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从反危机到新常态

作者:刘世锦  时间:2016-12-19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和中长期发展研究团队2008—2015年的研究报告汇编而成的《从反危机到新常态》,由中信出版集团新近出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作为此期间两个研究团队的学术研究负责人,本文是他为该书撰写的前言,经作者授权发布。

  本书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和中长期发展研究团队2008—2015年的研究报告汇编而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此期间宏观经济研究团队的季度和年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二是中长期发展研究团队关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研究成果,载于《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和连续四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等专著中。

  作为此期间这两个研究团队的学术研究负责人,当我再次仔细阅读这些研究成果时,忽有一种感觉,这些算是发生不久的事情,似乎相当遥远了,有的已经被淡忘了。历史是容易被忘却的,但亦不应被忘却,否则,淡出记忆的不仅是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我们思考、讨论、纠结到释然的心路历程。于是,我们决定,收入本书的研究成果,全文照搬,原汁原味,只字不改。读者阅读本书时,权当是看一看、想一想中国经济发展一个特殊时期的历史,这正是我们出这个集子的初愿。

  曾经有过的判断:对的、不对的或不全对的

  说2008—2015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是因为此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前一件事是显性的,至今全球经济仍能感其影响。后一件事也真实发生了,但人们理解分歧较大,至今尚难说达成共识。如果说国际金融危机属于“外部冲击”,新常态则是内生的结构性变化。这两件大事的出现,使中国经济不再可能延续以往三十多年的增长轨道。

  经济形势分析紧密联系现实,还要有判断和预测。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理论应当用于解释,而不应用于预测,因为未来是高度不确定的。然而,一种理论只能回顾过去,而不能面对未来,其解释力也将会很有问题。回到现实,社会存在着对经济走势判断和预测的大量需求,越是不确定的时候,这种需求就越强烈,人们总是试图在不确定性中找到某种方向。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或被卷入这个圈子,发表着各种各样的预测、观感或宏论。既已如此,言者需对己对人负责,特别对此类外部性效应突出的行为来说,对社会负责应为职业道德之一。在过去一些年的经济形势分析工作中,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过一段时间,要对自己提出的判断和预测做一个回顾、梳理和检验,看看事后证明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哪些是不全对的。我以为这个要求不可或缺,也不算苛刻,对这个行业的“科学发展”很重要,理应成为一种“行规”。

  按照这一要求,我们回顾一下本书研究成果中对2008年以来经济态势的分析判断。

  关于国际金融危机

  2008年一季度报告提出美国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多方面影响。高度重视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领先指标综合指数已经从2007年10月开始连续下降五个月。据此可以判断,美国经济要么即将陷入衰退,要么已经处于衰退之中。美国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直接导致我国对美出口增速下降。二是美国经济衰退必然影响到欧盟、日本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引发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甚至衰退,对我国出口会产生全面冲击。三是美国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可能会通过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

  2008年三季度报告提出在外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虽难独善其身,但也有条件走出相对独立的增长路径。美国经济房地产泡沫化和缺乏监管的不当金融创新是造成此次危机的根源。模型预测结果显示,此次危机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持续到2013年,即便不考虑危机给美国金融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及其对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影响,2009年美国消费、投资和进口增速也均将大幅度下降,GDP增速将回落到1.6%左右,2009年以后美国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状态,2010—2015年间GDP平均增速只有2.4%。如果考虑金融业损失的影响,2009年美国GDP增速有可能回落到1%以下,2010—2015年间GDP的平均增速将维持在2%以下。我国经济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动力和前景等方面具有实质性差异,推动经济中长期较快增长的基本面因素并没有改变。在外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虽难独善其身,但也有条件走出相对独立的增长路径。从国际分工格局看,我国在要素供给、基础设施、产业体系等方面的优势依然明显,“中国制造”短期内尚没有足够的国际替代力量,多元化的外向经济依然是推动我国增长的重要动力。

  2011年《本轮市场共振是“余震”还是“预震”》报告提出国际金融危机三阶段判断。标准普尔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这一事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2009年下半年,我们曾提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将呈现三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即私人部门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和国际货币体系危机。政府大规模救市,由“政府高杠杆”替代“私人高杠杆”,私人部门债务危机转化为主权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和蔓延,政府不得不将债务货币化,靠多印票子来偿还债务。美元是主导性国际货币,美债危机以及美国债务的货币化必将对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严重冲击,虽在短期内尚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但这一体系的动荡、混乱和不确定性将大大增加。

