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会不会衰败?弄清这8个问题就够了

作者:厉以宁  时间:2017-07-16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非常关键的转型期,慢慢步入“新常态”,向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迈近,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多下行压力,有人甚至比较悲观地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走向衰败,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争论。

  其实,有争论也不足为奇,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因素太多了,内在的、外在的、国际的、国内的……本身就充满了变数和风险,再加上我们正处于“新常态”的适应期,扑朔迷离的经济现象也随之增多,更容易让我们看不清虚实。我们很难预料到30年,特别是50年以后的经济是什么样子:

  还有蓝领和白领的区别吗?

  货币的用处还有多大?

  企业的规模会不会变得很小?

  将来还有人会买汽车吗?

  ……

  库叔推荐大家读一读厉以宁的这篇文章,从八个方面来解读中国经济变局,厉以宁认为,未来很多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想不到的。想不到的我们也要想,因为这种经济中的重大变化可能最早就是异想天开的,但异想天开的事或许最终会成为事实。

  摘编自厉以宁所著《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原文有改动,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1实现中高速增长的两个重要条件

  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一个问题要从“新常态”谈起。我们对新常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比如前几年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持续的高速增长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不能够持久。正因如此,我们转入了中高速增长,这符合当前的中国实际情况。

  高速增长带来五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资源过度消耗,二是生态恶化,三是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四是经济效益普遍低效,五是为了促进高速增长错过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都是尽量从技术创新找出未来经济发展的道路,而我们忙于高速增长,耽误了时间,所以这是我们要牢记的重要问题。

  另外,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我们的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一般而言,7% 甚至6%~7% 是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同样是不容易的,而且并非转入中高速增长就真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因为它需要重要的条件:一是结构调整,二是创新。没有创新,没有结构调整,中高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

  2经济下行压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我们遇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

  第一,要分析下行压力是如何形成的,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我们该怎么办?要先把问题弄清楚,然后再想办法找出对策。现在不是增长率本身的问题,而是增长速度放慢的问题。另外,也应看到要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代价过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前几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大量的重复建设,包括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加上地方产能过剩等各种因素叠加所产生的后遗症。产能过剩的最大问题一个是造成消耗,另一个是浪费资源。前几年我们超高速增长实际上是浪费资源的增长,没效率的增长。

  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要稳步增长要看基数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今天我们的基数和10 年前相比,是越来越大的,每增加1% ,难度将更大,这样的状况不可持续,所以有一个递减的过程,前几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也给我们今天的继续增长带来了困难。

  第三,国际市场的不稳定给我们的出口、对外贸易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我们遇到了两个困难:日本在高科技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东南亚国家在低端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它们的劳动生产率虽然比我们低,但是它们的工资低。所以,我们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应该认识到今天的困难和国际经济形势是有关系的。

  第四,要明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后,想要扭转局面为何困难重重。结构调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已经形成了这么多过度投资,现在要扭转过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进行结构调整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能不能忍受结构调整带来的损失,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坚持不下去就会前功尽弃,所以要认识到结构调整的艰巨性。

  第五,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不能性急,能真正占领市场的技术创新需要经过多年的积累。比如深圳的华为,华为也不是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它现在是收成期了,但华为也意识到不能止步,还要继续创新。

  当前有一个话题是“互联网+ 创新”。互联网意义重大,但是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在探索,谁都不知道互联网会把我们推到什么地方,这是经济学界也难以预料的问题。但这是一种趋势,互联网作用巨大,会呈现出很多新技术,让结构调整变得更为顺利,但是否能拉动经济的发展,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

  正因如此,我们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时要坚持两点:一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这一关非过不可;二是技术创新,要走群众创新、创业的道路。思路上要坚定,不要再幻想,也不要老调重弹,经济的大起大落对我们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还得讲宏观调控,着重放在定向调控上,因为定向调控就是结构性的调控,重视微调和预调,这样我们才能适应当前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

  3未来,高投资未必带来高就业

  第三个问题是观念上的转变,高投资未必带来高就业,这是我们遇到的新问题。过去讲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增长率高,新创造的工作岗位就多。这个观念在过去是符合情况的,因为中国经济还在比较低的层次上运行,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因为中国要在产业升级中实现经济增长和高科技的发展,所以对当下来说,就业问题不是靠大量投资就可以解决的。

