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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北京如果再搞上几十个小城镇 还需要盖房子

  时间:2016-12-22

 

  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亮点

  主持人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人民网视频访谈。现在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欢迎您。 [08:58]

  刘世锦

  各位网友好。 [08:58]

  主持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了,您作为参会的嘉宾,会议中有哪些点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又传递出哪些政策信号? [08:59]

  刘世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丰富、信息量很大,都很重要。我从学习理解的角度,我觉得这么几点是需要大家更多的关注。这里面主要是有三条,第一条,我们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第二,确立了以新的发展理念为统领,供给侧改革作为主线的这样一个大的政策框架,这个大的政策框架确立起来了。第三,提出了稳中求进这样一个总的工作基调。

  除此之外还有几点需要关注的就是,关于稳中求进,这里面讲了有两点。一点就是,稳增长关键是要稳预期,特别是强调了我们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要加强产权制度的保护,要稳定企业家的预期,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预期和信心。再一点,就是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这次会议还提出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振兴实体经济。我们经济中间有一些比较大的失衡,包括实体经济内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房地产和其他经济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平衡的地方。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进一步振兴实体经济。还有一点,这次会议讲了一句很通俗,但是很实在、很切中要害的一句话,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在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之下,要逐步形成一套房地产能够长期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当然,这次经济工作会议还特别强调了下一步要开展的一些关键性、基础性的改革。最后还特别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怎么把中央的这些决策精神能够真正落到实处。特别是强调要建立一种想干事、能干事的正向激励机制。我想这么一些政策信号可能需要大家更多的关注。 [09:03]

  主持人

  刚刚您也说到了有一个经济发展的理念就是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个整体大的框架,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你认为,明年要做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点是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09:04]

  刘世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推进了一年多,有些方面应该还是进展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去产能,去库存也有一定进展。但是,去杠杆进展就比较慢一点。另外,降成本、补短板这些方面也有不同的进展。所以,在新的一年,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这样一个状况出发,有针对性地来加以推进。从去产能来讲,可能现在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比如像煤炭、钢铁,一方面在去产能,另外一方面,它的价格起来了。价格起来以后,传递的信号就是产能是多了还是少了,大家会问这个问题。这里面我觉得可能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产能到底多少。现在也有些数字,到底实不实,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来把这个情况摸清楚。我本人做这个研究的角度,曾经过去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过去比如讲,某个产业是严重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他报了一个数,说是全国产能有多少多少,但是,最后实际一调查,有些产能已经是有名无实了,有些企业产能也有,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是积压的,没有竞争力。现在讲产能,我觉得可能需要考虑一个概念,叫做有效产能,这个行业中间真正有竞争力的有效产能有多少。拿这个东西来评估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09:07]

  刘世锦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多的关注市场的信号。市场现在发出一个信号,说价格涨起来了,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些变化。但是,我们从调研的情况来看,现在去产能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到位了呢?有些地方有些行业,据我们了解,其实还是有关部门的协调之下,把工作的时间,就是一年开工多少天,把这个时间数朝前压,实际上是限产量。产能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去掉。但是把产量限了以后,供给就少了,这样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可能一定程度上和有些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所谓行业的卡特尔有点类似。就是产能现在还是存在的,一旦情况有所好转,可能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就是产能能够进一步释放,工作的时数要进一步增加以后,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就会变得突出。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去产能这个问题,我们把情况要摸清楚。现在总的来讲,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还是存在的。在有些行业,在有些地区,还是要进一步坚定不移地把一些确实过剩的产能去掉。

  去产能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真正要把那些低效率的、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去掉,去产能本身是要通过一个行业里边重整,优胜劣汰,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力,这是我们的目的。去产能并不是简单地说把一部分产能去掉,是通过这样整合以后把整个行业的竞争力提升。再一个,去产能过程中,有些职工可能就要下岗,怎么安置这部分职工,有些人通过学习、培训能够转岗,社会保障制度怎么进一步加强,这些问题也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去杠杆来讲,现在看来,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因为从全国来讲,杠杆率在过去一年,从全社会来讲并没有下降,还略有上升。怎么在管住货币这个水龙头,就是不能把水放得太多了,这个前提之下,要着力处置一些大的风险点。要防止或者要抑制一些资产泡沫,加强金融监管。这也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的,就是要加大力度,防范金融风险。