  关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

  2011年在“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一文(研究成果在2010年已经完成)中提出了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有很大可能性明显下一个台阶。借鉴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和呈现的规律,我们采用三种不尽相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和前景进行了分析,预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的话,那么,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很大可能性在“十二五”末期放缓,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

  提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基本面因素将发展重要调整和重新组合,已有的发展方式面临严峻挑战。总的来说,我国现有发展方式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时期看起来是有效的,某些方面还有独特优势。增长速度下台阶所伴随的大幅度结构变动,表明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基本面因素将发生重要调整和重新组合。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我国经济将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与高速增长相伴的高流动性和规模经济收益,掩盖了为数不少的低效率问题。然而,一旦速度降低,与低效率相关的各种问题就会暴露,如企业盈利和财政收入下降、资产估值收缩、长期信贷回收困难等,甚至出现某种形式的财政金融等危机。第二,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现行发展方式下的市场开拓受限、供给激励不足、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劳动者参与现代化的渠道不畅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在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减弱后,能否形成以创新驱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两方面的问题将可能使我国在翻越“高墙”时面临严重困难。

  2011年一季度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增速到2015年前后由10%左右降为7%左右,要防范增长减速可能给我国经济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经历重大转变,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减弱,而以人力资本提升和创新为主的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根据我们的研究,在2015年前后,我国经济增速可能会下一个台阶,所以,要抓住“十二五”这个战略窗口期,着力推进体制改革,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在较低增速环境下的盈利能力,提高财政、金融、就业及其他方面对较低增速环境的适应能力,防范增长减速可能给我国经济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2012年一季度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将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保持年均10%的高增长已经三十多年。根据对国际经验和我国增长潜力的研究,我们认为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几年下一个台阶,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去年以来,东部发达省市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明显回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放缓,由投资潜力有限导致的金融财政风险显露。今年一季度,这一变动态势仍在延续。这些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过程可能已经开始。毋庸置疑,我国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的潜力和空间,但由于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基数效应,如果每年的新增量不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增长速度将出现合乎逻辑的下降。比如,十年前能够支撑10%增长率的新增量,到现在只能支撑3%左右的增长率。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基数效应将会愈加明显。由于多重周期力量和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总的来看,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回稳,但不太可能回归到过去的高增长水平。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2012年二季度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呈现三期叠加局面。本轮经济持续回调,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商业周期,是多重周期因素叠加和中长期增长潜力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短期看,我国正处于商业去库存和经济刺激计划的拉动作用减弱时期,也处于国际主要经济体大选的政治周期和国内换届时期。从长期看,全球都处在金融危机后新技术和新产业寻求突破的时期,新的技术周期尚在孕育之中,全球经济增长整体放缓;同时国内经济结构面临艰难调整,资产重组的阵痛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减速、结构调整阵痛和外部需求长期低迷三期叠加,多重周期力量交织,使经济运行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

  2012年三季度报告提及新常态概念,其标题为“顺应新常态寻求新平衡培育新动力”。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也是企业、政府和居民重新适应新常态的调整过程。未来一段时间,7%左右的增长将是一个新的常态。

  2013年三季度报告标题为“努力促进经济运行向新常态平稳过渡”,对新常态含义做出了较系统的描述。展望2014年,国际经济总体趋稳,内需增长面临下行压力,预计经济增长略高于7%。在实施“双稳健”财政、货币政策的同时,坚持稳中求进、以稳促进的思路,努力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促进经济运行向新常态平稳过渡。

  2014年3月出版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4—2023):在改革中形成增长新常态》一书,在其导言“争取平稳较快转入经济增长新常态”中明确提出新常态的概念和含义。力争今后一两年实现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轨道或者状态。对此可以给出一个概念,比如“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或者“中高速稳定增长期”。其含义是,中高速增长的“底”已经探明,比如说7%左右;这样一个速度能够稳得住,且能够持续较长一个时期,比如五年或者更长时间。

  提出新常态的若干特征。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应具备若干特征,包括经济增长率从原来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比如7%左右;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的带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相对充裕的工作岗位,产业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基本适应;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企业总体上能够实现稳定盈利,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等等。

