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接受政治现实:中国政治改革的逻辑起点

作者:孟立联  时间:2014-06-27   浏览次数:0

   中国的法学家十之八九都接受了西方法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中国的政治学家大抵对西方政治学说是非常熟悉的。与此相反的是,找不出有几个美国法学家、政治学家对中国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了解、认识,更别说系统的理解和研究。 

  这个格局,不仅是中、西方交流不对称的后果,也是中国在摆脱百年耻辱后急于赶超的必然结局。然而,种下的因,结出来的未必是果,纵然是果,也未必是因的果。 

  急于赶超的心态,注定在学习中是囫囵吞枣的,虽然有不少洋洋洒洒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法律制度史著作出版,但对这些政治思想、法律制度却少有人类文化学的参与或结合,或融入,或参照;虽然有不少的大牌学者、专家,但他们言必称希腊式的学习与研究、讨论方式,使得他们汗牛充栋式的文章、谈话,不能说离中国很远,但给人的感觉是:对象虽然是中国,内容却不是中国的。 

  最近这段时间有关宪政和反宪政的讨论表明了这一现实。从论辩的双方来看,反宪政的力量远远没有宪政力量强大。联想到宪政力量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可以想象宪政的话语权在学界是何其显赫。 

  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也不赞成宪政。我在《宪治:中国当下最现实最可靠的政治发展目标》[1]中已有说明。另外想说的是,我不赞成宪政,还源于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屈辱。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爱我的国家,我希望我的国家更加繁荣、强大,虽然未曾想过加倍还给西方带给我们的耻辱,但至少能给西方人留下也敢于在西方人面前表明中国的意图、中国的观点、中国的愿望,维护中国的存在,中国的利益。我不知道宪政是否会给中国带来这样的前景,事实上,不发达资本主义宪政国家包括印度、南美和非洲的广大地区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宪政不是通向繁荣、强大的唯一正确的道路。除了宪政道路,还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 

  我也反对反宪政论者的观点。他们的辩驳同样没有力量。宪政姓资还是不姓资,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是问题的,带着有色眼镜观察世界。或许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许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宪政国家,使得宪政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划上了等号。历史地看,宪政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不等于宪政。即使是资本主义的宪政,也有共和宪政,也有君主宪政,以及其他的宪政方式。所以,宪政只是制度安排中的元素,而非制度本质。宪政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其他社会制度所吸取。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出的灵活性是相当出色的,最显著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大量吸收社会主义的因素,也是资本主义还在发展,还在前进,还未出现垂死挣扎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国家里的 政党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体两面的,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共产党及其他类似党派。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共产党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并维护之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共产党存在的前提,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法律规定的,否则,就是违法,就是不能存在的组织。既然承认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共产党及其他类似组织则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同样,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体两面的事,虽然中国也有八个民主党派,但这些民主党派都以承认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以发展社会主义为己任。所以,不同国家党际之间的交往要服从国家利益。[2] 

  不同的社会制度在追求国家利益上都是相同的,虽然追求国家利益的方式不太一样,至少对大国来说是如此的。所以,国家利益远在党的利益之上,不管是中国共产党或者欧美执政党。新近爆发的美国棱镜事件以及早先的“水门”事件,无一不认为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虽然前者是为了共和党赢得总统大选,后者则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进行的电话和网络秘密监控,但国家安全则作为一个框,把所有不合法的、不道德的行为全装在这个框里,且还理直气壮。其实,类似的监听、监视、监控不只在美国发生,也不只是在所谓的民主国家发生。不久前,湖南省三个年轻人监视麻阳县委书记的报道与审判,显示出中国此类的监听、监视、监控或许也不是少数,事实上不少微博被停止使用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监听、监视、监控的普遍存在,虽然前者属于个人行为,后者属于公权利行为,但在本质上,监听、监视和监控则是毋庸置疑,都是对他人(含组织)的侵犯。所以,棱镜引发了轩然大波,美国国内强烈反弹,欧洲国家普遍不安,德国、新西兰等国家甚至要求美国做出解释和说明,虽然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与美国拥有所谓相同的价值观,承认所谓的普世价值。 

  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是一切科学研究必须面对且必须严肃回答的问题。近代中华民族、中国的耻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根本原因[3]。学习西方,不仅是自然科学技术,也还包括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宪政”就是学习引进西方的产物。学习、引进不是目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制夷”,使中国强大起来,不再受西方的欺凌、掠夺。因此,不管是宪政还是非宪政,都是追求国家利益的桥梁,而不是目的。宪政派的代表人物茅于轼老先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说法,“不要拿我交的税去建航母”。在茅先生看来,“修建航空母舰有利于增强国防力量”“有点一厢情愿”。“如果别的国家因为中国加强了国防,他们也加强自己的国防,双方加强军备的效果就是彼此抵消。剩下的唯一后果就是浪费了各自的国力。”[4]所以,中国不应造“航空母舰”,为国际社会树立一个样板。对茅先生个人的见解我是尊重的,也维护他自由发言的权利。我不怀疑茅先生的良好用心,也不怀疑茅先生的真诚,但是茅先生似乎忘记了这是一个民族、国家存在的时代,虽然中国有着很悠久的国际主义传统,然而,国际主义是有边界的。在一个民族、国家还存在的时代,民族强盛,国家强大,是所有民族、国家追求的共同目标。如果说普世价值的话,或许这应属于普世价值的范畴。 

  我们终于到达了可以“制夷”的阶段,切不可自废武功,自废长城。这是中国最大国家利益所在。本文不介入普世价值的争论,提醒注意中华文明是独立的文明存在,虽然不少具体的普世价值已经得到了中国的承认和接受,且这些普世价值已与中华文明融为一体,比如权利与人民当家作主,相比抽象的权利观念人民当家作主更具意义。从中国文化中挖掘、构建一套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政治话语系统,既是可行的,又是必要的,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还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全球价值。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政治话语系统也应具有相似的地位。 

  因此,学习宪政等西方政治思想、法律思想是重要的,然西方政治思想、法律制度的中国化更加重要。中国共产党加快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学界也应加快西方政治思想、法律制度的中国化。立足于中国传统,面向世界和未来,用中国语言、中国思维、中国方式书写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是学界的使命、责任。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我提出了“宪治”观。承认中国政治现实,接受中国政治现实,是我们进行政治研究的起点。敦促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落实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的具体制度,按照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改革国家权力结构,重塑政党、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我以为,这既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也是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具体路径,还是中国自己的政治话语系统的基本点。     


 

  

  [1] 孟立联:《宪治:中国当下最现实最可靠的政治发展目标》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3053184611.html  

  [2] 国与前苏联的翻脸、中国对朝鲜半岛无核化政策的坚持等均是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的。   

  [3] 魏源:《海国图志》,第6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4] 茅于轼:《不要拿我交的税去建航母 道理谁都能明白》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1_03/27/5391175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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