  去库存的问题,等会再结合大城市的问题,就是一线城市房地产的发展再讲一下。

  从降成本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包括我们一些生产要素的成本,更多的还是制度性的成本,就是我们经济学上经常讲的交易成本,怎么进一步降低,空间还是比较大。

  补短板,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一点,我们既要补一些经济结构上的,比如产业上的,生产要素上的短板,同时也要补一些制度上的短板。既要补一些硬的短板,也要补一些软的短板。 [09:11]

  主持人

  您刚刚详细解读了一下“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年重点做的工作。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突出强调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 [09:12]

  刘世锦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点始终是没有变的。但是,农业这么多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大的供求格局,就是过去那种农产品严重供不应求的状况,基本上都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过剩的问题。这个就突出表现在,我们现在一些农产品库存很大,每年为了收储这些农产品,比如玉米,国家财政的支出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整个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国内粮食的价格,或者几乎所有的农产品价格,和国际市场比起来都是高的。或者反过来说,我们农业的竞争力并不强,有些地方还是相当弱的。怎么改变这种状况。今年从调节价格机制开始,把价格逐步地要转向由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补贴就要补到一些真正给农民能够有获得感的那些环节上,通过这种价格调整以后,如果一些农民的利益受到一些影响,该补的还是要补,但是把价格机制要理顺。再一个,从比较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农业怎么进一步调整结构。国内国际市场还是要逐步打通。我们有一些特殊性,有些可能在一定时间范围之内还需要有一定的保护,但是总的来讲,还是要走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最后是要提升我们的生产率,这样还可以把更多的农民从农业领域中间解放出来,实现行业之间的转移。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这部分农民的收入。当然,从农业领域来讲,可能下一步还有相当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农业结构大的调整。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怎么提高它的品质,大家现在要吃得好、吃得安全,这都是供给侧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消费者要求提高了,消费结构提升了,但是我们的供给跟不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都是农业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些主要问题。 [09:18]

  主持人

  今年会议还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您认为是什么? [09:19]

  刘世锦

  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件事情,应该说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关于国企改革一些大的方向、原则,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里面讲得已经相当清楚。现在问题就是怎么落实。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是国企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这是这次一个很重要的提法。这个突破口怎么突破呢?这次也点了一些行业,比如电力、石油天然气、民航、电信、军工,这么一些领域能不能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

  从过去的情况来看,混合所有制在推动的过程中,也是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可能思想问题、观念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就是怎么混啊?还是要由国有股份占大股,处在一种完全控制的地位上。如果这样,有些民营企业就不愿意进来。他说我把这个资金投进去了,最后我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决策权。他积极性就不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三中全会文件讲得很清楚,在一个企业中间,除了一些有明文规定的特殊的行业之外,股权结构,所谓混合所有制,要按照有利于提升效率这个角度来进行设计,来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有些可能是国有股占大股,有些可能民营的也可以占一个比较大的比重,甚至让它控股,这都是可以的,服从于股权结构、企业治理结构的需要。这个方面要解决认识问题,也要解决一些具体的法律政策问题。这方面的改革,我倒感觉到,我们可能所谓讲突破口,需要在一些领域中间有所突破,有一些好的案例,比如说你有时候讲了很多一些大的原则,到底怎么落实,如果说我们在某个行业、某个企业中间做得不错,把这个案例好好研究一下,把它拿出来。因为在这个案例中间体现了,我们讲的很多大的相对比较抽象的原则,这样大家看得见、摸得着。比如说我们想学、想推广,就会起到一种借鉴、示范的作用。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要解决认识问题,一些体制机制,甚至法律上的一些问题。方法上,可能还是要注重能找出一些好的案例来。通过典型示范,我们现在讲的,创造一些好的经验,可复制、可推广,这样能不能使这方面的改革有一个更好的推进。 [09:23]

