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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新阶段政策基调是“托底”而非“推高”

  时间:2013-03-13

  摘要:外有全球经济低迷不振、复杂多变,内有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经济下行态势仅仅是宏观紧缩背景下的周期性回调,还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经过30年高速增长期的中国经济还能否重拾辉煌?经济下行期的中国又将如何持续推进改革?这些都是存在很多人心里的疑问和担忧。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和应对之策,备受瞩目。

  外有全球经济低迷不振、复杂多变,内有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经济下行态势仅仅是宏观紧缩背景下的周期性回调,还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经过30年高速增长期的中国经济还能否重拾辉煌?经济下行期的中国又将如何持续推进改革?这些都是存在很多人心里的疑问和担忧。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和应对之策,备受瞩目。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就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专访。

  经济增长进入转换期的判断依据

  中国经济时报:前段时间你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阶段。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刘世锦:这是两年前我们提出的一个基本判断。刚提出时,质疑者甚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此问题上的共识逐步增加。我们曾经对二战以来的国际工业化历史经验进行了梳理,从中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一批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也包括欧洲的德国,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当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降幅达到30%左右,有的要更多一些。对这样的结果,我们也颇感意外,于是开始考虑其后是否存在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按同一口径测算,2012年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9000国际元,而中国的增长路径与上述成功经济体较为接近,依次推论,中国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两三年出现潜在增长率较大幅度的回落。

  目前人们已经感受到了产能过剩的压力。即使供给能力充裕,当触及到需求边界,就会形成产能过剩。需要强调的并非短期的产业过剩,而是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来看的长期产能过剩。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长期需求峰值。一旦长期需求峰值出现,过去曾多次出现的短期过剩产能被长期需求增长所吸收的情景将不再出现,就会出现“真的”产能过剩。如住宅的长期需求峰值预计出现在2015年,基础设施中的公路建设在东部和部分中部省份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汽车的长期需求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峰值已经或接近出现。住宅、汽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龙头产业,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到近些年整个投资的一半左右,这些领域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摸到需求增长的 “天花板”。

  回头看一下中国经济近年来增长的轨迹,也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现象。首先是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投资、工业增加值和GDP指标的增速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或超过11000国际元的水平,增速回落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回落,回到以往高速增长轨道的可能性甚微,而投资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依托所在。

  第三,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风险加大,资产回报率降低,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正在接近需求增长的边界。此外,这一轮增长回落并未伴随突出的就业压力,是否意味着以劳动力供给来衡量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增速虽降低 新增量依然很大

  中国经济时报:应该如何认识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趋势,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刘世锦: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进入了转换期,对这件事情要有正确的认识。

  首先,从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看,能够在人均收入11000国际元处出现自然回落,是追赶型经济体成功的标志,因为已经较完整地吸收了高速增长的潜力,与更多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相比,会看得更为清楚。

  其次,即使增长速度降低,每年的新增量依然很大,只是与持续增大的总量基数相比,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例如,2000年时增长10%的新增量,到2012年只能推动2%或略多一点的增长,若要实现8%的增长,新增量至少要相当于当年的3倍以上。

  第三,今后一些年,为了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居民收入增速将有望超过GDP增速,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有望改善。还有,今后一些年即使增长速度降到7%或再低一点的水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依然可望如期实现;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按现价美元计算得到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很大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人均收入水平有望踏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注意防止经济“快落”

  中国经济时报:在这种经济增长的转换期内,可能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如何防范?

  刘世锦:国际经验表明,增长阶段的转换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这一时期具有超过以往的内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日本、韩国等就在这一时期出现过比较大的波动。

  从近期看,有两种容易出现、因而需要防止的倾向:一种是“推高”,试图回到以往的高增长轨道。在一些地方,政府换届后增长冲动上升,有可能助长这种倾向。特别当短周期回升时,但中长周期实际依然向下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过度乐观的预期。在对2013年增长速度的预测中,似乎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另一种情况是“快落”。2012年上半年一度曾出现这种状况。 2013年当短周期上升结束开始回落时,尤其需要关注是否发生“快落”的问题。

  表面上看,这两种倾向方向相反,但现实中很可能互为因果,成为一个连续过程。短期内人为推高速度,超过潜在生产率水平,出现通胀压力和金融风险。这时被迫调整,而一旦进入下行轨道,又可能出现“快落”,正所谓“大起大落”。这几年我们讲稳增长,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稳”的必要性更强,难度也更大,更应强调“稳”字当头。能稳住,不出现大的起落,就是很大的成功。

  因此,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宏观政策主要基调是“托底”而非“推高”。能保持7%—8%的增长就很不错,如果出现过热苗头,应及时刹车;另一方面,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止“快落”上,做好必要的政策和项目储备,一旦问题出现,能及时有效地出手。如果转换过程较为顺利,两三年就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增长均衡点是多少还有待观察,可能一个探底或 “试错”过程,估计将落在6%—7%之间。

  新增长阶段要上“两个台阶”

  中国经济时报: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哪些方面?

