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实现“中国梦”关键是推进改革与转型

作者:李佐军  时间:2013-01-16

  

  李佐军,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于不久前推荐专家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所透露的信息是要以史为鉴,寻求解决“担忧”问题的改革良策,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博士,来环球网做客,与我们分享他对“中国全面改革和转型的难点与出路”的思考。

  美欧日通过“量化政策”转嫁国内矛盾

  环球人物专访:2012年9月13日,美联储宣布了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决定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支持其经济复苏和就业发展。2012年12月12日,美联储又宣布了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每月购买450亿美元国债。这样,美联储每月资产购买额达到了850亿美元,这笔庞大的国际热钱必然会流向新兴市场,更会流向中国,并与人民币博弈。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美联储迫不及待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两次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它与日本和欧盟推出的“量化政策”一起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该如何应对?

  李佐军:美国之所以连续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是因为: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不如预期,失业率仍然偏高;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仍然不高;债务负担沉重,“财政悬崖”问题令其忧心。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通过印钞可以实施“美元霸权”,转嫁国内矛盾和问题。

  美欧日皆实施较宽松货币政策,意味着全球经济尚未找到走出危机的良方,国际经济危机还在持续,有可能朝国际货币体系危机演化。大家都加紧印钞的结果,必然是新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扑面而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将对我国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国际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刺激国内房价上涨;各种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增加企业成本;导致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直接影响;国际热钱流动增加,带来经济风险等。

  对我国来说,最主要的应对之策还是练内功,加快全面改革,推进经济全面转型,提升自身竞争力。同时,在政策层面近期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环球人物专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美欧日的“量化政策”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必然会给中国CPI上涨带来压力。值得注意的是,11月份反弹不只是像8月份一样的暂时反弹,还是新一轮反弹周期的开始。而此时,中国正进入改革深化期,CPI反弹会不会影响我国的政策和转型方向?有人认为,美国、欧盟、日本实行的一系列“量化政策”,实际上是在让我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为它们买单,您如何认为?

  李佐军:2012年11月份中国CPI从10月份的1.7%反弹到2.0%,这可能意味着新一轮反弹周期的开始。这一轮反弹,一方面来自国际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国内的多种因素有关:稳增长政策的刺激;“高成本时代”到来形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农产品价格还存在持续上涨压力等。

  CPI若持续反弹必定会影响政府政策的选择。保增长或稳增长政策在CPI较低时可以较好地实施,一旦CPI开始持续上升,刺激性政策会对物价上涨火上浇油,因此,当CPI开始持续反弹时部分稳增长政策就必须退出。这会带来一个正面作用,促使我们下决心真正将工作重心转到促进全面改革和转型上来。

  美国、欧盟、日本实行一系列“量化政策”,毫无疑问会让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部分买单,因为:美元、欧元和日元皆全球性货币,它们印钞会享受到全球的“铸币税”,带来的通货膨胀则是让全球分担,而其货币贬值带来的出口竞争力上升则让它们自身受益。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第三次大转型

  环球人物专访:我们谈了国际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再加上国内发展中的矛盾因素,势必促使我国走向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那就是寻找改革的新出路!习总书记前不久视察广东时,指出“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请问,“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里的“障碍”是指什么?“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里的“利益固化”是什么意思?中国深化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李佐军:近年来,改革有所放缓,主要原因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障碍;二是既得利益障碍。观念引导行动,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观念障碍主要表现在:一些人认为,经济在高速发展,没有必要改革;个别人认为,改革开放的路走错了,应回到从前;还有一些人认为,改革只会让少数人受益,不改也罢。

  既得利益是改革的又一大障碍,既得利益者总想保持和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最后形成了“利益固化”。“利益固化”后就形成了改革的更大障碍。既得利益者受益于以“双轨制”、“权力寻租”、不公平竞争等为主要特征的过渡型体制,希望这种既不是计划经济体制、又不是现代法治市场经济体制的扭曲性体制持续下去,因而不喜欢改革。只有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才能将中国改革推向前进。

  中国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法治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人本社会主义,根本方向是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据“十八大”报告,现代法治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人本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先进文化和生态文明。核心是保障每个主体的产权、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

  环球人物专访:是的,国家已经明确了深化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那么我国走向美好未来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我国已经历了两次大转型:第一次是建国初期我们推进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这是社会根本制度的一次大转型;第二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推进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目前,我国已进入第三次大转型时期。请问,第三次大转型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要推进第三次大转型?

  李佐军:实现“十八大”所描述未来美好蓝图的关键是推进全面改革和转型。改革决定转型,转型决定发展。第三次大转型是一次广义的转型,不仅包括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的转型,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制度的转型。这次转型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科学发展的模式和体制机制。

  推进第三次大转型的主要依据是:现有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已不能适应中国进入新时期的需要,具体表现在:

  一则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一是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开始逐步转入到中速增长阶段,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速度效益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经济”转型;二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高成本时代”,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低端经济”向“高端经济”转型,必须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才能消化高成本带来的压力;三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工业产能全面过剩阶段,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模仿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这样才能逐步消化产能过剩;四是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业阶段的下半场)、城市化进入到加速阶段的后半阶段,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型,或者“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五是国际经济危机还在持续,国际经济还将持续低迷一段时间,意味着我国必须实现从“外需经济”向“内需经济”转型。