  提出新常态的“六可”目标。对这一增长新常态,还可以进一步提出“六可”的目标: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做到这六条都不容易,这里想强调一下“企业可盈利”。看起来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往往容易被忽视。实际上,这一条很关键,是其他几条的基础。如果企业盈利水平明显下降,甚至出现大面积亏损,财政收入将可能更大幅度下滑,财政、金融风险不可避免地加剧,企业也将难以通过扩大生产而增加就业,反而可能减少工作岗位,民生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也无从谈起。所以,“企业可盈利”应被视为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性指标。

  关于转型期的经济政策

  2011年在《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一文中提出不可强制性地试图继续保持高增长目标。预见到潜在增长速度将常态性回落,宏观调控目标的设定应顺势而为,不可强制性地试图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期的增长目标,否则,增长目标超出潜力,将产生投资过度、产能过剩、资产泡沫、通货膨胀等问题。在这方面,需要研究和汲取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后推行扩张性宏观政策,力图恢复以往的高增长速度,结果催生资产泡沫,并陷入长期经济萧条的历史教训。

  2011年三季度提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所能解决的,必须加快我国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必须认识到,经济增长速度过高,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符合“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预期目标,也为结构调整创造了良好宏观环境。2012年,在防范、化解风险的同时,把握好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国内物价下行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强中长期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增长重回“十一五”时期高增长,既不符合“十二五”转变发展方式的现实要求,也不应成为政策追求的目标。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一旦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积累新的风险。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我国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

  2012年二季度报告提出重点要防止过度刺激,使经济泡沫化。经济增长转换期,也是市场主体逐步调整经营模式,市场、制度等风险逐步暴露和修复的过程。短期宏观政策的重点是处理好经济趋势性下降中的周期波动问题,既要防止过度刺激,使经济泡沫化;又要防止经济短期内大幅下滑,风险和问题骤然集中爆发。从当前的情况看,重点要防止第一种倾向。由于本轮经济回调期较长,在政策逐步放松的过程中,要防止层层加码、过度刺激的风险。

  2014年三季度报告提出要防止犯速度依赖症,通过强力刺激使矛盾积累、拖延,甚至引发危机。经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本身并不重要,关键看经济运行的质量。从国际经验看,经历较长时期高速增长的国家,在转型期容易犯速度依赖症,不愿接受增速下降的事实,从而采取强力刺激,往往导致矛盾进一步积累和拖延,甚至最终引发危机。

  关于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

  2012年二季度报告标题为“经济增长降中趋稳供给政策大有可为”,提出供给政策要通过结构调整适应中速增长环境,通过价格、投资“双放开”强化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报告中提出:2012年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将大于以往,宏观政策选择也将面临新挑战。应当按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保持宏观需求政策的基本稳定,根据情况变化适时适度微调;同时更加重视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供给政策的一个目标,是加快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提高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逐步做到在中速增长环境下“企业可盈利、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范、民生可改善、就业可充分”。另一个目标是以价格、投资“双放开”为突破口,推动基础产业改革,短期内缓解某些领域的供给不足,增加投资需求,并通过强化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有效减轻通胀压力;中长期则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基础产业和其他行业的平衡增长。

  2013年一季度报告提出产能调整既要关注“进入”,更要重视“退出”,从过去重点保护企业,转变为重点保护员工,做好失业人员的社保接续、转岗培训和就业服务工作。更多依靠市场经济办法调整过剩产能。用集中审批来管控竞争性行业发展的方式,难以真正抑制产能过剩。尽快创新行业规制方式,依照能耗、环保、质量等技术标准和规范,形成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政府权威部门定期公布主要行业和重要产品的国内外技术创新、投资、生产、需求变化等相关信息,发布行业发展指导报告,预警重大风险,引导社会形成合理预期。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约束地方政府以低地价、低环境标准、不适当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手段过度刺激投资的行为。调节过剩产能,不仅要关注“进入”环节,更要重视“退出”环节,切实减少行政干扰,探索建立和完善企业退出政策体系。产能调整要从过去重点保护企业,转变为重点保护员工,做好失业人员的社保接续、转岗培训和就业服务工作。

