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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博士:吴敬琏和茅于轼都敢于直言 不怕风言风语

  时间:2010-01-24

  2010年1月24日,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八十寿诞。凤凰网财经特邀吴老弟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博士,谈谈他眼中的吴敬琏先生。

  以下“李佐军博士眼中的吴敬琏老师(三)”为文字实录:

  凤凰网:我们知道吴老有很多大家给起的绰号,比较著名的像“吴市场”,现在又有人说是“吴法治”,也是因为他提出了现在这种权贵资本主义,以及坏的市场经济。吴老师对权贵资本主义和坏的市场经济的警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佐军:吴老师这两个绰号,应该来说,比较准确地反应了吴老师理论的精髓。他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在研究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规律,以及中国如何推进市场化改革,一直极力倡导中国必须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所以早期,因为他长期坚持这么一个观点,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所以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吴市场”。早期这个绰号是带有贬义性质的。但小平南巡之后,“十四大”过后,“吴市场”就变成了大大的褒义词。

  这反应了他当时对我们国家推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么一个大的决策,作出了非常直接的贡献。但吴老师没有到此止步,他认为市场经济也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分,也有传统的市场经济和现代的市场经济之分。他研究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逐步发现中国不仅仅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还要建立现代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所以最近十多年来,吴老师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怎么来构建中国现代法治市场经济的事业中来。

  当然,他形成这么一个观点,也是跟我们国家在三十年改革中,逐步积累了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分不开的。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差距拉得过大,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他根据这样一些现实的情况,觉得中国还要推进现代的法治,要建设现代的市场经济。所以后来随着人们对他理性观点逐步地认识,给起了一个新的绰号,也是一个很褒义的词,叫做“吴法治”。

  凤凰网:像您经常跟吴老在一起,给我们介绍一下,吴老这些年的研究方向是否有一些转变,有哪些转变?

  李佐军:关于研究方向的转变,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是他一直在强调市场经济,就是刚才说到的。还有一些变的地方,我觉得也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从理论的关注点来看,早期他主要是对西方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这一块,关注得比较多。

  后来,因为经济学也在不断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等这些新的经济学,他也是与时俱进,一直在关注。所以他的理论层次越来越丰富,积累也越来越深厚,这是他的一个变化,他一直在与时俱进。

  还有一个变化,他最近七、八年来,开始关注中国发展方式的问题,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当然他在九十年代中期,当时在我们国家也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他开始关注,但那个时候还不是太系统的。自从2003年以后,他开始把他研究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特别强调,中国必须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关于重化工业的争论,他也是主要争论的一方。

  但他不是停留在重化工业本身的问题,而是从重化工业的争论本身提出中国必须要推进发展方式、发展模式的转型,必须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信息化,同时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当然要做到这些,他认为在深层次的问题上,还是亟待改革。这样把他以前关于改革的一整套理论跟中国的发展问题,当然还跟我们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的问题,就形成了一个更紧密的连结。实际上他研究的视野,相比以前,领域越来越宽了。这跟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也完全是吻合的,和现实发展的需要是吻合的。

  凤凰网:也就是说吴老一直在亲身实践着“活到老,研究到老”。

  李佐军:对,这个可以说他非常具有代表性,他都已经80岁,与他同时代的,当时有很多经济学家,因为种种原因,大多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至少退出了话语的舞台。但是他现在仍然活跃在我们经济学研究的第一线,而且他的很多观点,一看跟当前的实际,跟国际的大势,跟理论的进步,都是完全跟得上形势的。这对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凤凰网:吴老因为体制内的身份,他的研究在传播中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您觉得今后像这种有影响力的学者更多会在体制内产生,还是体制外产生?

  李佐军:我不太赞成这种体制内、体制外严格的区分,因为我想,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经济学家呢?就是能够将理论、实践和政策三者相结合的经济学家。完全体制外的,当然他相对比较超脱,可以发出比较独立的声音,但是他不了解我们国家政策运行的规律和这个方面的实际情况。所以有时候说的一些东西,可能听起来比较过瘾,但是没有可行性、操作性。

  但是像吴老师这样,他一方面理论根底比较扎实,另一个方面他也经常在下面搞调研,对实际情况也比较了解。更重要因为他在体制内,他了解中国体制运行的基本情况,但是他又不完全依附于体制内,他已经算退休了,能够相对超脱于体制,来把理论、实践、政策三个方面相结合。这样的话他提出的很多观点,包括政策的建议,往往能够产生实际的效果,这一点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

  凤凰网:体制外的经济学家,像茅于轼,茅老也是德高望重的,您能简单比较一下吴老和茅老两个人的异同点吗?

  李佐军:他们两个共同点更多。两个人在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是对现代经济学的精髓掌握得很好的。他们两个对微观经济学了解都比较渗透,对新古典经济学,或者对市场经济学价格运行机制这一块,他们都是了解得非常透彻的。实际上他们两个人理论的根底有很大交叉的,但是也有侧重点,不一样。他们两个人同时也都是追求真理、敢于直言,坚持自己的观点,也不怕风言风语的经济学家。

  不同点,我想因为他们两个人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别,吴老师对中国政策的情况可能了解得更多一点,他实际参与决策的程度更深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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