  主持人

  您说到首先要提高认识上的转变,接下来我们需要研究一下成功的案例,起到一个借鉴作用。您刚刚也说到了,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句话也是被我们很多媒体大量关注的,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在会议当中,也是提出了五项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对此,您如何解读? [09:24]

  刘世锦

  这次会议上用了一句很通俗的话,我看这句话现在很流行。它讲得很朴实,也是句相当口语化的话。“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话很通俗,很实在,但是非常切中要害。这讲到房地产发展中间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发展这个行业,盖那么多房子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住的还是炒的?因为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没有把房子看成是住的,他就是感觉到是要炒的。因为房地产是有一定的金融属性,但是我说它只是一定的金融属性,也就是说,有人把它作为一个投资的标的物,在一段时间之内,他可以持有,当然首先是购买、持有,过一段时间以后再出手,他从中可以获利。但是这个应该是建立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把这个范围突破了,把它主要不是看成是住的,而是要把它看成炒的东西,把价格推得很高,甚至出现严重的泡沫,这就偏离了这个行业本来应有的属性。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先是要强调的就是房地产行业,它的本质属性,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它到底干什么的。当然,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是有针对性的。因为今年一季度以后,一线城市房价飙升,包括咱们北京,我跟一些年轻人也接触,他们说以前还是想办法能不能买房子,但是自己的能力也不行,一般都是靠亲戚朋友,有时候是好几家人,好几代人力量集中起来,能不能买个房子。现在看了以后,已经不再做这个考虑了,已经感觉到离得太远了。就是房价涨到了让年轻人没有信心的程度以后,我们这个城市将来发展还得靠他们,你这个城市的未来在什么地方,城市的未来发展的动力在什么地方?这本质问题很值得考虑。当然国家采取了一些抑制房地产过快上升的措施,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区分,到底哪些是治标的,哪些是治本的。

  从一线城市房价上升来讲,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这个城市化最近几年出现一个很明显的分化的特点,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还有内地一些大的都市圈,这些都市圈在加快成长,各种资源,特别是人,年轻人,都向这些大的都市圈在流动。所以,需求是在上升的。为什么要朝这些地方来呢?通俗来讲,这些地方能挣到钱,或者我们说了,是就业创业的机会比较多。从经济学的角度,在这些地方,资源聚集的效率更高,生产率更高。这是一个发展的大趋势。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世界各国发达经济体都是这么一个状况。这种需求我们还是要顺应的,还是要顺应这样一个趋势,或者这样一个规律。我们有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现象,首先要分清楚什么是规律,对规律要谦虚一点,不要跟规律去答辩,特别是不要去违背规律,如果违背规律,最后吃亏的一定是自己。我想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还是一个规律,我们还是要顺应这样的规律。

  但是,我们又感觉到,人往大都市圈来,是不是都住到像北京三环以内或者五环之内?三环、五环之内已经太拥挤了。不仅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其他大城市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所谓闹市区已经很拥挤了。所以,大家就感觉到一个问题,你说还往大都市圈集中,闹市区里面已经这么拥挤了,为什么还要到这个地方来集中呢?闹市区不能这么再拥挤了,是要适当地朝外分散。你看看国际上一些大都市,是由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城镇构成的一个大的都市圈,往往是有一个核心城市,可能是相对大一点,然后有若干个中等城市,大量的是小城镇,然后构成都市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从都市圈来讲,集中的还是不够的。但是,闹市区又太拥挤了,所以,城市结构需要做一个很大的调整。在大的城市周边,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城镇是需要发展起来。比如北京,现在我们讲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并不是说北京、天津或者石家庄这些城市怎么发展,是在他们之间要做文章。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像的,比如北京周围,在几十公里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能搞几十个小城镇,把我们一些相关的行业,比如说大学、科研单位、大学城、科技城迁移过去。最近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浙江等其他一些省份开始发展小镇,就是美丽小镇,各种各样的小镇。我们可以设想在北京周围搞上那么几十个小镇。刚才我们讲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大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他们能不能按照他们的产业特点,分别转移到北京周边的一些小镇里边去。这个小镇一定要有产业的支撑,要实现我们讲的所谓职住结合,工作在这个地方,生活也在这个地方,这样通勤的费用也很低。发展起一批专业化的小镇,这样城市就可以分散了,至少北京三环之内、五环之内不要那么拥挤,房价也会适当地下来。大的城市结构上需要进行调整。简单说,要大集中,就是大的方面要集中到大的都市圈去,但是需要小分散,就是不能再挤到闹市区里面了,在大型、特大型城市周边发展起一大批小城镇。 [09:36]

