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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 解疑释惑也是一种道义担当

  时间:2017-01-17

    

  

  人物小传

 

 

  李佐军,湖南安化人,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5年发展中国十大年度人物。硕士博士先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和吴敬琏。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李佐军先后在高校、社科院、企业、银行、政府等不同性质的单位工作过,长期从事改革转型、资源环境政策、宏观经济、三农问题、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等领域的研究,著有《人本发展理论》《供给侧改革》等7部专著,先后在《经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600余篇文章。

  细数当前奋战在中国经济研究一线的学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绝对是较为活跃且名气较大的一位。

  曾师从张培刚教授、吴敬琏研究员的李佐军,近年来研究领域涉及宏观经济、经济改革和转型、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出版了多部专著,发表了数百篇文章,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高产学者。

  这位出生于湘西农村的经济学家,究竟如何与经济学“结缘”?为何有幸一路拜得名师?成果丰硕的他,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付出与努力?近日,在他逼仄的办公室里,李佐军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的采访。

  稀里糊涂进了经济学圈

  说起当年与经济学“结缘”,李佐军认为是“稀里糊涂”进了这个领域。

  李佐军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的一个小山村。在他出生的那个年代,中国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尚处于欠发达状态,靠近湘西的安化农村不少家庭仍要为温饱而发愁。李佐军的父母都是农民,靠做农活勉强维持全家生计,同时供养他们兄妹五人上学,明显力不从心。由于李佐军从小学习成绩优秀,家里就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勤奋的李佐军没有让家人失望,初中毕业后便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安化二中。

  高中毕业后,李佐军考上了中南地区名校——华中工学院(现改名为华中科技大学)。他说,之所以选报这所学校,与填报志愿时在学校宣传栏上看到华中工学院的宣传画有关。

  报考这所理工科为主的大学,文科出身的李佐军能填报的专业只有两个:一是新闻专业,二是技术经济专业。“我不是能说会道的人,感觉自己不是学新闻的料”,李佐军谦虚地说,尽管自己当时对经济学专业基本毫无概念,但还是选择了技术经济专业。

  年少的李佐军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选择将自己带进了经济学浩瀚的知识海洋,并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佐军回忆说,当时大学生很少,毕业时国家包分配,所以刚进校时自己认为已经进入“保险箱”,学习也就没了高中时的激情和动力。

  不过,经过将近一年的迷茫与彷徨,李佐军意识到,家里送自己上大学很不容易,不能再浑浑噩噩地混日子了,必须拿出考大学时的劲头,过好大学生活。于是,他开始给自己定目标、作计划、抓落实。很快,他不仅学习成绩迎头赶上,还养成了做调查、写文章、搞学术的习惯。每年寒暑假,他会撰写假期调查日记,记录自己对农村集贸市场、个体户、农业生产、农村合作经济、农村婚姻等方面的观察与思考。

  “现在回过头看,当年那些调查日记写得很稚嫩,有些结论也草率。不过,这种做调研、写日记的过程,让我养成了喜欢观察、勤于思考的习惯,也为后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李佐军说。

  深受张培刚教授感染

  大学本科毕业后,李佐军迎来了学术生涯的一次重要机遇。他本想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的硕士研究生。但因其本科四年各科平均成绩超过90分,名列班上第一,被系里推荐免试攻读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教授的研究生。

  李佐军说,张培刚教授是上个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领域有着很深的造诣。成为张教授的学生,极大地激发了自己的学术追求。

  他说,张培刚教授从多方面影响了自己的学术人生道路。首先,张教授学贯中西,理论功底深厚,跟着他学习,可以受到系统、扎实、前沿的经济学理论训练。其次,张教授的学术研究态度十分严谨,研究方法不断创新,从他那里不仅可以受到学术态度的感染,而且可以学到理论、历史、实证等多维研究方法。再次,张教授的家国情怀也影响着学生。张教授经常对学生们说,当年自己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和条件回国,主要是想为祖国作出一番学术成就,为祖国在国际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

  “无论是在学术追求上,还是在理想信念上,张培刚教授都给学生带来受益终生的影响。”李佐军说,张培刚教授在生活上也很乐观豁达,其人格魅力给每个接触过他的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要为农民说话

