同的文明。文明类型理论认为,西方文明属于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属于政治主导型文明,这两种文明都能够适应人类文明发展而不断调整、改变制度和观念,得以长期延续和发展。在符合人类现代文明发展大趋势的前提下,中华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有哪些自己的传统必须保留下去呢?这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共产党执政;政治/伦理文化;劳动和基本生活的保障。这几者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既有几千年的老传统,也有解放后形成的新传统。把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传统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我国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和特征,这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共产党执政的民主政治;科学/政治/伦理型文化;公民化/保障化的集体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目前形成的体制——“中国模式,其基本框架和特征可以概括为:共产党领导的民意政治;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文化;官本位/劳动和生活保障不完善的社会。这样的体制是过渡性的体制,还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应当承认,传统体制确实培养了许多会当官(当党政领导)的干部,有很强的协调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但问题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综合国力要靠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提高科技教育文化水平,没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公有制企业家和科技专家,光靠党政领导干部的规划和协调,不可能使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如果把公有制企业家和科技专家都统一到官本位的体制内,就扭曲、破坏了他们正常成长和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现在的党政领导实行任期制,而企业家(无论是公有制企业家,还是私有制企业家)最好是终身制:企业家的地位和收入随他所经营的企业而变化——企业发展到多大,企业家的地位就多高,企业家的升迁是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中自发进行的,企业家有自主权;而党政官员的升迁是上级任命的,可以随时调动,官员没有自主权。如果把公有制企业家也纳入官员队伍,一是必然导致企业家的短期行为,不对所经营的企业和资产做长期打算,而是只作为官阶晋升的一个跳板;二是企业家没有自主权,搞好搞坏对官阶晋升也不关键,关键是掌握着调动和升迁权柄的上级领导和有关人员。这种权力关系还会形成另外一种情况:一些领导干部利用政府对国有企业经理的任免权,在某企业经营好的时候对原有经营者取而代之,把企业搞坏搞垮后再回到党政官员队伍。这样怎么能把企业搞好?中国人均占有资源很少,不能搞私有化,私有化只能形成权贵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可能长期依赖国际资本振兴中国经济,必须逐渐形成民族(特别是全民所有)资本和与之相适应的民族企业家(特别是公有制企业家)。科技文化专家可以说是千秋万代制的,因为科技文化的创造和传承都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新的有价值的创造也会传之千秋。科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就不能只考虑当前的用处,而必须综观古今中外与未来,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如果把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也纳入行政管理系统进行管理,或者抛入市场,那造成的扭曲、干扰和破坏比对企业的影响还要大。公共科技、教育、文化的费用需要国家财政负担或补贴,掌握财政资金分配权和人事权的党政领导机关更容易控制公共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单位。我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之所以被行政化,就是这样造成的。只有把科技、文化成果认定及发展的权力和资源从行政管理中分离出来,建立起符合科技文化传承、创新发展规律的公平竞争机制,才能给知识以权力,给创新以权威,真正实现科教兴国,建立起创新型国家。中国是一个在历史上依靠政治统一保持至今的大国,面临复杂的周边环境和国际背景,必须保持政治统一的优势,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同时,又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才能跳出周期律,避免社会动乱。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上面所说的新体制,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深化改革需要分步骤完成。本文对这一过程进行初步探讨,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设立基础理论创新与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体系工程。首先推出两本著作:《文明类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新政治经济学》,作为统一思想认识、指导深化改革的理论基础。《文明类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联系起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性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及其他文明的关系,明确改革开放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及继续前进的方向。