  刘世锦

  这里面我想说一个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话题,比如三四线城市要去库存,要发展中小城镇。中小城镇发展,我们讲了很多年了,但是,现在会注意到,我们有些地区,在我刚才讲的几大都市圈加快发展的同时,有些地区的城市相对发展得比较慢,甚至有些相对是在衰落。即使在一些所谓当地的大城市、省会城市,房价也上不去,为什么?那些地方不要说小城镇了,就说中等城市、大城市,人也是往外走的。但是,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大的都市圈,比如我刚才讲的北京周围,如果将来我们发展出一些小城镇,它潜力很大。关键问题不仅仅是要讲小城镇,是要讲小城镇在什么地方。大都市圈里面的小城镇,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我们讲三四线城市的时候,不要笼统地讲,现在一定要和城市分化的特点结合起来,我们要看看哪些地区的城市是在进一步加快发展,特别是大的都市圈里面。哪些地方的城市是相对发展比较慢,甚至有些在相对衰落。在那些相对发展比较慢,甚至有所衰落的地区,不仅三四线城市,甚至所谓当地的一线城市,可能去库存的压力,房地产去库存的压力都相当大。但是,我刚才讲的,比如这几个大的都市圈,比如北京周围,如果再发展出一些小城镇,房子还不够,还需要再盖。

  主持人

  像您刚刚说到的,我们再回到三四线城市,怎么样去提高他们的吸引力? [09:41]

  刘世锦

  抽象讲一二三四线城市,有些问题讲不清楚。你得放在城市化目前出现分化的大的格局中间来看。如果处在大的都市圈的范围之内。我们平常讲的小城镇,甚至三四线城市,它发展的潜力还都有,有些可能还相当大。比如在北京,如果再搞上几十个小城镇,那还需要盖房子,发展潜力还很大。现在如果放到中西部,包括咱们的东北有些城市,可能城市规模还不小,但是现在去库存的压力也很大。所谓当地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去库存的压力仍然很大,更不要说三四线城市。

  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我刚才讲的,现在城镇化发展过程当中,刚才讲的大都市圈的崛起,这是一种规律,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为什么一线城市房价能够上升?还有几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土地财政的弱势,这么多年,土地收入,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卖地收入已经成为相当多的城市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有些地方已经构成财政收入的一半,有些甚至三分之二。所以,从地方政府来讲,有一种本能的冲动,就是怎么让卖地的收入多一点。而且我们城市里面的土地制度,是地方政府独家供地,它是没有竞争的,买地的人很多,卖地的就这么一家,而且采取了拍卖,把价格最容易搞高,或者抬得最高的这么一种办法。这是所谓财税制度决定的。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农村集体土地,特别是建设用地和农民的宅基地,逐步是要放松的,放开的。要逐步地同价同权进入市场交易的。因为我们现在大都市圈,特别是这些闹市区里面,房价这么高,它和农村的土地没放开有直接的关系。比如我们现在探讨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小产权房的问题。所谓小产权房,就是农民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过去盖了一个房子,但是过去政策上不允许,当然他更不可能有规划了。这些房子,我们能不能通过某种政策上的处理,比如说让他交适当的费或者税,让他以合法的身份进入市场。农村的集体土地,包括建设性用地和一些农民的宅基地,如果它能够以某种方式进入流转,你可以想象,比如北京周边,小产权房和农民的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如果都能够适当地动起来,可以进行交易的话,你说城中间的房价能有那么高吗?不会那么高的。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这几年这个货币还是放得多了一点。货币多了以后,池子里面的水多了,多了以后,因为这个水和过去有很大的区别,过去我们收入低的时候,基本上是消费的,当然储蓄也有一些,但是储蓄的量没有现在这么大。现在这个量大了以后,这些储蓄的资金要保值增值,要有资本的收益,最后看到底买什么东西好呢?这么多年发现买房子是最好的投资标的物。所以,很多人现在一看一线城市房价往上涨,他又开始去买房子了。所谓投资或者投机的力量就上来了,这样也是推动房价上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你从背景上看,或者从体制上来看,是因为货币还是发行得多了一点,水放得多了。