  关于新常态下增长质量导向的发展目标

  2014年三季度报告提出要关注经济运行的效益和风险指标,通过提升质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倒逼各项改革,最终可实现“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向新常态迈进的过程中,利用某些调控手段,平抑经济波动、防止短期过快下滑是必要的,但需要评估这些措施对经济运行质量、风险、长远发展潜力的综合影响。更多关注经济运行的效益和风险指标,通过提升质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倒逼各项改革,最终可实现“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在转型过程中,利用相关调控手段,平抑经济波动、防止短期过快下滑是必要的,但应坚持速度服从质量的原则,只要守住企业可盈利、就业总体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经济增速低一点并不会引发严重社会冲击,反而有利于借助市场力量推动资产重组、结构调整和培育新增长动力。

  概括地说,2008年以来的基本判断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难以独善其身,但仍可走出独立的发展路径;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由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增长阶段转换期;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这一时期要防止通过过度需求刺激政策重返高增长轨道的倾向;重点实施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确立质量导向的发展目标和激励机制等。

  这些大的判断,迄今为止应该说还是站得住脚的,部分已被实践证明是对的。这一阶段,处在改革开放以来又一个重大转型期,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新常态、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质量导向的发展目标等重要判断和政策取向,有一定前瞻性,对决策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社会上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也有的判断,现在看来不大准确,比如,在2010年前后,对通胀特别是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强调较多。实际上,进入增长转换期后,随着需求相对收缩,通缩压力增强了。当经济进入中高速或中速增长平台后,或许通胀压力会上升,但在原有的高速增长“触底”前,看起来通缩的压力更为突出。又如,我们原来估计,美国在长期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美元的主导地位可能衰落。现在看来,对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和创新能力可能估计不足,美元的国际地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经济形势分析应当有框架、有逻辑

  经济形势分析会出预测数字,有些预测数字已经到了相当精确的程度,有的机构甚至依次列出预测者排名。这些貌似精确的预测数字真的很重要吗?事实上,真正有意义的是这些数字出来的依据:是出自某种理论框架和逻辑,还是简单的趋势外推,抑或某种方式的猜测。经济形势分析需要框架和逻辑,如果一种框架和逻辑还算不错,至少是自洽的,能够描述经济增长的大体形态和路线图,尤其是能给出重要拐点和走向,应当说就足够好了。重要的是,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某种变化。过于精细的预测数字并无多大必要,还可能降低而非提高分析预测的可信度。

  经济理论是为理解经济增长过程,包括历史、现状和未来,提供框架的。已有经济理论,如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较多关注落后国家如何摆脱低水平循环陷阱,进入快速增长轨道,即经济“起飞”问题,而对起飞以后的可持续性和“降落”问题关注不够,未能形成较为成熟、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而后两个问题,对应的正是后起经济体若干年来所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和高速增长后的减速现象。理论准备不足增加了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减速性质的认知难度。

  中国经济2008年遇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政府实施了事后称之为“四万亿”的刺激计划,2010年一季度经济增长达到高点,此后开始回落,迄今已有六年时间。对这一变化存在着不同解释。一种基于短期宏观分析架构的观点,把这种变化看成周期性波动,主张采取惯常的宏观反周期政策。但对为什么经济增长率由10%以上下降到7%,而且还可能继续下移,用维持既有结构的周期性波动显然无法解释。另一种观点则将增速下滑归结于外部冲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全球经济放缓,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也低于以往。但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正是在外部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2010年,中国经济能够在全球率先回升,此后全球经济逐步复苏,而中国经济增速却出现持续回落。

  还有一种国内外较为常用的“增长收敛”分析方法,即以全球经济领先国家,主要是美国作为标尺,计算中国人均收入与其的差距,然后倒推中国未来的增长速度。例如,目前中国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0%,而20世纪50年代,日本与美国也是大体相同的差距,此后日本经历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由此推断,中国也还有20年的高速增长期。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是混淆了收入差距与实际增长速度之间的区别。后起经济体的追赶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分阶段的过程,在不同阶段,由于发展条件的差异,将会呈现不同的增长速度。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当年日本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0%,假设日本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美国已有100岁。而20岁到40岁,是一个人精力旺盛、奔跑速度最快的时期,所以此后日本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而中国人均收入目前也相当于美国的20%,但中国已经40岁,美国也到了200岁了。中国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奔跑能力最强的那个时期已经过去。所以中国已经不大可能再重返高增长时期了。如果收敛方法可以成立,全球最落后的那些经济体,应当比中国有更快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显然,这依然是发展理论研究中令人难解的问题。

