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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中国已进入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期

  时间:2013-03-11

  摘要: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目标为7.5%,与去年持平,符合我国经济告别高增长时代,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的实际情况。在政策引导上,即经济增长的首要目标不再是发展速度较快,而是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追求质量和效益。这实际上也反映出决策层认同目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已放缓至7%—8%的观点,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使GDP增长维持在7.5%以上。

  人物简介

  刘世锦,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以来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兼任国家产业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防科工委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

  在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7.5%的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表述上则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取代了“平稳较快发展”的措辞。这在刘世锦看来,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目标为7.5%,与去年持平,符合我国经济告别高增长时代,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的实际情况。在政策引导上,即经济增长的首要目标不再是发展速度较快,而是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追求质量和效益。这实际上也反映出决策层认同目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已放缓至7%—8%的观点,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使GDP增长维持在7.5%以上。

  受到国内要素价格上升和国外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的影响,国家仍将保持物价稳定作为今年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决策层将2013年通胀目标定为3.5%,较去年小幅降低0.5个百分点(2012年的实际增长为2.6%)。对于今年的通货膨胀压力,刘世锦认为主要来自要素成本上升以及农产品和服务类价格上涨、海外主要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能源资源价格改革。

  与往年一样,政府工作报告表示今年我国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过,刘世锦认为,相比过去几年综合使用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实现调控目标,今年全年广义货币目标增速较去年小幅回落,具体要求是M2预期增长13%,比上年目标降低1个百分点。其原因,一是房地产调控不允许货币环境太宽松;二是在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政府对今年通胀压力保持警惕,避免通胀快速反弹的需要;三是货币增速本身对经济重要性下降。在这一系列背景下,货币信贷政策受限,稳增长主要靠积极财政政策,与去年相比财政政策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财政赤字规模相对增加。

  根据我们的研究测算,我国人均收入在今后不长时间内将达到1.1万国际元的时间窗口,有可能出现潜在增长率下降

  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这一群体的比重到2020年将达到45%

  从现实上讲,目前突出的是户籍问题,以及户籍问题背后所包含的整个一组社会保障的条件,包括医疗、社保、教育、住房这些条件

  有人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价格还会长期上涨,这种判断从基本面上讲是不支持的

  要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重点是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完善试点办法,适时扩大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

  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将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后的一个结果,所以,要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突破口

  访谈内容

  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已实实在在发生

  南方日报: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7.5%左右(与2012年的预期目标持平,略低于2005年至2011年间制定的8%的增长目标),确定这一预期目标综合考量了哪些因素?

  刘世锦: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确定,总体上来讲还是实事求是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国仍然处在大有作为的机遇期,但是要关注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这个判断是有深意的。中国经济已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从国际经验来看,二战以后实现成功追赶的一些经济体,包括东亚的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和欧洲德国等,在经历了比较长的高速增长后,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这是一个购买力评价指标,而非现价美元),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平均降幅为30%左右,有的降幅要更大一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与这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比较接近或相似。根据我们的研究测算,我国人均收入在今后不长时间内将达到1.1万国际元的时间窗口,有可能出现潜在增长率下降,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阶段性转换。对这种变化,我是用一个概念叫做“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所以说,确立7.5%的GDP增长预期目标旨在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相适应。

  南方日报:但也注意到,从2010年第二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在连续10个季度下滑后,在2012年第四季度略有回升,是什么拉动了中国经济复苏?复苏能持续多长时间?您如何评价这次经济增速回升的性质和意义?

  刘世锦:从近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变化情况看,上面提到的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已经不是一种逻辑推论,而是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去年第四季度的回升,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短期的反弹。这个反弹我判断有可能在2013年下半年结束。因此,今年应当特别关注第三季度以后的经济走势,如果短周期重新向下,和长周期的向下重合在一起,就会出现所谓“前高后低”的态势。有些机构和人士预计今年增长9%或更高一些,可能是过于乐观了。

  转换期基调应是“托底”而非“推高”

  南方日报:进入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期,我们需要防范哪些潜在的风险?

  刘世锦: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可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在这个时期,有两种需要防止的倾向。一种是“推高”,试图回到以往的高增长轨道。在一些地方,政府换届后增长冲动上升,可能助长这种倾向。另一种情况是“快落”。当短周期和中长周期同向变化时,增长速度在短期内快速下滑的可能性加大。2012年上半年一度出现这种状况。2013年,当短周期见顶回落时,尤其需要关注是否发生“快落”的问题。

  因此,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宏观政策的主要基调应该是“托底”而非“推高”。能保持7%—8%的增长就很不错,如果出现过热苗头,应及时刹车;另一方面,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止“快落”上,做好必要的政策和项目储备,一旦问题出现,能及时有效地出手。如果转换过程较为顺利,两三年后就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中速增长期的速度到底是多少?还有待观察,可能有一个探底或“试错”过程,估计将落在6%—7%之间。事实上,增长速度的变化是浮在表面的,背后将是经济结构的大规模调整,是增长动力的大幅度变化。这才是我所说的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实质所在。

  南方日报:新阶段的增长动力在哪里?