  我们现在解决一线城市房价过高的问题,第一,还是要顺应大都市圈加快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实际上是需求。这种需求短期之内可以把它压一压。但是从长期来讲也压不住,也不应该压。这是治标的,我们注意到我们现在地方政府出台的很多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大部分还是在抑制需求,或者还是治标的这种办法。其实你要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治本,就是我们的财税模式。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来获取收入,这种做法已经不具有可持续性了。下一步,我们现在提出了,就是要开征房地产税,通过开征房地产税给地方政府开辟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当然,开征房地产税,老百姓都很关注。这个里面情况很复杂,将来会有很多政策涉及到广大消费者、老百姓的具体利益。比如说,如果说你自己作为基本生活需求的第一套住房,是不是要征税,或者要征的话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征。投资投机性的房子怎么征税,这是有很大区别的。另外,我们现在买房子的时候,实际上把土地出让费用都交了,你说再收一道税,大家觉得不合理。这些问题怎么具体解决,都要拿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办法来。这些问题我们是要面对的,并不是说一征收房地产税就给大家不讲道理地加上一层负担,不是这样的。但是一定要搞清楚,征房地产税,这是大势所趋。发达经济体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都是要有这样一个基本制度设计的。这也是解决刚才讲的,我们地方政府是要有收入,但是你的收入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经济发展状况的改变,必须要做这样重大的调整,就是财税制度上的改革,这是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再一个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这个也要加快,这一关是回避不了的。最后就是我们的货币政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得很清楚,货币总量这个闸门还是要把它管住。简单地说,放水不能放得过多。当然还是要保证基本流动性的需求。我们还是要特别防止有些时候可能为了保增长,过多地使用一些刺激性的宏观政策的手段,把这个水放得多了一点,是要防止这么一个倾向。 [09:47]

  主持人

  刚刚刘主任非常详细地和我们解读了有关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么一个今年经济工作会议的定位。下一个问题是,会议提出要在减税、降费和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对于这样一些政策的提出,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9:48]