  我们对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注,是从国际经验开始的。2009年,我们开展了一项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课题研究。在研究中注意到,“二战”后一大批经济体进入了工业化过程,但不少经济体发展受阻,有些落入了不同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个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其中典型的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这些经济体大都经历了20—30年的高速增长,当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购买力平价,麦迪森1990年国际元)时,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回落幅度在50%左右,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中国的增长路径与上述经济体较为相似。我们用三种不同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进行分析。一是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二是按照发展水平差异,把省级行政区分成若干组分别分析;三是测算了人均钢铁、人均发电量、人均汽车拥有量等实物量指标。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将有很大可能性在2013年后出现增长速度的明显回落。由此,我们提出了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增长阶段转换的重要判断。这个判断提出后,认可者甚少。即使当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后,有的同志宁愿视其为短期波动,并不认为是大的结构调整。然而,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增长阶段转换实实在在发生了。中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后,共识明显增加,但不理解、不适应新常态的问题并不少见,看来认识和行动上把弯子转过来需要一个过程。

  以上我们对增长阶段转换的判断,首先是基于国际经验。同时也构造了一个包含初始条件、制度、战略等在内的分析框架。近年来,国内外对“降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增多。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多是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刘易斯拐点出现等角度展开分析,有一定的解释力。我们以为,重要工业产品长期需求峰值相继出现同样不能忽视。与短期的需求决定不同,长期需求峰值主要是由已有技术水平和人们的需求偏好决定,本质上是由技术或供给决定。这些需求峰值的出现,给定了工业化高速增长期比重较大部分的需求空间。即使人口结构不发生变化,这种需求空间仍然会出现。这是来自长期需求,确切地说,来自长期技术进步因素给出的约束。

  除此之外,需要深究一些重要或基础性的问题。比如,开放对后起经济体发展的意义何在,出口和投资特别是设备投资在增长中的作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如何换代升级,不同增长阶段如何衔接,经济中可移动要素与不可移动要素如何结合,政府和市场在不同时期如何有效结合,收入分配和地区发展差距如何影响增长,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最优增长区间或路径,等等。东亚诸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尤其是中国独特的经验,加上其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对深入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丰富素材。在此基础上,有可能形成有意义的分析框架,对从起飞、持续推进再到降落的经济增长进程给出解释。

  中国经济的“转型再平衡”

  当前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下行压力,“底”在何处,从高速增长“降落”后前景如何,是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问题。

  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直观地看,是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或中速增长,背后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体制政策体系的系统转换,从大的增长过程看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长时的平衡转向另一个中高速或中速增长的平衡。这一平衡的实现,将取决于三个条件。

  第一,高投资触底。从需求角度看,以往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消费总体上是稳定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则是一个较小且不稳定的量。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高投资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这三项可以解释85%左右的投资变动。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高投资触底,我有一个通俗说法,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三只“靴子”落地。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的高点出现在2000年左右。作为政府稳增长的主要抓手,这一指标波动较大,但总体上处在回落状态。出口已由以往20%以上的高增长转为2015年的负增长,可以认为大体触底。房地产投资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2014年触到历史需求峰值后开始快速回落,2015年下半年出现月度同比负增长,当回落趋稳,增速由负转正时,很可能成为房地产投资增速触底的信号。房地产投资增长触底,也意味着全部投资乃至从需求侧看的整个经济增速探明底部。

  第二个条件:去产能到位。随着需求侧的高投资增速回落,供给侧开始相应调整,但部分行业,主要是重化工业调整较慢,于是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初步估计,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在30%以上。尽管对产能过剩问题早有警觉,但幅度之大仍然超出预期。一个重要原因,是重化工业内部的“加速原理”在起作用。在这些行业的上升时期,由于“需要更多的钢就要新建钢厂,而建钢厂本身就要耗费钢”,这种“自我循环”带动了重化工业异乎寻常的快速增长。而到回落时期,“加速原理”在相反方向也起作用,使回落幅度超出预期。

  严重过剩产能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PPI迄今四十多个月的负增长,幅度一度达-59%;二是工业企业利润持续负增长。分析表明,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五大行业的出厂价负增长幅度达20%左右,对全部工业PPI(生产者价格指数)负增长的影响达到80%左右,对工业利润负增长的影响则更为显著。走出这种困局的出路,重点是上述五大行业实质性去产能。产能下来了,供求趋于平衡,PPI才能恢复正增长,企业才能恢复盈利和再生产能力。