  硕士毕业后,李佐军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化方面的研究。

  “我上大学时就有个愿望,要为中国农民说话。”李佐军说,正因为有这样的理想,他长期对研究“三农”问题充满兴趣和热情。在社科院作了一段时间研究后,李佐军感到,研究“三农”问题必须扎根实践、深入一线。于是,他下海到农口央企工作,后又因单位变故到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工作。

  经过几年的企业闯荡后,李佐军发现,自己还是对作学术研究情有独钟,于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又毅然决定重返校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作为张培刚教授的学生,我肯定不能抱着‘镀金’或者‘混文凭’的心态去攻读博士。”李佐军说,经过几番权衡,最终决定报考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的博士研究生。

  考上吴老师的博士不易,要毕业就更难了。“吴老师的博士不好读,不脱掉一两层皮是很难毕业的。”李佐军说,吴老师对博士生的学习抓得非常严,有时甚至到了苛求的程度。例如,如果学生用“按理说”“一般说来”等字眼,吴教授就会说:什么叫“一般说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吴敬琏老师带的博士生中,能够3年正常毕业的很少,大部分学生少则4年多则8年才能毕业。李佐军回忆自己在读博期间,光博士论文题目就先后换了三个,而且每次都是在论文成稿后换题目,吴老师看完后认为达不到要求就打回重来。

  “如果加上几次开题报告和各种资料准备,我撰写博士论文的总文字量超过100万字。”李佐军说,在反复换题和修改的过程中,他看了很多书,查阅了许多文献。事后看,这种经历已成为其学术道路上的一笔宝贵财富。更重要的是,吴老师对学术研究的严苛要求,也持续影响着他后来的学术研究。

  人生经历让我更接地气

  2001年底,李佐军从国务院体改办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工作,开始了新的人生征程。

  “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后,我总算安定下来。这里的研究氛围很好,为我们这些喜欢思考点问题、作点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人提供了不错的条件。”李佐军说。

  在李佐军看来,尽管他从研究机构到实践部门、再从实践部门回到研究机构,兜了一大圈,看似走了一些弯路,但在不同单位工作的经历,加上自己从农村到县城,从县城到武汉,从武汉到北京的阅历,一方面大大拓宽了其研究视野,另一方面也使他能够较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研究更接地气。

  “我这些年来的研究领域能广泛涉及‘三农’问题、金融问题、企业改革和企业战略问题、城镇化问题、产业经济问题、区域发展问题、经济改革和转型问题、宏观经济问题、绿色发展问题等,与人生经历比较丰富是分不开的。”李佐军说。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这十几年,是李佐军在学术上的积累快速转化为成果的“丰收时刻”。这期间,他撰写和出版《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等6部专著;主编《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蓝皮书等12部著作;合著和参著了20多部著作;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近600篇文章;呈递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90余篇调研报告。

  记者提问倒逼我学习

  随着李佐军的名气和影响越来越大,他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会议和调研邀请,以及越来越多的媒体采访要求。

  有人经常问:哪有那么多时间写作?接受媒体采访是否会影响其专心做学问?“时间都是规划出来的,是时时刻刻挤出来的。”李佐军说。

  记者在采访中留意到,李佐军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着每天要做的事,而且标注着轻重缓急。正是因为有严谨的时间观念,李佐军每天都会挤出时间来思考问题。他甚至经常利用坐地铁的时间写微博,对自己的思考总结提炼,形成要点或提纲,为今后写文章预先搭好框架。

  李佐军说,在接受媒体采访方面自己也是有选择的,接受采访的话题必须与自己平时关注和思考的领域相关。而且,国研中心专家也有一个新的职责,就是做好中央政策的宣传解读,为公众解疑释惑。在李佐军看来,“这既是工作职责所在,也是社会担当的要求”。

  “我更愿意把接受采访看成是帮助自己发现问题和启发思考的过程。”李佐军说,媒体在解读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经济现象时,经常会站在与学者不太一样的角度,有时会捕捉到一些新鲜有价值的问题。例如10多年前,有位记者在采访李佐军时提到,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最近明显提高。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佐军意识到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他开始对此从理论和历史经验等角度深入研究,并与其他共同学者提出“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判断,引起较大反响。

  “有时,记者的提问会倒逼我们去学习和思考。”李佐军举例说,中央和国家各部门每年都会出台大量政策文件,自己不可能对每一份文件都及时深入学习。记者提问后,就会倒逼自己认真学习和思考,以较准确地解读。

来源:经济日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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