  刘世锦

  过去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营改增的推进,总体上来讲,还是减轻企业的负担。我们的税负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有些方面我们的税负水平还是偏高的,这个应该说还有一定的调整的潜力。但是,我也想指出另外一个方面的情况。现在税收,一方面是收入,再一方面是支出。在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税收增长的速度比经济增长速度要高得多,有些时候达到20%几,甚至个别的时候是超过30%。所以,当时大家有一些说法说是政府收入太多了。其实,税收的增长和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较是一个弹性很大的变量。是什么意思呢?当经济增长速度高的时候,有些时候税收的增长速度可以很高,但是,当经济开始回落的时候,我们这几年正在经历一个经济增长回落的过程。它有些地方,税收下降的速度,幅度可以更大。所以,我们已经注意到,有些地区,这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低,回落的幅度比较大。税收是负增长。但是,你这个支出,特别是关于民生方面的支出,一分钱都不能少,有些还要适当地增加。支出是有刚性的。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要减税,另外一方面,可能从一些地方来讲,整个税收,我们财政支出的压力也很大,怎么让收入和支出相平衡。这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也限制了减税的空间。还要从财税收入支出平衡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减税的空间有多大。这是一个方面,当然我们的减费,现在有些收费是不合理的,有些是公开的,有些还是隐形的,这个方面要通过我们简政放权,提供更好的政府的公共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我想特别强调的,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这个潜力还很大。这就联系到我们刚才讲的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和这个问题是相关的。我们的基础产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通信、铁路、金融等等这么一些领域,这些领域都是在干什么呢?实际上是给整个国民经济提供基本的生产条件或者说基本的生产要素。特别是我们这些原材料,基本的基础设施,都是由这些行业来提供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他们技术改革,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因为这个领域中间,效率总体上来讲还不算高,改革不到位。在这些领域中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要放开准入,鼓励竞争。通过竞争,效率才能提升,成本才能下降。这样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生产和运营成本。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中国降成本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改革,或者是中国最大的一项降成本的系统性的改革。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电信资费,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特别是移动用户,在世界上规模肯定是最大的。理应成为资费水平最低的地方。但是,现在的资费水平,不论是从高层还是老百姓,都要求把这个费用朝下降。咱们有关部门也在做工作,一些相关的企业,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是把资费水平朝下降。但是大家有时候也不太放心,看见你降下来了,有人发现说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拐了一个弯又给涨起来了。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那么几个电信企业,也就是那么三四个电信企业。将近14亿人的市场。缺少足够的竞争压力,是你让他降,不是他自己要降。我们提这个建议,在这些领域,能不能再放进去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让他们进去冲一冲嘛,加强一下竞争。如果这个竞争加强了以后,到时候不是你让它降,它自己要降。为什么?通过降成本以后,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这个领域中间关键还是要通过放开准入、鼓励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整个成本。

  最近讲的国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那些行业,大部分都处在国民经济这些基础产业的领域中间。这种改革对整个全社会降成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全社会,我们的降成本能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能不能有较大幅度的成本下降,和这项改革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国企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降成本,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回事。 [09:50]

  主持人

  最重要的是提高竞争力。刚刚讲到房产的时候说到了,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建议。今年会议提出要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归属,请问这样的一些改革的举措提出将对农民增收致富有什么促进作用? [09:51]

  刘世锦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要加快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因为近期在农业领域提出了一项很重要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三权分治,承包权、所有权、经营权,三权分开。按照它们不同的属性,让它们跟市场机制能够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加农村土地的流动性,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当然,这里面具体来讲,就是我刚才讲的,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还有宅基地,这个改革是要加快。这个方面也要解决一些认识问题。比如过去有些同志经常担心,比如宅基地,如果允许交易的话,有些农民把自己的房子给卖了,他把钱拿到以后喝酒去了,喝酒喝完以后,到时候没房子住了,这怎么办啊?农村将来就稳定不下来。这种担心是不是有道理呢?应该说是有道理的。比如拿到钱以后,然后就去喝酒,再下来就没房子住了。这种人有没有呢?他有,但是你得说他有多大比重。农村里面可能100个人里面有一两个也就差不多了。这种人不仅仅是农村有,城里边也有。这类的人你是要采取另外一些办法,或者我们说得更抽象一点,对一些特别困难的家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刚才讲的,他自己非理性的不负责任的花钱行为造成的一些困难,我们肯定有相应的一些解决办法。特别是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但是,你不能因此就不推动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不推动宅基地流转。只有通过这种流转以后,真实的价格才能够显示出来,它的价值,你才知道是多少。如果我们现在讲保护农民利益,保护农民利益一定保护他的产权。产权确定了以后,就是我们讲的确权,然后一定要允许他流动,通过流动以后,就是他才能提升他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样他的真实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其实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农村里面房子、宅基地,特别是在城乡接合部的,特别是我刚才讲的处在大都市圈范围之内的,这些农村的土地,他们价值都会提升的。你说农民到底有多少财产,很可能这一块土地的价值是他最重要的一块财产。但是通过确权,保护他的产权,通过他的流动,通过他的优化配置,他出现了一个更高的价格。这是真正的保护农民利益。如果挡住不让走这一步,你又说保护农民利益,你保护农民利益,农民利益是多少你都搞不清楚,你不让他交易,最后他真实的价值是多少你都不清楚,你怎么去保护?所以,把这个道理一定要讲清楚,讲清楚以后,我们还是要在这些方面从各地不同的实际出发,推进改革。 [09:52]