《新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资本主义生命力及其存在的根本矛盾进行更符合实际的分析,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理、规律、制度、运行等更明确、更深入地作出阐述,对权力、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再认识。 二、通过中央全会决议(或由中共中央提议,全国人大通过)的形式,做出深化改革的决定,统一两个基本点,明确深化改革的形势、任务和步骤,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委员会,下设经济改革、教科文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三个领导小组,使改革沿经改教改政改三条线分阶段齐头并进。 三、第一阶段(起始阶段)。(一)经改线所要完成的改革:(1)以城市居民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为突破口。改变把国有土地批租给私人房地产公司、把住房作为商品经营和投机买卖的做法,消除房地产暴利和贿赂,降低住房价格,保障城市居民居者有其屋,为增加其他方面的个人消费、推动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奠定基础。为农民工入户城市和大学生就业创造条件。利用住房面积越大、每平方米价格越高的办法,调节收入差距。(2)把社会保障资金(特别是养老保障资金)用于住房公营的资金周转,确保保值增值,减少直至消除养老金的支付风险。(3)启动统筹农民工入户城镇与在农村发展农业专业户的长期改革工程。在农村,建立迁出农户的承包地与住宅补偿、土地转包给不需要再出外打工的农业专业户、宅基地复垦的制度;在城市,建立农民工与企业签订合同、满几年可以申请全家转户口的制度,经过长期、有序地变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4)国土资源收租改革。对可以产生收益的矿产、能源、交通、旅游等国土资源,参照国际价格,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收租,作为财政收入,使有关从业企业和个人不能利用国土资源发财,并由此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将国土资源与环境保护部门合并,从长远考虑,保护国土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二)教改线所要完成的改革:(1)从国家投入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发展的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国家级学会、协会、专业委员会和省级学会、协会召开换届、年会、学术研讨等会议的费用,保障正常的学术、艺术、技术交流,在不受经费和官本位体制影响下形成以学术(艺术、技术)权威为基础,以创新为导向的会员、理事、会长形成机制和体制。(2)取消由各级政府举办的科技(包括社科)、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评奖,改由学会、协会、专业委员会评奖。(3)在此基础上,采用议会制的办法,成立国家级、省级教科文委员会(简称科教文委),议员由各学会、协会、专业委员会推举,定期开会,下属于人大。(三)政改线所要完成的改革:(1)对广大共产党党员、各级各类干部和社会各界进行共产党角色转变(由领导一切的全权党转为权力有限的执政党)、政府职能转变(由全能政府转为服务型政府)、社会转型(由权势/狭义社会转为法理/公德社会)的教育,批判特权、特利、特殊身份、特殊对待的旧意识,树立平等、公正、博爱的新观念。(2)取消那些从出发,不利于干事创业的审批制度;需要保留的,科学地确定审批的主体和程序。(3)制定和颁布保护民权的三个法律。《防止宗派活动危害他人权益和社会安全法》。为制止利用宗族、宗教、民族、地方、帮派(黑社会)势力危害他人权益和社会安全的行为提供法律依据。例如,在宗族、帮派势力影响村民自治的地方和时期,可以改为由党组织领导或基层政权管理,其余的权力均交村委会和村民会议。《反不正当公权使用法》。治官之法,对玩弄权术、以权谋私、不作为或乱作为的行政、公安、司法、监察等行为制定处罚办法。《政党活动法》,对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及其各级各类组织(领导人)的权力、职责、监督等作出明确规定,为以法治国奠定基础。(4)从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出发,选择几个省(市),进行人大代表竞选、委员专职化(不担任党政、企业、事业单位领导职务)等试验,为人大改革积累经验。 四、第二阶段(转型阶段)。(一)经改线所要完成的改革:(1)恢复社会主义国家全民所有资产的性质和名称,撤销现在的国资委,成立全国和省两级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简称全资会),上属于人民代表大会,对人大和全国人民负责,定期汇报工作,接受监督。(2)对现有国有企业的资产确立模拟的股东股东包括现有称职的国有企业负责人、高层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工人代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懂行专家、银行主管贷款给企业的业务员、熟悉企业情况的律师和会计师等,确定每个人承担的经营资产额(有差别),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产生董事长,聘任经理,监督经理、董事长和董事会,形成内部监督机制。国有企业更名为全民所有企业。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地位和收入随所经营的企业而变化——企业发展到多大,经营管理者的地位就多高;企业亏损、规模缩小,经营管理者的地位就相应降低;企业破产,经营管理者下岗。(3)在全民企业的基础上,数家企业的经营资产合并,成立全民所有资产经营公司。省级全资会可以下属十几家或几十家全民所有资产经营公司。全国全资会可以下属上百家全民所有资产经营公司。全民所有企业的董事长、经理、部分高层管理人员,其报酬和人事关系,由资产经营公司确定和管理。资产经营公司的老总及部分高层管理人员,其报酬和人事关系,由全资会确定和管理。由此形成完整的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系统。(二)教改线所要完成的改革:(1)在高校、科研院所、文化事业单位的基层部门(教研部、研究所、创作室、表演团体等)中,确立首席专家、名师、名家,这些专家可以成为部门当然的正职行政负责人,并自选能配合工作的副职行政负责人;或者自选行政负责人。无论什么情况,首席专家都有聘任人员、确定收入分配、商定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同时承担带动本部门科技、教育、文化水平提高的责任。