  二则政治改革(转型)势在必行。一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中产阶级比例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政治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我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公民的维权成本有所降低,维权渠道有所拓宽,政治诉求更加广泛,增加了政治改革的动力;三是各级政府的债务压力加大,增加了政府转变职能的紧迫性;四是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也使政治改革更为迫切。

  三则社会转型势在必行。一是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遏制,提出了建设公平社会的要求。贫富差距扩大是当下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在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但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二是城乡差距依然较大,提出了建设城乡一体化社会的新要求。三是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群体性事件不时出现,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四是人口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人口红利”减少,提出了加快建设适宜福利社会的新要求。

  四则文化转型势在必行。一是部分人信仰缺乏,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要求大力发展信仰文化;二是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要求大力发展道德文化,重建道德底线;三是整个社会公民意识淡薄,要求大力发展公民文化;四是一些领域诚信缺失,要求大力发展诚信文化;五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要求大力发展创新文化。

  五则生态转型势在必行。一是全球气候变暖,使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成为生态转型的内在要求。二是全球能源危机,使得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对生态转型提出了要求。必须通过发展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来缓解目前能源短缺的压力和矛盾。三是全球性水资源短缺,提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要求。中国很多地区,尤其西北地区严重缺水,有些居民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用水都得不到保障,工业用水也严重短缺。解决水资源问题,必须通过植树造林、生态保护、涵养水源,使大气正常循环,从而实现生态平衡。四是目前各种污染事件频发,也使得生态转型成为当务之急。

  改革中该如何趋利避害

  环球人物专访:当前,无论是网民的激烈议论,还是学者的强烈呼吁,以及“十八大”报告的要求,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就是“改革”——也就是中国的第三次大转型!而且,各方也都认可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请问,“既得利益集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改革的阻碍?又该如何来摆脱这一困境?

  李佐军:谈到既得利益集团,首先必须弄清哪些是既得利益集团?一是政府权力部门;二是垄断行业,以及这些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等;三是房地产、金融等投机部门;四是有一定权力的机关事业单位;五是一些与公权有过度密切关系的私人部门和机构,包括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资企业;六是享有各种优惠和特权的开发区、试验区、新区、示范区等等。这些都是各种形式的既得利益主体。

  在推进改革和第三次大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面临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的最大困难,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既得利益集团希望现有的过渡型体制继续运行,这样它们可以继续控制较多的权力、资源、话语权,保持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虽然它们人数并不多,但却是我国下一步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改革都是围绕责权利配置展开的,因此,只有采取削权、减利、增责的方式才能逐渐削弱特殊利益集团。即削弱其既得权力,减少其利益,增加其社会责任,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的权利配置相对合理。这是一个总的思路和方向。当然,针对不同的既得利益主体,改革的重点应该有所不同。其中,政府改革的思路可以概括为:“减权力、减机构、减人员、减税费、增责任”,即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经济管理权力,增加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的责任,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这是我国下一步改革的主要突破口。

  环球人物专访: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对改革的利弊可谓诠释得淋漓尽致。改与不改都是两难:不改,民众会冲击执政者;改,又非常担心整个社会剑走偏锋。“不改”没有出路,“改”至少还有选择。因此,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专家座谈会上,向与会者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意在以史为鉴,找到一条执政者与社会双赢的出路,可谓用心良苦。请问,您对领导人向与会者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有什么样的见解呢?对寻找一条双赢出路,您又怎么看待?

  李佐军: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发展、稳定、改革和革命的历史,当一个国家发展和稳定一段时期后,总会积淀不少问题和矛盾,于是改革或革命出现了。改革是执政者的自我革命;革命是反对者对执政者的颠覆。改革较平稳,代价较小,但难以彻底;革命较激烈,代价巨大,但较彻底。改革也有一个时机选择问题:在矛盾和问题不太突出时进行改革,往往改不动;在矛盾和问题已积重难返时进行改革,已来不及了;在矛盾和问题比较严重时及时进行改革,则时机最好。

  目前,我国正处于矛盾和问题比较严重、同时在向积重难返演化的关键时期,改革还来得及、但绝不能再等了。在目前形势下,不改革,就如小平同志所说“死路一条”。改革也绝非坦途,也就是说并非只要一改革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改革也有一个“科学改革”的问题,改革也要“转变改革方式”,也要推进人本改革、科学改革、公正改革、协调改革等。总之,只有一方面痛下决心加快全面改革,另一方面科学地推进改革,才能找到一条双赢的出路。

  环球人物专访:“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伟大的“中国梦”时特别强调了这8个字,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对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您如何解读?同时,也请您谈谈这对推进中国全面改革和转型有何意义?

  李佐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对推进中国的全面改革和转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改革和转型与GDP增长或经济发展不完全一样:GDP增长或经济发展对各方都会带来利益增量,容易形成共识和合力,摩擦和阻力较小;而改革和转型不一定对各方都带来利益增量,往往有部分人利益要受损,因而难以形成共识和合力,摩擦和阻力较大。因此,推进改革和转型必须扎扎实实地去做各方面的思想工作,调整各方面的权益关系,化解可能带来的矛盾,在这里“空谈”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实干”,敢于碰硬,才能使改革和转型有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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