  然而,严重过剩产能“退出难”也超出预期,原因大体有几条。一是减产能将会降低工业增速,在稳增长压力很大的情况下,难以落实。稳增长不能减产能,稳效益则要求减产能,在这里稳增长与稳效益是有矛盾的。二是有关地区都希望别人减自己不减,等减产能到位后坐收渔利,从而陷入“囚徒困境”。三是减产能后的职工安置、银行债务等问题处理难度很大,缺少配套政策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地区采取了等、熬、拖的办法。这种局面显然不可持续。企业长期亏损,财政减收、债务违约、就业困难等问题不可避免,相关地区乃至经济全局可能出现更为困难的局面。

  事实上,近些年供给侧大调整,除了重化工业外,还有出口行业。增速由20%—30%到负增长,出口行业受到的冲击并不亚于重化工业。出口行业也经历着艰苦调整,企业订单减少、负担加重,部分企业关闭破产,有些移至外地,还有的企业老板“跑路”,如此等等。但与重化工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体上似乎“声音”不大,也没有获得多少政策资源支持,堪称“静悄悄的变革”。重要的区别在于,出口行业主要以非国有的民营和外资企业为主,重化工业则聚集了众多国有企业,其中的大企业以国有为主。民营和外资企业调整较快,方式多样,不会久拖不决,因为它们拖不起。有的人实在经营不下去,解不开困局,可以“一跑了之”,而不会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下继续经营。用工制度灵活,调整中的职工安置问题较易解决。而人、债、资产重组等问题,在国有企业中都成为难题。政府“大而不能倒”,“国企出问题,政府总要管”的显性或隐性承诺,使国企调整难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魄力。国企去产能的调整,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企、国资深化改革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被逼出来的难得改革契机。以上出口行业和重化工业在调整中的表现对比,提供了不同体制机制在结构调整差异的典型案例。

  第三个条件:新动力形成。通常意义上的新动力,是指那些新成长起来的增长领域,亦可称之为“新经济”。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新成长产业,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如信息服务、物流、研发、金融等;与居民消费水平升级相关的服务业,如医疗、文化、体育等产业;制造业中的新技术产业,如大飞机制造等;二是产业转型升级,机器替代人工、绿色发展等;三是创新产生的新增长点,如网购等“互联网+”所带动的有关行业。以上分类是相对的,往往相互交叉、相互融合。

  这些“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替代性增长,新的增长空间挤压了原有的增长空间,或者说,在原有的增长空间内换了一种增长方式。这种增长具有重分蛋糕的性质,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关系的冲突和重组。例如,网购快速发展的同时传统商业放缓以致衰落,部分知名品牌商场关闭;打车软件与传统出租车的冲突;汽车行业中新能源汽车比重的上升;机器人上岗与人的下岗,等等。如果“新经济”确实拥有并有效运用了新技术、新机制、新商业模式,提高了生产率,终究是不可阻挡的,同时必须重视并妥善应对利益冲突引发的挑战。

  新动力的另一个来源,是“老经济”加新机制,这方面的潜力往往会被忽视。美国研究竞争战略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一书中,认为日本高速增长期后存在着“二元经济”,一个是高度对外开放、竞争力很强的领域,另一个则是面对国内市场、封闭性强、竞争力差的领域,包括物流、电信等基础设施,加大了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他提出,日本经济要提高竞争力,必须解决后一个领域的市场开放问题。中国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升效率大有文章可做。

  例如,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新增投资和改进投资效率的空间都很大。以电信为例,近期降低资费问题议论较多,但如果缺少足够竞争,社会对真正降低成本、改进服务信心不足。放一两个民营资本为主的新基础运营商进去冲一冲,局面就会大不一样。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理应成为世界上电信资费最低的地方。前瞻地看,如果基础电信缺少竞争活力,互联网创新也难以走远。这些领域,看起来投资已经不少了,但有活力的新投资进去,可以提高整体效率。这种能够提高行业效率的投资,是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又如,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需要关注中国城市化格局的变动态势。以往在计划经济乃至久远的自然经济时期形成的城市,与市场经济、开放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有实质性差异,前者的衰落与后者的持续成长,将会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化格局的重要力量。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农民要进城,城里的人员、资金等也有到小城镇和下乡的意愿,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还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新旧动力的不对称性。忽视这种不对称性,容易对新动力的规模扩张产生过高期望。尽管还有新产业涌现,但像房地产、钢铁、汽车等能够将经济推向高速增长的大支柱产业基本上找不到了。新产业在规模上远不能对冲老产业减少的规模。例如,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的比重,2015年只有8%左右,其中有的也出现产能过剩问题。新经济的替代性增长,使之呈现“降成本、提效率,但对GDP增长贡献不大”的特点。加上新机制的老经济,也属于“后历史需求峰值期”的增长范围。概括来说,新动力能够提升增长水平,但远不足以抵消原有动力的下降,更重要的体现于发展模式、效率和质量的转换。