  最近我在某企业考察时,这个企业未来的厂长在工地上向我介绍,他们进行了大量投资,我问他,你增加了多少就业?他的回答很简单,一个都不增加,还得裁员,现在的投资和过去不一样了,技术创新的投资是完全现代化的。比如,用机器人代替劳动力,效率提高了,但不增加就业,原来年纪大的工人被重新安排,有的就退休了,年轻一点的工人要再培训,进来以后首先得是一个技术工人,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再问其他的企业怎么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他们说不是靠高投资解决,而是把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创业,创业就增加了就业。还有的把企业很多部门分散开来,一个部门就是一个创新单位,自己有一帮人在里面工作、发展、赚钱。现在很多人的观念都有所改变,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劳动力,也不主张出去打工了。首先是学技术,更多的地方需要技术工人,还可以创业,甚至回家去创业。所以,民间存在着极大的创业积极性,这就是中国未来解决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有人预测,20 年以后不再需要写字楼,完全采取职员在家里办公的方式,因此我们的就业观念需要改变,这就意味着解决就业未必靠高投入。当然,尽管技术在改进,但适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加强人力培训还是需要的。

  4高利率未必能够抑制通货膨胀

  第四个问题,高利率未必能够抑制通货膨胀,这是新观点。传统观念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投资太多、消费太旺等导致的需求过大造成的,这种形势下,能够用紧缩的办法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20 世纪70 年代初,美国发生了滞胀,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失业,就是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于是,当时主流派经济学家都感到不知所措,因为按照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总需求扩大了就易引发通货膨胀,总需求小了就产生失业,所以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可能并存的。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找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让他们研究为什么有滞胀,结论是当时出现了两种垄断力量:一种垄断力量是工会,工会认为它能控制工人的行动,它坚持一点就是工资必须刚性,就是只能升不能降,工资降了就罢工;还有一种垄断力量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认为价格是它控制的,所以它有价格的刚性,价格只能升不能降,哪怕将东西销毁也不能降价出售。这两种刚性的同时存在,就像小孩玩跷跷板游戏,经济学家主张去按住小孩,如果两只手把两个小孩全按住,工资和物价就跳不起来。其实,这完全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观点,但尼克松居然接受了,他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这就是20 世纪70 年代美国著名的工资冻结、物价管制措施,但是后来搞不下去了,尼克松的政策也就破产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接受了供给学派的观点,由于问题出在供给上,所以通过创新产生更多新产品,集中创新成果就能够带动经济增长,于是美国从8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就摆脱了停滞状态,通货膨胀问题也解决了。

  这个经验告诉我们,目光不能短浅。今天的通货膨胀,就是之前投资过多,需求过大造成的,所以该投资的投资,银行该放低利率的放低利率,才能适应新经济增长。

  “钱荒”怎么来的?我在浙江专门为这个问题考察了好几个市,它不是货币供应不足,M1 (狭义的货币,即现金+ 活期存款)、M2 (广义的货币,即现金+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的供应都挺多的。“钱荒”主要是贷款难,银行感到民营企业靠不住,贷款收不回来问题就大了,所以就找信得过的国有大企业来贷款,可是这些国有企业并不需要这么多钱,贷款利率还低,那怎么办呢?把钱转放出去。

  民营企业贷不到款,就找国有企业分借一部分钱。另外,很多人贷不到就求助于自己人,于是在浙江就流行一句话——“现金为王”,就是企业最重要的就是把现金拿在手里,有了现金就有了一切,这样资金链不会断,产业链会顺畅,有投资机会就能下手。最终,家家企业都是超正常储备现金,结果现金储备量大了,以至M1 、M2 没变,但还是紧张。

  所以,中国以后如果发生通货膨胀,一定要多方面考虑原因和解决方案。

  5市场是可以创造的

  第五个问题,任何行业都应该懂得市场是可以创造的,这是一个新命题。我在河北沧州考察,沧州的肃宁县专做裘皮,有些人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以前裘皮主要卖给俄罗斯,但由于卢布没购买力了,所以肃宁裘皮即使比欧洲便宜得多,俄罗斯人也不买。最后,我给他们几句忠告:一是“让产品更具有个性化”。因为当前的消费和几十年前是不一样的,20 世纪90 年代初甚至90 年代末都属于排浪式消费,赶时髦的,但现在不是了,现在的消费是个性化的。二是“让服务更人性化”。你和顾客打交道,你板着脸,好像我是给你恩赐一样,那就错了。三是“把品牌打到国外”。目前中国的品牌还没完全建立起来,而品牌是靠多年的产品和质量建立起来的。四是“把消费者留在国内”。如果国内能够买到质量好的马桶盖,人们怎么还会出国去买?把消费者留在国内,这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现在的自贸区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常给研究生讲一个案例,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了四个推销员各带一批样品到指定的寺庙里推销。第一个推销员一把没卖掉,因为和尚说光头不需要梳子。第二个推销员销售了几十把,他跟和尚们说梳子除了梳头之外还有其他功能,如刮头皮止痒、美容等,所以在寺庙卖了几十把。第三个推销员卖了几百把,他观察到庙里香客很多,香火很旺,但香客们磕完头后头发有点乱,香灰掉到头发上有点脏,于是他就去找方丈,说庙里香火旺,香客这么热情,庙里应该关心他们,在每个佛堂前面放几把梳子,让他们感觉庙里关心他们,他们来得会更勤快。于是他卖出了几百把。第四个推销员销售了几千把,他直接找方丈聊天,说庙里出去办事有人事关系要打通,木头梳子是最好的礼品,可以在木梳上刻上“佛在心中”“积善为本”,把它变成了庙里的名片,这样一来他卖出了几千把木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市场可以创造,市场创造以后产品功能发生了变化,新功能代替了旧功能。今天我们要走出去,一定要让产品增加新功能,让产品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这样我们才能打开、创造新的市场。