  刘世锦:新增长阶段将可能涌现出一系列新增长点。首先是基础设施投资。投资增长仍有较大潜力,如高铁、地铁,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设施等。问题是如何在防控风险、提高效率基础上的促进投资增长。其次是城镇化。未来20-30年内,中国的城镇化率应该还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涉及两亿多人。现有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近20个百分点的非户籍人口。有研究认为,这部分人群解决户籍问题后,其消费将会增长30%左右,相当于6个百分点的农民进城对消费的拉动效应。第三是产业升级。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是23%,而日本是31.4%,美国是38.5%。如果通过产业升级,达到与日、美相同的水平,就有30%—70%的提升空间。第四是消费升级。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消费比重。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这一群体的比重到2020年将达到45%。

  对通胀须高度警惕

  南方日报:2013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通涨预期目标为3.5%左右,略低于去年4%的通涨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有压力吗?因为2012年中国M2/GDP达到187%,创出新高。其中M2绝对量达到97.42万亿,比2008年翻了一倍。

  刘世锦:CPI3.5%的预期目标值得特别关注,显示政策层面对通胀高度警惕,能够宽松的政策空间有限。在目前所处的增长阶段,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环境的成本压力将持续存在,有时会较大幅度上升。目前我国货币存量仍然偏大,有可能拉高房价和总体物价。此外,主要发达国家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并不断加码,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有可能助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给我国带来输入性通胀的压力。

  南方日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表示要“适当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拟安排财政赤字1.2万亿元,比去年的8000亿元增加了4000亿元,年度预算赤字率大约为2.0%。从赤字额来看,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高。财政赤字何以大规模扩大?在您看来,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侧重点有哪些不同?

  刘世锦:货币政策可能作用空间有限,今年全年M2(广义货币)目标增速较去年小幅回落,增速为13%。如果出现短期快速下滑的话,最管用的还是投资,这是由我们目前的增长结构所决定的。财政资金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一些引导作用。大家担心增加投资的负作用,关键是要选对投资对象,在最终产品环节增加投资,包括与改善民生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在已经产能过剩的环节,如钢铁行业搞投资。此外,要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重点是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完善试点办法,适时扩大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

  扩消费重在培育中等收入群体

  南方日报: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将依然围绕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增长质量/可持续性。政府通过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增强家庭消费意愿等措施继续强调家庭消费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宏观政策有哪些方面的调整?

  刘世锦:在促进消费这一块,还是要从长计议,因为消费的增长从来都是比较缓慢的,消费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有大幅度上升。现在促进中国消费可能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就是低收入阶层,大家谈得较多的一个话题是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如果在这个方面能有所突破,通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他们能够在城市里面安居乐业,将会扩大他们的消费能力。

  另一个方面,消费的扩大主要还是要培育中产阶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群体。在这一部分人身上体现出消费结构的升级,比如住房、汽车,包括其他一些服务性的消费,还包括奢侈品的消费。当然,消费增长背后依赖收入的增长,那么收入怎么增长呢?现在不是在讲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吗?我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来都不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实际上整个经济运行体制都决定着收入分配状态。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将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后的一个结果。所以,要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突破口,促进消费升级。从过去一些年的情况看,中等收入群体是扩大消费的主导力量。这一势头将得以持续。应当通过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完善公共服务、发展消费金融等措施,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提升其消费能力。更重要的是,促进在升学、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机会均等,提高社会的横向特别是纵向流动性,使更多的人通过发挥自身聪明才智而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扩大消费。

  住宅需求峰值或在2015年

  南方日报:房地产行业将继续影响2013年的经济增长吗?

  刘世锦:把房地产业放到经济增长大的背景来看,它是拉动中国经济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中国主要还是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内需中间主要是靠投资。中国过去的投资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基础设施是在20%—25%,房地产大概是在25%,设备投资占30%多一点,三项合起来占到中国投资总量80%以上。房地产业在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说明它是中国过去一些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房地产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量还是需求,最重要的是住宅的需求。我们最近做了一些研究,预计到2015年左右,中国的住宅需求的长期峰值将会出现,在那个时候,每年能有1300万套住房的年度供应量,而2012年应该是已经达到了900万套以上。

  南方日报:就是说,房地产市场需求那个天花板已经看到了?

  刘世锦:从长期的供求关系来讲,如果说过去还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现在中国房地产需求的那个天花板已经能看到了。有人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价格还会长期上涨。这种判断从基本面上讲是不支持的。不过,房地产市场是有其特殊性的,它从来都是区域性市场,比如像最近一段时间房价有所升温,主要还是一些大城市、特大型城市,二、三线城市这个问题可能还不是太大。

  南方日报:控房价的关键在哪里?

  刘世锦:就是短期措施如何和中长期的制度建设结合起来的问题,既要治标更要治本。从中长期来讲,我们需要确定一个新的对房地产调控的目标,能不能创造一个环境让它能比较持续稳定地增长,避免大起大落。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其中两项重要的制度建设,即土地制度改革和征收房产税,现在就需要着手考虑。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村集体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首先要“变性”,由国家征收,成为国家所有,然后由地方政府独家拍卖。这种方式首先推高了地价,房价随之上升;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由此引发不稳定因素,包括一些群体性事件。从地方政府来说,表面上看得到大量卖地收入,但很不稳定,经济增速放慢后这部分收益就大幅下滑,这两年这种情况已经出现。

  地方政府缺少稳定的税收来源。这种土地制度不改,对有关各方最终都是不利的。而改革的核心是允许集体土地直接入市交易,当然前提是要有政府的规划和用途管制。级差收益部分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拿走一块,但同时要解决好农民的社保和就业等问题。征收房产税实际上涉及中国下一步税收制度的转型。

  南方日报:这两项制度建设对房价有何影响?

  刘世锦:这两项都是伤筋动骨的大改革,决非一日之功,难度不能低估,但现在必须动起来。动起来以后就会传递出信息,使各方面调整对房地产市场走势的预期,逐步挤出泡沫,对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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