  以上三个条件逐步形成后,中国经济这一轮大调整将可能呈现双重底部。一是“需求底”,随着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全部投资增速趋稳,这一底部有可能在今后一两年内出现。另一个则是“效益底”,是从供给侧适应于需求侧来看的,主要指标是PPI止跌回升,工业企业盈利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在适当水平。这个底何时出现,将直接取决于去产能的力度和进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效益底”明显滞后于“需求底”,不难想象,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特殊困难期:增长速度相当低了,PPI依然低迷,企业大面积亏损,部分地区的金融财政风险加大,甚至酿成某种形式的危机,从而落入一种可称之为“低效益、高风险”的陷阱。

  避免这种不利局面,短期内的关键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去产能上有实质性进展,促使PPI和工业企业利润止跌回升,“效益底”与“需求底”的时滞缩短。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导向特性和必要性、紧迫性。

  与此相关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回落到位后的中高速或中速增长均衡点是如何决定的。这里有两个重要变量。一是已经实现需求的维护或更新支出,如住房、汽车的维修和置换支出。这是美欧日等成熟经济体主要的需求支出。它能够支持经济多则2%—3%的增长,也就是美国经济增长较好时的水平。二是尚未实现的需求支出,如农民工进城后的住房需求、低收入者的首次购车需求等,这部分“追赶型”需求处在历史需求峰值与成熟期之间,将会以某种形态(如相当平衡的形态)分布在到达成熟期之前的区间内。整个经济回落到位后的均衡点,应当主要是这两项需求支出相加。

  如果改革获得实质性进展,上述“需求底”和“效益底”相继出现,中国经济将会增速趋稳,逐步形成新的增长平台,呈现大L加小W的形态。这个底部是结构性变革的结果,是新增长阶段的平台,不会出现触底后V型或U型大幅反转。当然,也会出现周期性波动,但只是围绕着新平台展开,这时尤其要注意不能产生把周期性短期回升当成重返以往高增长轨道的错觉。

  中国经济进入转型触底关键期,预期问题再次突出而敏感。近期股市、汇市的大幅波动,很大程度源于预期变动,而预期变动又与对中国作为一个后起追赶型经济体的转型规律和现实理解有关。在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增速放缓后,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最为困难、同时也最有希望看到转型成功曙光的时候。2010年,在人们把高增长看成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将要下一个较大台阶,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而在目前,我们认为,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大的政策不出现颠覆性错误,中国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一两年成功触底,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有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平台。从国际经验特别是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看,中国经济转型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增长轨道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过度看空、看衰中国经济是没有依据的。当然,这个时候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对政策选择有更高的要求,正确而有效地推进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稳定预期的关键变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一场持久战。通过国企、土地、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的改革深化,应对一系列中长期挑战,包括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特别是中高级要素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发展股权融资、风险投资,有效保护和运用知识产权;推动创新要素的流动、集聚和优化配置,在全国形成若干个类似深圳这样的创新中心;更多地依靠更具前瞻性、进取心和侵略性的前沿创新型企业家而非眼光有限的套利型企业家;更多地依靠具有长期稳定预期、专业化、精致化、耐心与韧劲突出的企业体制和企业文化;减少泡沫和其他非生产性套利的诱惑、干扰,等等。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经济方式必须有实质性转变。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中的一个最重要变化,是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唯一办法,就是真正相信市场的力量,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中的大量试错,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正确的发展路径。政府应当学会培育环境而非居高临下地指定技术路线,尤其是不能维护既得利益,制造新的寻租空间。从实际情况看,政府转型在理念、人员、方案上准备不足,虽有进展,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长平经济论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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