  6“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人视角

  第六个问题,是经济人和社会人的问题。以前所有的经济学书本里谈到的都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是说人们是从最低成本、从最大收益考虑的,但今天的世界在发生变化,光讲经济人假设是不够的,社会人假设,就是不完全从经济人角度考虑,也从社会人考虑。

  比如说有A 和B 两个地方都可以进行投资,在A 投资利润高,成本小,在B 投资利润没A 那么高,成本还比A 高,所以从经济人角度出发,人都会在A 投资,但偏偏有人愿意在B 投资。为什么在B 投资呢?有各种理由。第一个理由是B 是我的故乡,我已经发展起来了,有钱了,可故乡还那么穷,我愿意在那里投资办厂,解决下岗问题,这是从故乡的角度出发。还有一个人可能这么想:我从小在那里生活过,在那里上学、工作,人多瞧不起我,说我没出息,于是我离开那里创业了,现在有成绩了,我就回来给你们看看,我是不是你们眼里那样没出息,我回来办一个大企业,改变你们过去的成见。或者还有一个人,过去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做过一些对不起人的事情,今天可能感到内疚、后悔了,而现在自己成功了,就在那里办一个厂,到当地赎罪。

  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今天我们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会人的想法会逐步增加,所以单纯从经济人角度考虑是有局限的。

  7重视“第三种调节”——道德的力量

  第七个问题,是发现和利用好第三种调节。我们过去讲的第一种调节是市场调节,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用市场规律调节;后来是政府调节,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调节,用法律法规、政策来调节。那么有没有第三种调节呢?市场的出现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部落之间发生了商品交换,才产生了市场。政府调节更晚,有了国家和政府以后才会产生。但是人类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出现前,生存和繁衍都是靠道德力量在调节。有了市场和政府调节后,道德调节也在发挥作用,常言道“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发生小动乱,乡下人往城里跑,投亲靠友,认为城里比较安全,所以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发生大动乱城里人都往乡下跑,但是大乱的时候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人类还是存活下来了,社会还在继续发展。没有市场不要紧,没有政府也不要紧,因为还有道德力量存在。

  我们要重视第三种调节,道德力量就是文化调节,文化调节就是每个人都自律,都遵守公共规则。社区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都促进了人类道德力量的自律,这对我们今后很有用处。

  8重视资源配置效应,让国有经济增值

  第八个问题,是重视资源配置效应。多年以来,经济学中研究的生产效用就是投入产出之比,投入不变,产出增加,生产效率就提高,假定产出不变,投入减少了,也是生产效率提高,所以生产效率是重要的。20 世纪30 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二种效率,叫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是假定投入是既定的,把配置方式调节一下效果也有了,就是用A 方式配置产生M 效应,用B 方式配制产生M+1 效应。这个观念出来以后,产生了两种效率并存,生产效率着重在微观领域内的企业管理、生产部门管理;资源配置效率着重在宏观方面,宏观方面能够使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所以我们今后更要重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比如,国有资产外溢,效率会提高吗?能否把它配置得更好?换一个方式来配置,如果它的效率比现在提高的话,那会增加更多国有资产。

  最后,关于经济的未来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它的变化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二是经济急剧变化而且可能是加速度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预料到30年,特别是50年以后的经济是什么样子。还有蓝领和白领的区别吗?货币的用处还有多大?企业的规模会不会变得很小?将来还有人会买汽车吗?很多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想不到的。想不到的我们也要想,因为这种经济中的重大变化可能最早就是异想天开的,但异想天开的事或许最终会成为事实。

来源:瞭望智库书摘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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