  刘世锦

  这里面我特别强调一点,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要加快改革。一方面我们加强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指方向、划底线,我们往东还是往西走,这个要搞清楚,不能走偏了。再一个,底线是什么?什么事不能干,什么局面我们一定要避免。在这个前提之下,下来具体改革的方案,到底怎么设计,这个改革的机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最后改成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调动地方基层、企业、个人的积极性。所谓基层试验,让他们再去探索。因为改革和创新是一样的,创新是干什么的?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其实我们先开始只是知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什么样子,你并不是很清楚。他要经过尝试,只有大量的试错以后才能找到对的东西。这个还是要调动我们地方基层、企业、个人的积极性,才能找到一个正确的改革的办法。 [09:53]

  主持人

  对于2017年的发展形势,您是如何展望的? [09:53]

  刘世锦

  从我们搞研究的角度来讲,2017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相当关键的一年。因为过去六年的时间,中国经济总体上是一个下行的态势,我们曾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六年的经济下行,到底怎么看?其实国内学术界和国际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大体上是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周期性的波动,认为增长平台是没有变的,这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但是,这个回调,与过去平均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下来已经降到7%以下了,时间也超过六年了,这个用一般性的所谓周期性波动是没法解释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平比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20%,所以,中国还可以保持高速增长很多年。这种观点听起来令人鼓舞,但是现实一看,那种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实际上不存在了,或者那个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点,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强调的,实际上是结构性的转变,或者说增长阶段的转换。就是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的一个中速增长。是一个不同增长平台之间的切换。这种变化,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曾经都经历过,也就是在中国这个发展阶段,就是国际经验可以验证的。另外,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讲,比如从供给方面,我们的劳动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需求角度来讲,相当多的工业产品的历史需求峰值已经出现了,所以,都可以解释出现这种增长阶段转换的原因。过去六年的时间实际上就处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之中。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现在已经非常接近底部了,2017年应该是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触底的关键性的年份。我们展望2017年,这个经济总体上还是能够保持一个平稳增长的态势。但是这个触底的过程,可能还没有那么简单。经济增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复。但是,只要我们宏观政策得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有实质性的进展,平稳触底的可能性很大。 [09:54]

  刘世锦

  触底的含义还需要解释一下。最近讨论很多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是英文大写字母“L”型,过去六年的回调就是“L”型这条竖边在一直朝下走。所谓触底就是要拐这个弯,目前正处在拐弯这个阶段。触底以后会进入新的增长平台,就是下面这条边。有人一听说是触底了,马上就会提一个问题,触底会不会反弹,我们说是不会反弹的。因为它并不是在原有一个平台上的波动,它是不同增长平台之间的切换,是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了。触底的确切含义是说,不再下降了,会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稳下来了。不会出现所谓的V型、U型,那种相当大程度的反弹。更不会出现有些人所期待的中国经济又会上到7%、8%,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这样的轨道上去,那是不可能的。但也有人担心说是,这个经济稳得住吗?触底以后是不是还会继续往下滑啊?根据我们的研究,参考国际经验,当触底以后是能够稳得住的。稳住以后,这个平台能够持续五年、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已经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更长远的发展目标,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得以实现的基础。 [09:56]

  主持人

  我们要对明年2017年的经济保持一个信心。感谢刘主任作客人民网和我们解读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些亮点,感谢各位网友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9:56]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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