  刘世锦: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阶段主要是“铺摊子”,新阶段则主要是“上台阶”,而且是两个台阶,一个“产业升级”的台阶;另一个是“创新”的台阶。在这一背景下,新增长阶段将可能涌现出一系列新增长点。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投资增长仍有较大潜力,如高铁、地铁、中西部地区等。问题是如何在防控风险、提高效率基础上的促进投资增长;

  二是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应该还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涉及到两亿多人。现有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近20个百分点的非户籍人口。有研究认为,这部分人群解决户籍问题后,其消费将会增长30%左右,相当于6个百分点的农民进城;

  三是产业升级。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是23%,而日本是31.4%,美国是38.5%。如果通过产业升级,达到日、美的水平,就有30%—70%的提升空间;

  四是消费升级。收入倍增规划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消费比重。城市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级)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这一群体的比重到2020年将到达45%;

  五是更大程度、更高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通过改进贸易和投资活动,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在某些领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如与基本建设能力相关的对外贸易、劳务输出和投资等。

  六是创新。中国在不少领域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创新潜能。除了技术创新外,商业模式创新也不容低估。

  深化改革 破除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让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潜能充分释放?

  刘世锦:最为关键、难度最大的是破除制约这些新增长点潜能释放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这样,培育和启动新增长点很大程度上就转化为新形势下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

  新一轮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围绕新增长点展开,抓住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推动改革,产生增长效应,使改革和增长互为促进。

  ——以放宽准入、引入外部投资者为突破口,发掘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潜力。例如,铁路部门仍有一定投资增长潜力,但融资能力受限。应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改革企业体制和投融资机制,引入行业外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内的新的投资者。其他基础设施领域,如电力、石油、天然气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可能推进类似改革。

  ——以加快土地、户籍、财税体制改革,提高集聚效应和生产率为突破口,稳步而持续的推动城镇化进程。下一步推动城镇化,应当以提高城市的集聚效应和生产率为核心,推动土地、户籍、财税等制度改革,让人和地这两个基本要素更好地流动起来,促进优化配置,使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

  ——以形成一批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重组和升级。

  增长速度放缓后,工业的快速扩张期基本结束,产业内的竞争和重组将会加剧,出现购并、重组的高峰期,从而提高集中度。在此过程中,政府基本职责是促成和保护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参与重组购并的各种要素的流动和组合提供政策支持,并提供基本的社会安全网的保护。如何处置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是政府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此外,在国家层面,应当从长计议,制定规划,以识别、支持在今后二三十年具有稳定持续竞争力的产业。

  ——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突破口,促进消费升级。从过去一些年的情况看,中等收入群体是扩大消费的主导力量。这一势头将得以持续。应当通过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完善公共服务、发展消费金融等措施,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提升其消费能力。更重要的是,促进在升学、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机会均等,提高社会的纵向流动性,使更多的人通过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而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通过更多的创造财富而扩大消费。

  ——以开放促改革为突破口,谋求更高水平和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国内的诸多改革,都是通过对外开放而推动或“倒逼”的。这一条经验今后仍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以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内金融体系改革;以与有关国家达成自贸区协议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为契机,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特别是服务业领域的改革;与国际一流大学合作办学,带动国内大学教育体系改革等。继续推动企业“走出去”,利用国际研发、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并使之与国内产业链有机衔接。

  ——以涌现一批创新型的行业领先企业为突破口,推动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创新的重点是处在行业领先或龙头位置的企业。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逐步增多,但大多数处于基础产业和有一定垄断性的行业,来自制造业领域的大企业为数寥寥。而要真正成为创新型国家,关键取决于能否在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出现一批创新型的领先或龙头企业。为此,最重要是营造公平竞争、有利创新的环境条件,切实做到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在那些创新元素涌现的地方,领导者要敢于打破常规,以敏锐眼光和满腔热情予以扶持。近年来,一些政府看不见、瞧不起的领域创新成果脱颖而出、成了大气候的案例,很值得深思。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包容性的政策环境比一大笔科研经费更为重要。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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