如果有两名或两名以上旗鼓相当的领衔专家,可以设联席专家,分别对自己业务范围内的事负责,确定(或轮换)一名专家负责协调。(2)在高校、科研院所、文化事业单位的体制问题上,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行专家自治,建立校(院)务委员会或专家委员会,选举或聘请校(院)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3)在高校、科研院所、文化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后,把财政拨款、设立和评定科研项目、评定专业职称、选定教材、鉴定新成果、主办学术期刊、推进学术创新、组织学术交流、开展学术讨论、调节学术纠纷等权力和责任,由政府部门移交给科教文委。撤销有关的政府部门,科教文委建立必要的办事机构。(三)政改线所要完成的改革:(1)实现依法治国,法律和法规的制定是关键的一环。必须有专门讨论立法和修改法律、法规的机构。在我国,政协最适合担当此任。要改变政协的人员构成,由执政党和其他党派、政府、全资会和工商联、教科文委和各类行会及其他各界的代表组成,提出和讨论法律,通过法规,法律交由人大通过,法规交政府、全资会或教科文委等执行。(2)将财政权、最后监督权转移到人大。人大掌管监察和审计系统,设立专门的机构审查和监督财政预算的制定及执行情况,政府、执政党、军队、政协、全资会、科教文委等部门重大支出都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通过或审批。人大代表采用竞选的方式,由公民逐级投票选出,切实能代表公民说话办事。人大常委会委员在代表的基础上竞选产生,不仅要能代表公民,而且有行使监督权力的能力。人大常委会委员专职化,要与代表保持密切联系;人大代表要有经费补贴,与公民保持经常联系。(3)将司法系统移交全国政协下属,改变行政化司法管理的体制,按现代司法的客观需要,重构司法管理体制和机制。(4)在完成上述管理权力分离和转移以后,执政党和政府的机构相应精简,职能相应转变。执政党保留领导政府、军队、新闻宣传的权力,仍然能够整体控制局势。政府的主要职能转向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城市居民住房)和公共服务(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公共安全、义务教育、卫生、体育等),对经济社会实行必要的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 五、第三阶段(配套完善阶段)。(1)按照新体制,完成基础理论创新,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体系,用于教育,作为科研的基础,从智力和精神方面保障社会协调发展、文明全面提升。(2)调整全民所有资产经营方向,增加在创新产业、促进就业、改善环境方面的投资。新增企业可以采取实际(而非模拟)的股东制、董事制。资产经营人员按照经营资产的金额,交保证金,然后成为股东和董事,进行经营。如果盈利,可以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利润作为奖励,并入保证金,退休或离职后,退保证金(包括分成的利润);出现亏损,扣保证金。如果这种办法有效,全民所有资产的增量部分都可以这样做,以增强和保持激励,逐渐完善,使全民所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实践证明,靠少数人富裕带动共同富裕的路子走不通;集体经济有利于在内部实现共同富裕,在外部也会扩大收入差距。只有采取恰当的机制,在公平竞争中不断壮大全民所有经济,在全民所有资产能够使多数劳动者都就业(使其劳动力的价值和人格尊严得到实现)时,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这一过程虽长,但方向是唯一正确的。真正想为人民谋福利的组织和个人,不能不关心和为之奋斗。如果说,在革命时期,主要的奉献者是为了建立人民政权而流血牺牲的烈士;那么,建设时期,主要的奉献者就是为公有制经济而苦心经营的企业家。(3)对企业可以形成垄断价格的产品和服务,政府仍然要进行价格管理,定价的主体和机制要科学确定;对国内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放宽限制,与公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同时在劳动者工资和社会保障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减免个体劳动者和微型企业的税收,为自谋职业者创造条件;开征遗产税、房地产税,服务行业营业税改增值税,促进社会公平。中国式原始积累的阶段走到头了。不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要进入正常盈利和发展的阶段。盈利要靠提高劳动者素质、产品质量和信誉,靠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在国际资本过剩的大环境下,不能企求有很高的利润。要在某些实业领域做长期打算,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4)在高校、科研院所、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以后,对基础教育进行相应改革,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反过来,高考制度也要适应素质教育进行改革。与公共教科文事业的改革相适应,要给各类行会、商会、民间协会、民间组织等以明确的权利和责任,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5)改变和完善对地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的标准,不以GDP增长作为唯一或主要的标准,而以解决本地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标准。对公职人员,必须在履行职责、公正办事、廉洁自律方面有严格、明确的约束;实行以权谋私一件事记过、处罚或开除的制度,有犯必究,不姑息迁就。同时,实行党政领导和公职人员重大贡献奖励制度。奖励分人和事,由人大考评和掌握。奖励包括物质(现金)奖励和立碑、立传、授勋等功德性精神奖励。既要取缔形形色色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又要使正当的收入合法化;既要防止没有为社会做出贡献(甚至损害国家和人民,危害社会)的行为得到收益,又要使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行为得到报酬或奖赏。任何时候,社会都不能失去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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